《交道口•24号》|163

本文摘自《交道口•24号》作者：苏文洋江苏人民出版社

简介：

本书披露了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地下电台被敌人侦破，致使西安、兰州、沈阳、承德等一些地下组织连遭破坏。一些重要的情报关系人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杀害。这是中共情报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损失，也是国民党军统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

目录：

蒋委员长亲授“宝鼎”勋章

1947年10月4日，下午。

北平。

“嘀嘀！嘀嘀??”

汽车喇叭刺耳的尖叫声，刺破了金秋的空气。在炎热的阳光下，十几辆美国造的“顺风”、“雪佛莱”和法国造的“雪铁龙”轿车，风驰电掣般从北平西苑机场向市区内驶来。

凄厉的警笛声使人闻声色变，在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纷纷回避，有的奔到胡同小巷里，有的躲到墙根下，用惊恐的眼神打量着这呼啸而过的车队。

“瞧这威风凛凛的架势，肯定是非同一般的人物！”

当庞大的车队从宽街直奔交道口方向时，附近的市民几乎判断出了车上那些神秘人物的大概身份。

交道口，也就是元大都的杀人刑场柴市口。600多年前，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这里从容就义，留下了千古绝唱《正气歌》。如今，这里早已不再是杀人刑场，但离此地不远，有一处官邸，住在里面的人物依然是以杀人为业。

从交道口往南百十米远，路西是一条僻静的胡同，铺着洁净的柏油路面。在当时“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的北平市区里，这样的道路真可谓“凤毛麟角”。

汽车一辆紧接一辆地驶进了这条街巷--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顷刻间，来到进口不远的路北两扇朱漆大门前。

“嘀嘀??”

听见首车汽车喇叭声，大门迅速被卫兵打开。车队稍稍减速，鱼贯而入。绕过门前的一座小巧玲珑的假山喷水池，最后“嘎”地一声，中间两辆轿车停在一座三层西式楼房的门前。

只见正中大门的石阶下，依次排列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他们一个个泥塑木雕般昂头肃立。

前边几辆黑色轿车的门开了，跳下六七个随从模样的人。他们打开中间两辆轿车的车门，扶下两位很不平常的人物。

两个人是一对夫妇。男的身着中山装，外罩黑色披风，手拿一根“司的克”手杖。瘦长的身材，清癯的脸颊，锐利的目光，谁看见都要倒抽一口冷气。啊，蒋介石！不用说，女的是宋美龄。

“蒋主席到--”

“立正--敬礼！” “请--”随行的官员们一个个曲身弓腰，卫兵们持枪敬礼。蒋介石拄着手杖朝假山喷泉伫望了一会儿，冷冰冰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点点头，从鼻子里哼出几声，算是答礼。他回转身，故作有力地移动脚步，偕同宋美龄迈上台阶，登上面对大门的正中楼梯。

蒋介石陪同宋美龄在卧室稍歇片刻，便一个人径自走出卧室，奔向二楼的会客室。他坐在沙发上，焦急地等待着一个特务头子的到来。十来天，他几乎每天都接到这个特务头子通过电报发来的令他兴奋的消息。但是，他的内心，仍然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忐忑不安，担心手下的一些“饭桶”把事情办糟。

“报告，郑局长求见！”一个侍卫官轻轻地走进来说。

“啊，他来了，好、好，让他到这里来见我！”蒋介石挥了挥手，长长地出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一阵从未有过的困倦感夹着疲劳感，正在悄悄地动摇他那根绷得过紧的中枢神经。他屈指计算，再过二十多天就是62岁生日了。一年多来，他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和体力显得比以前差得很多。生理上的原因应该是次要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身为二战胜利国之一的“元首”那种兴奋感，早已被一年多来发动全面内战而又无力取胜的忧虑所取代。

两三个月前，蒋介石在南京干训团对军队将领训话时，还在打气鼓劲：“现在，政府还在我们手中，陆、海、空三军军事力量还在我们手中，希望大家不要气馁，要相信终究可以打败共匪的！”

此时此刻，他回味着自己的那番话，似乎有些不是滋味，不大得体。这个“还在我们手中”，会不会让人理解为有朝一日，不在我们手中呢？太有点未败先馁的样子，不过??

他万万没有想到，怎么竟然有这么一大批党国的将校级军官，胆敢背叛于他，投向“共匪”怀抱，而且泄露了如此大量的军事机密??

“委座！”一个身着戎装、中等个子、满脸杀气的将军走了进来，面向蒋介石敬礼后，站在他的面前。这个人正是蒋介石此行北平所要秘密召见的第一个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

“嗯，你来了，这个，这个??你们有什么新的进展吗？”蒋介石从沉思中猛醒过来，打量着郑介民，迫不及待地问。

“报告委座！卑职全力以赴，已经兵分几路，除北平方面的匪谍正在继续追捕外，承德、沈阳、西安、兰州、上海、昆明等地也同时行动，务使匪谍无一漏网！”郑介民一口气说下来，脸上不无得意之色。

蒋介石犹如被注射了一剂吗啡，顿时又兴奋了起来，双眼流露出罕见的愉悦之情，摆手示意说：“坐下，坐下，慢慢地说，这个、这个??要详细一点。”

“是！”郑介民坐在蒋介石对面的长沙发上，继续报告。

蒋介石饶有兴味地听完报告后，突然问道：“你们准备如何奖励此次立功人员？”

“根据委座的一贯教导，立大功者受重赏，这次，是否可以多发一些奖金？”郑介民试探地问。

“那是一定，那是一定。”蒋介石迭声说，“不但要发奖金，还有授勋！我要亲自给他们发奖、授勋！”

“委员长亲自授勋？”郑介民吃了一惊。他知道，这在国民党军统（保密局）有史以来，还是破天荒的。

“主要立功者，要授予‘云麾’勋章！不，不，我要授予‘宝鼎’勋章！”蒋介石话音未落，郑介民惊讶地“啊”了一声。

郑介民怎么会不吃惊呢？他知道，自己官至中将至今才不过获得一枚“宝鼎”勋章，而如今手下的喽竟然也要获得和自己同等的荣誉。

国民党军功章分为三类，一种是勋章，一种是奖章，还有一种是纪念章。勋章里，又分三等：一等为“青天白日”勋章，只有蒋介石本人和极少数高级将领才佩戴；二等就是“宝鼎”勋章，从戴笠到郑介民、毛人凤没有一个人超过这一级；三等是“云麾”勋章。

很难想象，国民党保密局的中下级无名鼠辈，一夜之间，竟然会奇迹般地由蒋介石亲自授予二等“宝鼎”勋章。此外，还有一万块银元的奖金。

蒋介石看着郑介民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嘿嘿”地干笑了几声，才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雨农（戴笠）与共匪打了几十年交道，从来没有这么漂亮地给我破获共匪电台。前方失利，后方却打了个胜仗，我很高兴。当然，你们还要??你明天把捕获的电台和文件统统拿给我，我要看看。嗯，你们还要抓紧审问，我要口供??”

在“宝鼎”勋章的背后，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一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与中国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在那个历史年代里的殊死搏斗。

“你的直接领导人是王石坚??”

临走前，小陈从衣袋里掏出一枚西安《工商日报》的徽章，递到尹冰手上说：“你收着吧，但是，只能在家里佩戴，对房东及同院的人，可以说是在《工商日报》工作，出门就必须摘下来。不然的话，被《工商日报》的人看见了，弄不好就会出问题。具体的工作，明天我们再详细谈。”

延安。宝塔山。枣园。

1942年3月，乍暖还寒时节。

一天，正在这里学习的尹冰，来到中共中央社会部，接受新的任务。

“组织上决定派你去西安做地下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科长陈刚问。

“地下工作？”尹冰脱口而出。对于党派给他的任务，他从来都是坚决服从，不讲任何条件。但是，这次接受任务，听到“地下”两个字，他心里不觉紧张起来。

“我没有做过地下工作呀！”尹冰望着陈刚，说出了心里的顾虑。他并不怕死，1936年，他在武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监狱。那时候，他和中共党员、山东大学教授华岗同住一间牢房。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立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誓言。

“你过去不是在国统区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吗？”陈刚笑了，继续说：“那就是地下工作。同志，我们不要把党的地下工作神秘化了。”

尹冰点点头。陈刚的话，仿佛一把钥匙，使他茅塞顿开。“对，我过去在国统区工作过，那就是地下工作呀！”尹冰想起，1937年出狱后来到延安，第二年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回云南家乡，在张冲的184师，组织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直到1939年年底，才返回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又称西北公学，专为中央社会部培养干部的学校）。

“好了，我们就这样决定了。详细情况，到达西安后，你的领导人王石坚会交代。要干工作嘛，当然会遇到困难。但是，你只要天天想着党的事业，时刻不忘共产党员的责任，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过了一会儿，陈刚又说，“你过去后，首先要注意隐蔽，隐蔽得越深越好，当然隐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你要很好地发挥你的才干。”

陈刚把尹冰送到窑洞门外，握住他的手叮嘱到：“回去后，你和小李同志一起准备吧。”

第二天，尹冰和结婚两载的爱人李行志从后沟搬到前沟，紧张地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尹冰与李行志既是夫妇又是同学。尹冰在陕北公学58队先后担任队长、指导员，李行志开始在56队，后来并入58队。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尹冰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李行志被分配到陕甘宁民族学院当讲师。如今，这一对夫妻、同学，又要成为在同一条隐蔽战线上并肩斗争的战友了。

第三天下午，陈刚约尹冰夫妇和同行的一位名叫邱芝亭的女同志、交通员小陶共进晚餐。刘志汉、罗青长二人作陪。

席间，陈刚一再勉励三位即将奔赴新战场的同志：“地下工作是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优秀党员，日夜战斗在这条不为人知的战线上。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党的期望！”

傍晚时分，暮色苍茫。

尹冰、李行志、邱芝亭身穿“延安服”（土布旧军装），跟着杜长天一起，装作散步的模样，离开枣园，向延安县城方向走去。

按照行动计划，尹冰夫妇、邱芝亭和交通员小陶，化装成从事医务工作的两对夫妇，护照是国民党榆林县政府签发的，职业是县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出发的前一天，组织上派人拿来一大堆从国统区买来的旧衣服。尹冰东挑西选，拣出一套勉强合身的毛呢学生装。而李行志、邱芝亭两位女同志，全部试穿了一遍，居然没有一件合身的衣服。最后，只好连夜赶制两身不土不洋的布旗袍。另外，又准备了被褥及一些适合身份的必须日用品。

月亮渐渐地升起来了，散放着幽静的银光。刚刚解冻的延河，在轻声絮语，不时闪动着一层层白色的光点。远处，传来一阵阵嘹亮而又熟悉的歌声：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尹冰悄悄地望了望自己身边的爱人，只见李行志一双汪着泪水的眼睛也在注视着传来歌声的地方。大家默默地向前走着，谁都没有说话，一时间四个人胸中充满了难分难离的惜别之情。

延安古城，早已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成一片片断垣残壁，荒无人烟了。

夜色沉沉。他们终于走到一处断垣背后，送行的同志们已经在这里静静地等候着呢。

“大家在这里分手吧！”杜长天说。

尹冰等人急急忙忙地脱去“延安服”，换上了国统区的着装。他们的行李，组织上已安排好一个化装为“脚夫”的同志，放在赶来的两只小毛驴背上。

几个人与杜长天握别时，心里就像离开母亲的孩子一样，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再见了，同志们！”

“祝你们一路平安！”

再见吧，延安！黑茫茫的天幕下，银白色的月光投射过延安宝塔的尖顶，宝塔显得格外庄严。

当天夜里，他们在延安城边的一个小客店里住宿。小陶假装和“脚夫”结清账目，“打发”走了“脚夫”和毛驴。

翌日清晨，他们又重新雇了一个正式的脚夫及两只小毛驴，向西安方向进发了。

走在边区的道路上，安全几乎不用操心，只是不时地受到边区人民的“冷眼”。道边玩耍的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时不时地远远跟在后面，高声骂上几句：“白鬼子，白鬼子！”

“你们别难过，孩子们是不知道你们的真面目。”小陶笑哈哈地说：“我想，等将来他们长大了，知道了当年他们骂过的‘白鬼子’，原来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定会格外地崇敬你们的。”细心的小陶，每当看到三个人显得十分难受的样子，总是这样安慰道。

终于走到了封锁线！

这一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朗。他们都是精神抖擞，信心十足。大家几乎同时在暗自思忖：“能不能顺利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里是第一道关口啊！”

封锁线的位置，大约是在甘泉以南的菜坊、交道一带。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线起伏的小山，山顶上俨然是前沿阵地，有机枪掩体及交通沟。

道路一边，有两间简陋的土坯小屋，就是检查站。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三五成群地在山坡上、大道边，时不时地走动。

尹冰和小陶走在前面，说说笑笑，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他俩用眼睛的余光，偷偷地瞟了几眼前面的士兵，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情况，心里更为踏实了。

邱芝亭、李行志手拉着手，装出一副娇气的样子，蹒跚地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俩。

头天夜里，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把榆林县政府及县医院主要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及必要的特点，都背得滚瓜烂熟，以对付敌人的各种盘问。与此同时，他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露出破绽，为了党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

离检查站不远的地方，长着一棵挺拔的白杨树。一群国民党军队士兵，正围着审问吊在大树上的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老百姓。

“你们是干什么的？站住！” 看了他们的护照，几个士兵又打量了他们一番。也许是觉得穷医生、护士没有什么油水可榨，挥着手臂说：“快走！快走！”

“吊在树上的人是干什么的？”小陶明知故问。他是个“老交通”，年纪不大，却见多识广，显得非常沉着而又自然。

“他是八路军的密探！”一个国民党士兵回答。

“去去去！少唆，赶快走吧！”

离开封锁线，他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当脚夫赶着毛驴走到前边时，小陶悄悄地说：“这是第一关，我们胜利了。但要千万注意，现在，我们是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土地上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今后每走一步，都要注意安全。”

说着，小陶又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国民党里净是这样的蠢货。他们只会迫害穷苦的老百姓。刚才的封锁线，就是活教材。老百姓全被当成‘密探’，但像我们这般模样的真‘密探’，他们反而痛痛快快地放行。”

小陶是一个乐天派。他身材不高，长着一副和善的面孔，有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他与什么人都能很自然地搭上话，而且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能使得对方立刻信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一路之上，每天住店，关卡林立，照例都要验护照，回答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机敏的小陶，每一次都能顺利地应付过去。

走到蒲城县，打发了脚夫和毛驴，又雇了两辆铁轮马车。他们安全地到达渭南，当天转乘火车奔往西安。

“到了西安火车站，我们要装着素不相识。”坐上火车，小陶低声地向尹冰夫妇叮嘱说：“我只要看见你们住哪个旅馆，明天早晨就来见你们。”

车到西安站，已是夜半更深。昏暗的灯光下，上下车的旅客，你来我往，熙熙攘攘，混乱异常。

尹冰夫妇的行李不多，他们自己提着走出车站。

车站门外的广场上，各旅店的接客人员，一窝蜂似的拥向旅客，你抱行李我拉人，吵吵嚷嚷。

尹冰灵机一动，顺手接过一个写有旅店名称的广告牌，高高地举过头顶。他看到小陶正向他们这里点头示意。

一转眼间，小陶带着邱芝亭不知去向了。尹冰的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好像一下子被抛在了孤岛上，形单影只。他们夫妇跟着接客人员，住到了旅店。

夜深人静。躺在旅馆的沙发床上，尹冰、李行志夫妇双双失眠了。经过多日的旅途劳顿才到达西安这座古城，想到今后的斗争生活，他们的思绪不停地翻腾??

历代王朝，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演出过多少惊天动地的活剧。而今，他们肩负着党的使命，又要在这个蒋家王朝的堡垒里展开斗争，真有一种壮怀激烈的情绪。

第二天上午，小陶来了。

“今天晚上，组织上派一位姓陈的同志接你们。”小陶缓缓地说：“接头暗号是小陈敲四下门，他问‘有人在家吗？’你们问：‘是谁？’ 他说：‘我是小陈。’开门后，你们看到他左手拿着一张报纸，然后你们说：‘原来是表兄。’他用右手拉住你的左手，同时说：‘你好！’这些暗号一一对上，就证明是自己人。记住了吗？”

聊了一会儿闲话，小陶又关心地告诉他们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就告别了。

天色渐渐地黑了。

那位姓陈的同志，按照计划，准时来到了旅馆，用“暗号”与尹冰夫妇接上了头。

“走吧，为你们安排了一个新家。现在就结账。”小陈站起身说。

三个人搬着行李，来到旅馆外面，租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西仓街29号。

这里是一幢典型的西安三合院旧式民房。从外表上看，最少也有五六十年了。两扇厚实的黑漆大门，还挂着两个笨重的铁环。正房是两层，全是旧式砖墙，瓦屋顶子。

尹冰、李行志住在西厢房。其余的正房、下房及前房，都是经营家庭手工业及做小商贩的河南老乡租住。房东住在隔壁院子，是西安市一位声望不太高的参议员。

“这几间房子，原来是我租住的”，小陈手脚麻利地帮助他们打开行李，解释说：“你们是来接替我的工作。几天前，我才收拾干净，搬到别处去了。”

尹冰、李行志目送着小陈的身影，消失在黑色的夜幕里。

天亮之后，小陈又来了。他同尹冰整整谈了半天，仔仔细细地介绍了西安的风土人情，又一个一个地交代清楚他所领导的地下党员的关系。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尹冰跟着小陈与所要领导的地下党员一一见过面。十几个同志，老少不一，职业各有不同。他们分别在家里或是约好地点、时间到公园、茶社里相会。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小陈紧紧地握住尹冰的双手说：“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见面。我领王石坚同志来了，他是你们的直接领导人。”

明亮的灯光下，尹冰上下打量着自己今后的领导人，留下了极深的第一印象。老王穿着一身合体的长袍，三十岁出头的样子，微微有些发胖，显得气度不凡。看来是个精明干练、干脆利落、很有魄力的人。 “我们要单线联系，这是秘密工作的纪律。”王石坚注视着尹冰说：“你们一定要做好环境的安全掩护，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工作嘛，就是联系好小陈同志交给你的地下党员，向他们搜集我党需要的各方面的情报。我每星期来一次，接受你的汇报。”

接着，王石坚又严肃地说，“你们的生活安排，按西安一般小职员的生活水平。我定期发给你们生活费。但是，一定要注意节约，不能搞特殊化。”

“情报工作不同于地方党的工作，不发展组织。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也没有党的秘密文件可供传阅。对你所领导的地下党员，全凭你的政治思想素质去领导他们、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前进。”那天晚上，王石坚说的话比往常多。他在尹冰的寝室里漫步走着，点燃了一支香烟不停地吸着。这间房子，小陈住在这里时他来过多次。如今，小陈又要奔赴新的战场，党又派来了尹冰、李行志、邱芝亭三个年轻的同志。

“我们在西安，主要是同‘西北王’胡宗南打交道。”王石坚缓缓地说道：“这个家伙不仅掌握兵权，封锁陕甘宁边区，而且也是西北地区的土皇帝。他虽然坐镇在小雁塔，但触角却伸向四面八方。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都是他的军校七分校学生，党政文各方面，无处不充满着他的‘干四团’（干部训练班）的密探。为此，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大意。”

尹冰严肃地点点头。听了王石坚的话，他愈加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自己才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将要领导的一批地下党员，有些已经是四五十岁的老同志，很有学问，很有政治修养，我怎么能去教育他们呢？但是，这是党交给的任务。

尹冰朗声回答：“一定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静静的街头，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王石坚站在街口，机警地探视了周围的环境，断定没有特务跟踪自己，才踏着泥泞向自己的家里走去。可是他的思绪却在细雨中更加纷繁，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和爱人范行先是1940年6月从延安到西安来的，直接领导人是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他1911年出生，原籍山东文登。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年，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后，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来到西安时间不长，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目前，他直接联系和领导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一批地下情报人员已经深深打入胡宗南的“心脏”部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西安市三青团里也被我们的同志“钻”了进去，除了保证正常工作的两部地下电台外，预备电台也着手开始筹建??

街灯亮了起来。王石坚转过几条街巷，远远地望见自己家里也透出灯光。他想到了爱人和孩子，不觉渐渐地加快了脚步??

董必武山城面授机宜

每一次去找王倬如，徐冰乘坐的汽车，从不停在王倬如家的门口。他下车后，汽车总是马上开走。大约一个小时后，汽车又回到王倬如家不远的地方等候徐冰。

重庆。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伟大日子。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我们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奇迹。

一时间，人们忘记了痛苦和忧伤，充满了欢乐和希望。山城沸腾了，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一片沸腾，狂欢的人们把衣服扯下来当火把烧，尽情欢呼雀跃。

经历了那么漫长持久的、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谁能不尽情享受那胜利的欢愉呢！

但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笑个痛快，蒋介石就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再一次把中国人民打入苦难的深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正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

迫于当时的形势，也是为了欺骗人民、玩弄阴谋，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善良的中国人民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一重大事件。他们翘首等待着毛主席的决定，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毛泽东主席接受了邀请，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山城重庆。人们聚集在街头，欢呼毛主席的到来。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43天，以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胜利而载入不朽的史册。

随着日本投降和国共和谈，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政府将“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将迁往南京。

此时，党组织决定派王倬如、梁蔼然去北平继续为党做情报和统战工作，并责成他们草拟到北平后的工作计划。

王倬如曾多年担任冯玉祥将军的机要秘书，而梁蔼然则长期跟随鹿钟麟将军，也是机要秘书。抗战时期，在冯玉祥、鹿钟麟将军的掩护下，他们在重庆为我党做了大量秘密情报和统战工作。当时，他们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王梓木和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

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和不断强化统治的高压下，冯玉祥将军深感国内无法再继续待下去了。于是，他计划出国远行，以考察水利为名到美国，在那里开展新的斗争。鹿钟麟将军也准备回到北方定居。根据当时的条件和旧有的社会关系，王倬如、梁蔼然制订了三点计划：

(一)利用西北军在北平的势力作为自己从事秘密工作的掩护。孙连仲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日本投降后，担任了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和河北省政府主席，当时在北平、天津、保定一带是握有一定实权的人物。可以利用冯玉祥、鹿仲麟和孙连仲的旧关系，设法在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谋得适当的职务或名义。

（二）在北平创办一个印刷厂作为据点。1938年，王倬如在汉口为了宣传抗战，曾为冯玉祥将军创办过“三户图书印刷厂”，印行过冯玉祥的著作和《新华日报》社论集等。武汉失守前，冯玉祥又派王倬如常驻桂林以便和广西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并把“三户图书印刷厂”迁往桂林。“三户”在桂林期间，仍印行冯玉祥将军的著作，以及《救亡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桂林版）。由于王倬如有创办印刷厂的经历和与特务斗争的经验，因此，可以在北平创办一个印刷厂，作为秘密工作的据点和掩护。他们给印刷厂命名为“长城印刷厂”。

（三）关于建厂资金的筹备。梁蔼然、王倬如拟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有选择地向有关人士征募资金。估计冯玉祥、鹿钟麟、张知行（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张景华（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勒易初（解放后任小汤山疗养院医务主任）和平时靠拢我党的进步人士如黄柏馨、周显亭等，都可以提供一些资金。当时在冯玉祥、鹿钟麟身边工作的地下党员周正、金允良、王之（即王冶秋）、丁行（又名丁行之）及梁蔼然、王倬如等都可以提供多少不等的资金，故不需要党组织出钱。

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批准了他们的这个计划。很快，他们在重庆就为建厂征募到250多两黄金。上级决定梁蔼然暂留重庆工作，王倬如把经手的情报工作全部交给梁蔼然，尽早去北平进行各种准备。

临行前，王倬如又一次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浓雾弥漫的山城，熟悉的红岩村办事处楼房。在一间简朴整洁的办公室里，一双炯炯有神、明亮而又慈祥的眼睛，正深情地注视着王倬如。

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微笑着说：“倬如同志，你到北平后，要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和党取得联系。你先把工厂办起来，有了个立脚点，党组织会主动找你的。”

“要踏踏实实地埋入地下，不要冒出来，不要把自己搞得红彤彤的，还是灰色的好。但是，有些同志做不到这一点。”董必武加重了谈话的语气，特别强调说：“你们要和党外人士广交朋友。而且，还要钻到国民党内部去。不要把自己的人经常集合在一起议论不休，这样意义不大而且有害。”

巨大的乌云在天空中翻腾。正是蒋介石已经把他的几百万大军赶运到内战前线，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1945年11月，王倬如搭乘国民党接收大员的飞机，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平。

透过飞机的舷窗，王倬如从浮云中又望到北海的白塔和古老的前门。他不禁心潮激荡，回忆起自己在这里度过的青少年时代。

王倬如出生在北平，一直到1933年大学毕业才离开古都，踏上革命的道路。他对北平的风土人情分外熟悉，这里有他的亲戚、同学、朋友和邻居。宣武门西砖胡同，还有祖辈遗留下来的几间独门独院的房子。这些对于他创办印刷厂和做党的秘密工作都是有利条件。

经过紧张的奔波，王倬如很快地组织起一个建厂的小班子。其中，有两位颇有经验的印刷工人，一个名叫张铨，另一个叫张德文，还有一个叫张德武的会计。

通过亲戚关系，王倬如在宣武门外大街路东租到厂房，系原北京《晨报》旧址，约有30多间房屋。其中，有一大间正适合作机印车间。

北平的《平明日报》是傅作义将军办的报纸。在这家报社的介绍下，他又买到一台全开胶版印刷机，一台对开胶版印刷机，一台电动磨版机，一台电动切纸刀，都是日本产品。

不久，王倬如又在西河沿买了一个印刷厂，有一台平版印刷机，一台二号圆盘机，全副各号铜模和各号铅字及铸字机等。后又买到一台大号石印机和几大块印石。随之，陆续添置了一些小型设备，如压力机和打样机等。

长城印刷厂初具规模，成为当时北平很少有的拥有全开胶版印刷机的印刷工厂。

张铨和张德文四处活动，分头约请来印刷、制版、装订等各种技术工人七八十人，全厂分为胶印组、制版组、铅印组、排字组和装订组。

暂时留在重庆的梁蔼然担任长城印刷厂董事长，王倬如担任厂长。他在中法大学的同学赵介眉任副厂长，张铨任工务长兼营业主任，王光熙任会计主任，张德武任出纳，尹相梧任总务主任，王承烈任总务，张德文任材料员。

转眼之间，到了1946年3月，长城印刷厂已经建成并开始对外营业。

为了取得孙连仲势力的保护，王倬如通过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张知行，请孙连仲为长城印刷厂投入一些资本，并为长城印刷厂写了块有孙连仲署名的横幅匾额，高高地悬挂在工厂大门的上方。与此同时，王倬如还通过张知行的帮助，谋得第11战区少将参议的名义，以便于在此地的活动。

不久，和梁蔼然一同在重庆做地下情报工作的王冶秋、朱艾江相继来到北平。王冶秋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议，在设计委员会办公。这个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余心清。朱艾江则担任了《北平新报》的新闻记者。

几天后，王倬如又在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见到了老朋友、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原来，丁行也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来到北平从事地下活动。

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可以说站稳脚跟了。王倬如又想起临别重庆时董必武的指示。

此时此刻，王倬如心如火燎，急切地盼望能和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

这天上午，他和朱艾江参加了在景山东街叶剑英公馆举行的招待会。无巧不成书。走进叶公馆，王倬如见到了徐冰、张晓梅夫妇。徐冰的公开身份是军调处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

散会时，徐冰趁机走到了他们俩身边，低声说：“你们明天晚饭后，到我的驻地来吧。我们在北京饭店二楼××房间。”

第二天，王倬如、朱艾江如约来到北京饭店。

久别重逢，互相寒暄了几句，徐冰谈起了全国形势和国共谈判的情况。

“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他们只是利用和谈作为他们部署全面内战，妄图以武力最后消灭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烟幕。”说到这儿，徐冰压低了声音：“今年1月10日，我党和国民党政府同时颁布了停战令。事实上，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并不制止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停战令的行为，所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继续发生。直到我们谈话时为止，东北国民党军队在营口、本溪、四平街等地的大举进攻仍未停止，并百般阻挠执行小组进行调处??”

接着，徐冰又询问起创办长城印刷厂的经过和他们目前的情况。

“‘长城’能维持下去吗？要不要组织上拿一些经费？”徐冰完全懂得，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办工厂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你们不容易啊！”他感叹道。

“可以维持下去，目前，暂时还不需要组织的补助。”王倬如心里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

“我们经常和吴晗、许宝驹以及‘小民革’的人接触。”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朱艾江，谈起了自己的情况。

“吴晗、许宝驹同志都是咱们自己人，你们和他们保持一般往来就可以了。”徐冰注视着朱艾江、王倬如说，“你们要和第11战区的那些老朋友们多来往，像余心清、张知行、韩梅岑等。”

“走吧，我派车送你们，小心特务的盯梢。”徐冰握着他们的手叮嘱说。

王倬如、朱艾江走出大门，坐上中共代表团的一辆汽车，在南池子附近的一个僻静处下了车。他们没有发现特务盯梢，各自分头回家了。

以后，徐冰到长城印刷厂视察过一次，又到西砖胡同在王倬如家里谈过两次话。“除非有紧急的事情，平时，你们这些人少到北京饭店。有事，我来你家找你。”王倬如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急呈叶剑英的秘密作战计划

谢士炎刚一走开，陈融生立刻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用密语约定同徐冰立即见面。他知道，徐冰说过“除非有紧急的事，平时少去北京饭店”的话，现在的事已经是万分火急，如果谢士炎的情报准确可靠的话，一分一秒也不能够耽搁了。

1946年，8月上旬的一天。北平中央银行招待所。

夜晚，明月弯弯，光洒大地。

第11战区司令部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睡。他被一种焦虑困扰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在发动内战，各种迹象表明，张家口方面战事在即。地下党组织指示自己利用合法身份，侦探敌方的真实作战情报，而自己却始终难以接触作战机密??”

突然，房间的门被人打开了。不容陈融生有任何反应，一个身影已经闯进屋内，一支左轮手枪对准了他的胸口。

“起来，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对方发出急促而又低沉有力的问话。

陈融生一阵紧张，头也涨起来。“难道我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了吗？被敌人发现了？”他暗想。

为了蒙蔽对方，思考对策，陈融生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又熟悉地背诵着自己的简历。

“陈融生，大银行家陈光甫的儿子，军校13期毕业留美学生，蒋委员长的同乡。在美国时，曾担任蒋夫人（宋美龄）的侍卫。表兄是副侍卫长。现任第11战区外事处副处长，郭忏的亲信??”他一口气地说。

“不，这些我早就知道！”对方的枪口逼得更近了。

“早就知道？”陈融生心里一惊。他无言以对，只好闭上眼睛，听候事态的发展??

当持枪人拉开电灯，陈融生发现这位持枪对准自己的人，正是自己多年共事的好友、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

“谢老弟，半夜三更，你开什么玩笑？”陈融生责备地问。他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情绪稍稍平定。

说起来，陈融生与谢士炎可以算是共事多年的老友。 36岁的谢士炎，是湖南衡山人。他中等身材，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透出他的聪明、果敢和坚强。他早年毕业于国民党军校，后曾进“军辎学校”，继而又进过“陆军大学”。军校生活使他养成“忠君爱国”的思想，立志于“报效国家”。抗战初期，他目睹国土沦丧，民众惨遭屠杀和蹂躏，悲愤不已，乃尽军人之天职，奋力抗击日寇侵略者。他在浙江衢州国民党16师当团长时，曾率领部队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过一场殊死搏斗，歼灭敌人2000多人，并打死了日寇一个旅团长。当地民众没有不知谢团长大名的，人们称赞他为“武状元”。

1944年，谢士炎在湖北恩施第6战区任参谋处副处长。后因参谋处长杨伯涛调常德任18军11师师长，谢士炎被推荐为参谋处长。

这个时期，陈融生正在第6战区第二科担任陆空联络参谋，兼管战区外事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同谢士炎经常接触。

在处理公务过程中，陈融生发现了谢士炎非凡的才能，也看到他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共事相处时间长了，他还进一步了解到谢士炎的为人，对其很有好感，两人在携手抗战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战事相当紧张，机场的飞机必须频繁出动。每当这种时刻，陈融生都在恩施飞机场同谢士炎保持着直接的电话联系，以沟通陆空两军的信息，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有时，恩施机场跑道被日机轰炸，形成凸凹地段，致使飞机难以起飞，陈融生就立即打电话通知谢士炎，谢则以神奇的速度调来工兵团，或者扫除障碍，或者填平跑道。当中国飞行员被迫在前方或日寇占领区跳伞降落的时候，陈融生就请求谢士炎迅速派人设法营救，谢每次都能有效地进行这种十分危险的营救工作。空军飞行员高志航和郑松亭就是在他的指挥下设法营救回来的。

这期间，中国空军在对地拍照过程中，可经常获得一些日寇方面的可靠情报，陈融生立即连夜整理地面情况材料派人急送谢士炎。谢则以对抗战的高度热情和出众的才干，加以恰当运用和果断处理。

陈融生也清楚地知道，谢士炎在恩施经历了两件事情，使他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为失望，对当时的官场生活极为厌恶和不满。

一是日寇妄图打通大陆与东南亚的交通线，对国民党军队加紧猛攻。当时几乎一天失陷一个县城。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不久，日军已入侵独山，恩施大为震动。当时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出席会议的有郭忏、张知行、卢济时（情报处长）、苏时（作战处长）、蒋光中、谢士炎、陈融生。

会上，卢济时报告了日军进攻情况，分析了第6战区兵力装备现状，认为无法抵挡敌寇入侵。

这些平时神气活现的将军们，如今在这紧急关头竟然低头不语，一筹莫展。孙连仲也只能长叹一声，颓然坐着，然后断断续续地说：“敝人只能指挥和控制第30军和第32军，无法与日军会战。”最后，孙连仲还流露出欲拉出队伍占山落草的思想。

对于竭力主张奋勇抗击侵略者的谢士炎来说，这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

有一天晚上，恩施机场招待所主任涂延熙（湖北汉川人），邀请国民党军第5师师长的夫人陈氏和恩施名流夏德贞女士到他家打桥牌，由他和自己妻子作陪。涂延熙暗中与美国兵相约作恶。四个人正在玩牌时，一群美国兵突然闯入，涂与其妻立即退避，致使两位善良妇女惨遭轮奸后重病加身。

谢士炎闻知此事，愤懑异常，怒斥涂延熙为民族败类。“你能不能组织力量，暗中干掉这个家伙！”谢士炎向陈融生提议说。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要员们顿时活跃起来，谢士炎也在徘徊中似乎感到国家兴亡仍可寄希望于蒋委员长。

在一阵胜利的狂欢之后，日本方面派出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去接洽投降，中国国民党方面派出了以谢士炎为首的代表团到芷江受降。各家报纸也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谢士炎被吹捧为壮年有为、能文善武的“接收大员”。

接收后，谢士炎又被郭忏派到汉口担任前进指挥所办事处主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幻想能够“为国出力”，有一番作为。

岂知，国民党政府意欲发动内战，在蒋管区压制民主革命运动，推行特务政治。谢士炎对军统特务残害革命者、民主人士等法西斯暴行，十分愤恨，屡加抨击。结果，一批军统特务分子大为恼火，以“发接收财”为名加以诬告，致使谢士炎被罢官后，在监狱里又关了两三个月。

谢士炎出狱后，深感为国效力无门可投。他只好联络旧友，北上投奔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先任第11战区高参，继任作战处处长。虽然孙连仲一如既往，对谢士炎信任不疑，让他多次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并陆续采纳了谢士炎提出的军事意见和建议，但谢士炎总感到事不随心，主事难得要领，眼前的道路茫茫??

这一年的夏天，陈融生从昆明回到上海，很快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他必须尽快打入国民党军队高级司令部以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尤其是兵运工作。经过反复考虑，陈融生认为当年在恩施的同事好友谢士炎是最合适的对象，决定以谢士炎为突破口。于是，陈融生写信请求谢士炎向孙连仲引荐。孙连仲在恩施期间也对陈融生有良好印象，一经谢士炎提出，欣表同意，并立即汇去路费。同年8月底，陈融生顺利地到达北平，与这里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再去第11战区长官部报到，被任命为外事处副处长。

自恩施离别已一年多，陈融生与谢士炎重逢之际，难免感慨良多。谢士炎对陈融生倾诉了自己的种种不幸和失意，思想上的彷徨苦闷，生活上的艰难和疾困。

为了促使谢士炎尽快觉悟，陈融生把《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等革命书籍送给谢士炎阅读。这些书籍，都是国民党特务在查抄进步学生的宿舍时搜获的。“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对青年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陈融生以此为借口，收藏了其中的不少书刊。

“你是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陆军大学的高材生，绝不会受这些书的影响。”陈融生故意说，他每次都是有选择地送给谢士炎几本书看。

“一本好书，可以拯救许多人的灵魂”，陈融生抱着这种思想，又向谢士炎推荐了鲁迅和茅盾的一些著作。

谢士炎因为曾横遭军统特务的暗算，所以看完了茅盾的《腐蚀》之后，表示了对军统特务的极大愤慨和仇恨。但是，对于陈融生平时的谈话以及其他书籍的看法，他从来都是隐而不发，只字不提，使陈融生一时难知其真实想法。

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竟然持枪逼问自己是什么人，也许是自己过于性急，露出了马脚，他想探明之后去邀功领赏？不，不会！陈融生马上否定了自己这个判断。那么，他要干什么呢？他脑海里的问号，像翻腾的浪花，一个跟着一个涌了上来。

谢士炎的枪口，仍在陈融生的胸前紧逼，作出欲扣扳机的样子。

“我要送出一份厚礼，如果你拒绝或办不到，我们两人就只好同归于尽！”谢士炎盯着陈融生的双眼，缓慢而有力地说。

陈融生莫名其妙，不觉又紧张起来。随即，他厉声喝道：“什么厚礼？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你为什么要拿枪逼人，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融生兄，老实说，我看你不像个国民党，说确切一点，你是个共产党！”谢士炎用一种肯定的语气继续说：“现在，我要找共产党，我要你帮助我找到中国共产党，呈交一份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

谢士炎激动地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弄不好，你我都要死！如果我把你看错了，我也不想活了！”

“我不是共产党，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在没有完全弄清谢士炎的真实意图之前，陈融生只好敷衍着说：“你这样逼人，又让我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谢士炎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失望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左手托着下巴，陷入沉思之中。

突然，谢士炎又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激动地走到陈融生面前质问：“那么，我要你说，为什么你平时的看法不同于一般人，你又是从哪里得来这样多的内部情况？”

谢士炎已经不止千百次地思考过这个问题：陈融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最后，他的结论是：他一定是个共产党员！

“哦，因为我懂英文，天天听美国电台广播。我在美军中有许多朋友和同学，他们告诉了我许多情况，当然我的见识要比别人广一些。”陈融生平静地说完，脸上浮现出微笑。

“那你为什么对我如此关怀和亲近？”谢士炎的问话依然咄咄逼人，毫不放松。

陈融生抬起头，目光直视着谢士炎那英姿勃发的面容，以一种不容置辩的语气说：“因为你是一个爱国军人，血性汉子，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

谢士炎看到陈融生仍然对自己不吐露真情，忙换了语气说：“融生兄，你不用怕，只要你帮我寻找共产党，我豁出自己的性命也一定保护你。我们行动时，由我来驾驶汽车！”

谢士炎说着，从口袋里迅速掏出几张公文纸，上面写着进攻张家口的详细作战计划。“这份计划是我替孙连仲拟定的，已经获准付诸执行，不到十天会有行动。现在，我要你将它送到叶剑英将军手里。你不肯干，我们就一起去死！”他的话音带着坦率和诚恳。

沉默了半晌，陈融生站起身来，假装为难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唉，那就设法试试看吧！”

陈融生关灭屋子里的电灯，跟着谢士炎迅速地走出招待所，走入漆黑的夜幕里。

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陈融生低声说：“你把汽车开来，我在这里等你。”

汽车开来了。陈融生拉开车门跳了上去，对谢士炎说：“到北京饭店前停车！”

车轮飞转。途中，陈融生又和谢士炎约定了再次碰头的地点：“我下车后，你马上把车开走，不要在饭店门前停留，在崇文门等着我。”

霓虹灯忽明忽暗，北京饭店门前时而亮如白昼，时而暗如黑夜，人流不断地出入。

到了北京饭店，陈融生戴上墨镜，立即跳下汽车。谢士炎驾汽车一直向东南方驶去，消失在黑暗中。

陈融生低着头，一口气快步冲进北京饭店里，在二楼的转角处，找到了徐冰的房间。他进门一看，徐冰早已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你看，这是一份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陈融生迅速地把谢士炎交给他的作战计划递到徐冰的手里，又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它的来历。

徐冰接过作战计划后，略略一看，果断地说：“你等一下，我马上送给叶剑英同志。” 转眼间，徐冰又急忙返回来，情绪紧张地对爱人张晓梅说：“晓梅，你陪着小陈待在房间里，先不要离开，外面发现有特务监视上了。”说完，他又转身匆匆地走了出去。

过了一刻多钟，徐冰兴冲冲地回来，笑着对陈融生说：“你放心吧，‘计划’已经安全送到了。”

话音未落，屋门大开，涌进来十多位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

徐冰立即帮助陈融生换了衣服，机智地指挥着这些同志将他紧紧围在中间，然后匆匆下楼，一直走出北京饭店正门。

当他们刚走出饭店门口时，一辆已经发动的大型军用吉普车已经在等候着。他们分头从侧门、后门跳上车后，司机立即开动汽车，飞驶在北平城区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沿街来回转弯。

特务的小汽车跟踪而来，死死地咬住中共代表团的吉普车不放。

司机机警而又巧妙地把车驶进东单南面的苏州胡同，又转了几个弯。当吉普车将后面跟踪的特务们甩开一段距离，特务在车上已经无法监视前面的行动，司机紧急刹车，让陈融生火速跳下车，又把汽车飞也似的开走了。

陈融生跳下车后，立即蹲在一个门旁的黑暗处，眼看着特务的汽车从身旁驶过，后面再无其他特务跟踪，才若无其事地漫步走在街道上，一直走到和谢士炎约定的地点。

谢士炎等陈融生钻进汽车，急驶着将车开回自己的家里。他爱人朱彦元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大宝，早已进入了梦乡??

当他们步入谢士炎的书房之后，陈融生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压低嗓音对谢士炎说：“成功了！好险呀！”

顿时，他们兴奋得紧紧拥抱起来，两个人的腮边挂满了激动的泪水。

谢士炎立即打开酒瓶，倒了满满的两杯白酒，连声说：“融生兄，来，干一杯！”

这天夜晚，他们足足喝干了一整瓶酒，庆贺自己的胜利，度过了一个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不眠之夜。

很快，谢士炎又写了一份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作战方案，由陈融生送交叶剑英、李克农，供华北地区解放军参考。李克农把谢士炎的情报迅速传送到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十分重视，立即给聂荣臻司令过目，以做好应战准备。同时，复电称赞谢士炎是对我党忠诚的好同志，还嘱咐说，为了保密与安全，以后只要提供情报，不必写反击的方案。谢士炎又陆续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区设立秘密电台，以及美国为国民党政府拟定的训练特种部队的计划等一批重要情报。

从9月29日到10月12日，国民党11战区从东线进攻张家口，第12战区从西线进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根据获得的情报，在张家口怀来、大同一带布置防御战线，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万余人，并在平绥铁路东段与平汉铁路北段打击国民党军队，赢得了重大胜利。激战进行时，傅作义组织国民党部队从北面偷袭张家口。10月11日，我军撤出该市，部署新的战斗计划。整个战役中，我党我军情报工作受到党中央的好评。延安致电北平告诉李克农：“从今春以来，你们的情报工作已建立很好的基础，取得很大的成绩，起到很大的作用，很有发展前途。”

留在北平的秘密工作组

这是军事调处北平执行部中共方面撤退前的又一个夜晚。参谋长薛子正坐车来到王府大街79号。“老梁，叶剑英同志派我来接你，到他的住地去谈话。”梁蔼然当即前往。“你和11战区第一处（作战）处长谢士炎认识吗？”叶剑英开门见山地问。从那个令人难忘的不眠之夜以后，谢士炎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第11战区长官部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和兵运工作。如今，谢士炎为自己能够真正为国为民出力而深感光荣。他经常秘密地将战区军事会议、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情报向党及时报告，为党中央、毛主席指挥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考查，党组织认为谢士炎已成为一个自觉地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忠诚战士，决定考虑发展他入党的问题。陈融生又一次来到谢士炎的家里，认真严肃地作了谈话。谢士炎十分激动，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后，他通过陈融生向党组织交来自传和入党申请书。

1947年年初的一天，陈融生接到党组织的通知：“今晚，陪谢士炎到郊外某地等待组织谈话。”明月初照。他们提前到达预约的地点等候。过了一会，一辆黑色的小汽车朝他们徐徐开来。车靠近他们身边的时候停住了。从车上走下来的人，是军事调处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代表马次青。他不慌不忙地分别打开轿车两侧的后门，请谢士炎和陈融生分头从两边上车。他们刚一上车，马次青也立即上了车，随着“砰”的关门声，汽车已经向前方驶去。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坐在他俩中间的是一位长者。这位长者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呢帽，头发和胡须都很长，还戴着一副浅色的眼镜，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汽车始终不停地朝前开着，车子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透过车窗，一片洁白的月光，洒在冬日的大地上，格外醒目。谢士炎在暗自思忖：“这位长者是谁呢？谈话将如何进行呢？”与此同时，陈融生也这样想着。又过了一会儿，这位长者终于开口了。他操着地道的广东客家话，缓缓地说：“我是叶剑英。你们两位同志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啊！”谢士炎和陈融生都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时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答话。叶剑英严肃地看看身边的两个人，继续说：“我要给你们强调指出的是，你们现在为之努力奋斗的，是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起人民自己的红色政权。但是，你们不能就此停顿下来，还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断努力奋斗。要有决心永远革命到底，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精神??”谈话约进行了半个小时。最后，谢士炎和陈融生都表示了自己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坚强决心。叶剑英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汽车行进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减慢了速度，逐渐停了下来。谢士炎、陈融生分别从两侧车门下了汽车，无限深情地向叶剑英举手敬礼，目送着他的车子缓缓离去，一直到消失在漆黑的远方。这一天晚上，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难忘的幸福之夜。1947年2月 4日，军事调处北平执行部中共方面接到延安的指示，指定由叶剑英委员负责全权处理撤退工作。蒋介石最后关死了和谈大门。事实上，自国民党违反政协会议决议，悍然于1946年11月15日单方面召开非法“国大”，周恩来副主席于同月19日飞返延安，和谈的大门就已经被蒋介石关闭了。就在2月4日这天下午，东直门南小街海运仓胡同的一幢二层小楼上，谢士炎家里的窗帘被紧紧地关严。房间里，显得黑洞洞的。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桌子上，点燃一支红色的蜡烛。叶剑英和马次青又一次来到谢士炎的家里。上一次来，叶剑英非常感动，对马次青说：“一个国民党将军，家里竟如此困顿，过着这样俭朴的生活，他真是正派的人。”今天，叶剑英亲自来参加在这个非常时刻举行的入党仪式。几天前，谢士炎在汽车里，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入党志愿书谢天纵（原名）余誓以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介绍入党人

马次青（签名）具志愿书人

谢天纵（签名）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此时，谢士炎怀着无比激动和深厚的感情，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入党宣誓词底稿，举起右手，对着党旗庄严宣誓。宣誓完毕，谢士炎把誓词呈交给叶剑英。叶剑英掩饰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接过誓词。然后，他递给在场的同志传阅。誓词最后回到他的手里。他借着蜡烛的火，把那份誓词烧掉，以不留痕迹。“祝贺你！谢士炎同志，我们党从今天起，又增加了一个战士。”叶剑英那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谢士炎激动得颤抖的手。临别之时，叶剑英坚定地说：“党中央已经确定了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中央最近指示，在过去七个月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将取得胜利。”“哦，我们马上就要返回延安了。”

叶剑英深情地嘱托：“你们留下来的同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之下，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斗争。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第二天，军事调处北平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北京饭店举行鸡尾酒会，饯别中共代表团人员。酒会上，叶剑英委员见到协和医院的美国人鲍温时，首先通过翻译对他说：“感谢一年来协和医院借给我们房屋使用。”鲍温笑着回答：“一年前，我是在协和医院里最先认识叶委员的。”“叶将军，请您谈谈中共方面为什么要撤退？”“叶将军，你不觉可惜吗？”新闻记者们蜂拥而至，连珠炮似的发出提问。“先生们比我知道得多啦！”叶剑英和蔼地说。一再提问之下，叶剑英才回答：“军调部半年来无事可做，应该取消。花了那么多的钱，一天天地耗费，无论是谁花钱也是不应该的。军调部撤销谈不到可惜与否。”“过去一年，教育了中共，教育了人民。”叶剑英郑重宣告。“如果英、美、苏共同来管如何？”一个记者问。“最好还是自己的事自己管，这是原则。外人来也是帮忙，不能说是管理。只要外人确是真诚调处，确是对中国有利，确是好心来的，就不能拒绝。对于美方撤退，要察其言观其行。中共方面撤退时，我本人将最后撤退。”记者问：“这样打仗的局面要何时才能结束？”“这要问打的人。 ”“您一年来有何感想？”叶剑英笑了，风趣地说：“这篇文章不叫我作好不好？如果一定要我作，北平城很好啊！”“您对马歇尔返美，有什么看法？”“马歇尔不能在正面突围，迂回到莫斯科去了。”叶剑英幽默地说。在场的人们大笑。当叶剑英和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互相干杯时，记者们又忙着摄影。“你年轻有为，我很钦佩。”叶剑英举杯对蔡说。“您多谈几句对蔡参谋长的印象如何？”记者说。“我们工作立场不同，个人关系很好。”停顿了一下，叶剑英又笑着说：“他请我吃酒，还不好吗？”“蔡先生，您对叶委员印象如何？”有记者问。“我很钦佩。”蔡文治生硬地说。2月7日，中共方面举行酒会。军事调处北平执行部美方委员吉伦、执行部主任田博门等，国民党政府方面蔡文治等，还有李宗仁、王鸿韶、何思源、胡适、梅贻琦、陆志韦、张申府、徐悲鸿、周炳琳等共约三四百人出席。

叶剑英委员、薛子正参谋长周旋于来宾之间，酒会空气一团和气。大厅里，“一路平安”的祝福声，时有所闻。新闻记者们又包围住叶剑英，问这问那。忙于接待宾客的叶剑英对记者们说：“我们改天谈好不好？我临走前一定约你们各位，咱们好好谈一谈，你们各位尽量问，我尽量答，好不好？”记者们又转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您对这次酒会有什么感想？”“很好啊！”“您对军调处解散有何看法？”“解散了，有什么办法呀！”“今后战事是否将更激烈？”“很久以前已经激烈了。”“目前国内趋势如何？”“这篇文章太大，我作不了。”记者们继而转向吉伦提问。但是，不管记者们怎样问，吉伦总是笑着点头，却一言不发。遇到张申府，一个记者问：“您有何感想？”张申府咬牙切齿地冷冷说：“他们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非打一下不可。”酒会上，宾主双方似乎非常和谐。这种场面与当时各地的烽火漫天的战事，恰恰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徐冰在西砖胡同王倬如家里召开最后一次秘密会议。梁蔼然、丁行、王冶秋、朱艾江、王倬如参加。“我们马上将撤离北平。你们五个人组成一个对国民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小组，由梁蔼然同志负责，即日展开工作。你们这个小组留在北平，要更深地埋入地下。以后，通过党的秘密电台联系，过些日子派人和你们接头。要记住，你们直属于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横的联系。”徐冰布置了工作后，随即散会。这是军事调处北平执行部中共方面撤退前的又一个夜晚。参谋长薛子正坐车来到王府大街79号。

“老梁，叶剑英同志派我来接你，到他的住地去谈话。”梁蔼然当即前往。“你和11战区第一处（作战）处长谢士炎认识吗？”叶剑英开门见山地问。梁蔼然去年12月从重庆回到北平后，虽然也在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挂了个少将参议名义，其实尚在赋闲，对长官部里的一些人并不太熟。“不认识。”他回答说。叶剑英原来的打算，是想把谢士炎的组织关系交给梁蔼然。“他们既然不认识，恐怕不妥。”薛子正思索了一下，对叶剑英说。于是，谢士炎改由另外一个地下情报小组的负责人董剑平与其联系。2月21日，中共方面叶剑英、薛子正等最后一批撤离北平。从此，留在北平的一大批党的地下工作者，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新的战斗，写下了一页页神奇的篇章。

作者：苏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