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天地》 作者：郦千明

留美博士初涉政界崭露头角

1928年初，一名年轻人向当时的国民党华中地区首脑、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李宗仁写信，建议改革税制，增加财政收入。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年轻人又写了第二封，指责李的傲慢与冷漠。过了一段时间，后者不仅没有生气，还任命他为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这名年轻人就是归国不久的留美博士吴国桢。

吴国桢(1903—1984)，出生在湖北省西部靠近长江的建始县，父亲吴经明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曾供职于北洋政府陆军部，任陆军中将。父母为儿子取名国桢，希望他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从小聪颖过人，10岁时人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是该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与高他一级的周恩来结为好友，周任南开敬业群乐会会长，他任该会童子部部长。

1921年，吴国桢清华大学毕业，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格林奈尔大学攻读经济学，兼修市政专业，毕业会考成绩除市政外，其他都得到“A”。市政课教授解释说：“你是全班最棒的，但没有人得到过全A。”两年后，转入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凝视着这个小个子东方青年，率直地说：“年轻人，你不够成熟。”吴反驳道：“先生，根据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这本身就不够成熟。”教务长听了很满意，当即说：“好!你被录取了。”

在普林斯顿学习后期，发生的一件事差一点改变了吴国桢后来的人生轨迹。1925年春，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的亲信、陆军次长徐树铮出使欧美等国。抵美前，徐拍电报给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要他通知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就“美国哪种政治(体制)合宜中国，哪种政治(体制)不合宜中国”问题，撰写研究论文，供他参考。学政治的吴国桢对这类问题轻车熟路，很快完成一篇投寄到公使馆。徐树铮看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让随团的吴国桢哥哥吴国柄打电报禀告其父。岂料徐树铮回国没几天，就被人枪杀于河北廊坊。假如徐树铮不死，或者晚死几年，以他在段祺瑞政府中炙手可热的地位，吴国桢极有可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其一生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过了半年，成绩优异的吴国桢顺利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踌躇满志地起程返国。他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转了一圈，然后回到原籍湖北。一份《整理财务税收方案》终于打动了当局。当时，桂系势力已延伸到河北至广西的广大地区，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吴的留学背景和学识，成为他走上政坛的重要砝码。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来到汉口，团长李顿是前英国驻印度总督。那时，省政府没有专门的外事接待机构，遇有外宾来访，只是临时抽调懂外语的人应付一下。这次，因为蒋介石对调查团寄予很大的希望，放电告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必须保证接待好这批洋大人。何成浚想到了吴国桢，觉得他在美国学过政治和市政，精通英语，又懂法语和德语，应该能完成这桩使命。就这样，吴国桢放下手头的事务，临时充当接待官。他在美国生活多年，熟悉西方人的礼仪习惯，特地将代表团拉到汉口法租界花园般美丽的德明饭店下榻。从落实考察地点、接受媒体采访到宴会座次的排列，均亲自过问，煞费苦心地巧妙安排，尽可能地满足洋大人的需要和方便。最后，调查团在汉口逗留时间虽短，但对接待工作十分满意，他们甚至说比南京还做得好。随团的中央大员将这些意见转告湖北当局，何成浚自然非常高兴，对吴也更加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组成豫鄂皖剿共总司令部，亲自兼任总司令，坐镇武汉指挥清剿共产党，计划在武汉至少留居半年，需要一名谙熟本地情况，又精通英语的秘书。何成浚向他推荐了吴国桢。从此，吴国桢成为老蒋身边的红人。

受蒋青睐，迭任汉口、重庆市长

吴国桢做蒋介石的秘书不过3个月时间，其才干已引起挑剔的主人的注意，而宋美龄对他流畅通达的英语传译水平，表示了少有的惊讶和赞许。

1932年11月，蒋介石毅然提拔年仅29岁的吴国桢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据说，有一次，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南京汤山洗温泉浴，蒋无意中说：“如果有谁将京(北京)、粤(广东)、沪(上海)、汉(武汉)这4个地方拿在手里，全中国就等于都在他手里了。”可见，汉口(后改为武汉)这个赋税收入仅次于上海的华中重镇，在老蒋眼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把如此重要的大城市市长职位赋予一个没有多少资历的年轻人，足见蒋介石对他的倚重。

吴国桢任汉口市长，受到各方的交口称赞，但他的许多做法与一般国民党官员大相径庭。1935年春，长江、汉水洪水暴涨，汉口大堤险象环生。他亲自带领市府公务员和士兵上堤抢险，把抢险指挥所设在堤坝附近，与工程技术人员昼夜逐段巡查，又下令向军队借来2000顶帐篷，供护堤军民住宿。要求全市教堂、寺庙和港口船只，一旦发生险情，立即鸣钟和汽笛，让市民就近登上事先指定好的坚固楼房应急。市长身先士卒，指挥若定，赢得报刊记者的一片赞扬，某富豪专门赶制一把万民伞送给他表示感谢。可是，各方对吴的肯定和褒扬，却引起了汉口警备司令叶篷的嫉妒和不满，一怒之下，竟下令将堤上的数千名士兵全部撤离。吴国桢闻讯，亲自跑到堤上苦苦哀求，最后，甚至跪在叶的面前说：“我代表汉口80多万市民，向您求情，请留下士兵抗洪抢险。”叶篷断然不顾，带着他的人马扬长而去。万般无奈，吴国桢只得求助于驻防在武昌徐家棚的张学良部队。张将军亲自驾机飞临汉口视察，下令所属部队火速过江救援，才保住汉口大堤的安全。

是年底，北京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武汉，12月23日，武昌学生数千人渡过长江，在王家巷码头与汉口的几千名学生汇合，从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整队出发，进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亲日派”等口号。吴国桢身为一市之长，也加入了游行队伍，随人群由中山大道经六渡桥转民权路，一直走回到江边的王家巷码头，然后去市政府上班。他的举动，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堪称凤毛麟角。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依山傍水的城市除了几条弯曲不平的小马路外，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吊脚楼，整个市区连一个象样的公园也没有，而日本飞机时常过来狂轰滥炸，房屋和人员损失严重。面对这样的烂摊子，蒋介石又想到了吴国桢。于是，36岁的吴国桢又“荣升”为陪都重庆市长。他雄心勃勃地提出“以法治的精神，推进民治的市政”，揭开了建设新重庆的庞大计划。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重庆城市面貌有了相当大的改观。

在重庆，吴国桢与少年时代的密友周恩来不期而遇。由于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张，两人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辩。南开中学创始人张伯苓曾说：“我看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不 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说：“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有一次，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会谈，会后张群按规定将会议记录传给中央宣传部，已任中宣部长的吴国桢发现，整个会议记录全是周恩来、王若飞对他的尖锐批评。

内外交困，“民主先生”黯然离沪

1946年5月，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声称，市长任内要改革弊政，实行开明政治。不过，他推崇的美国式的施政理念，在中国注定是行不通的。

刚到上海，他便碰到了一桩棘手的事情：由于不法商贾囤积居奇，粮价飞涨，市场人心惶惶。在市政府粮食会议上，他宣布了4条措施，严令米商向政府报告存粮和交易情况，违者依法查办。次日，囤米纷纷出笼，粮价迅速回落，至第4天，价格已恢复到原来每担5万元左右。不料，从第5天起，米价又开始上扬，市场再次引发骚乱。吴国桢接报后，命令社会局调查处理。查明人称“米蛀虫”的杜月笙管家万墨林等6人营私舞弊，哄抬粮价，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随即提起公诉。警备司令公开宣称：“万墨林有恶势力做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矛头直指万的后台老板杜月笙。

吴国桢的强硬措施，对稳定物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内战的日益扩大，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除了米价，棉纱、食油、菜蔬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也全面暴涨。至1947年6月，法币的发行量以每月递增1万多亿元的速度流通于市。吴国桢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徒唤奈何!次年7月，25万元一张的关金大钞问世，物价如脱缰的野马，势不可挡。抗战前能买两头牛的钱，这时连一根油条也买不到。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听从别人的建议，准备发行金圆券代替全面崩溃的法币，用强制手段收兑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和外币。在遭到金融专家反对后，征求吴国桢的意见。吴明确提出，如果国库无准备基金，一定要有充裕的物资作保证，新币才不会贬值。8月，蒋介石一意孤行。以总统令颁布金圆券方案，同时向几个主要经济地区和大城市派遣经济管制督导员。儿子蒋经国以“副督导”的身份坐镇上海，发号施令。手下的“打虎大队”杀气腾腾，任意闯进工厂、商店、仓库、民宅，翻箱倒柜，搜寻金银，强迫市民兑成金圆券。稍有不从，轻则拳打脚踢，重则关人监狱，甚至就地枪决。吴国桢几次向蒋经国提出，上海为国际都市，现在搞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影响极坏。小蒋反驳说，这是政治问题，非经济问题，“治乱世，用重典”，一定要严办。接着，蒋经国故意封吴为“物价审议委员”，让其难堪。因物价已很混乱，既有“有行无市”的官价，又有高出牌价数倍的黑市，看你吴国桢如何定价?

吴国桢心里明白，蒋经国执行的是老蒋的旨意，公开反对，必然于己不利。于是跑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求辞职。不过，他对老蒋依然忠心耿耿，主动献计说：把他上海市长的职务撤掉，以平民愤，经济管制就此偃旗息鼓，尚能维护国民政府的威信。蒋介石关心的仍是收兑金银外币的数额，对他的建议不予理睬。直到11月初，抢购风潮席卷黄埔江畔，才不得不宣布停止“经改”，取消限价。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自己的失败，历时半年的金圆券改革和所谓的“打虎”运动终于寿终正寝。

吴国桢在沪三年，正是国民党政权从发动全面内战到迅速崩溃的三年。他以物力、财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破坏工人和学生运动。不过，在处理工潮、学潮时能采取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因而被美国记者称为“民主先生”。1947年2月9日，国民党特务在南京路制造了“劝工大楼血案”，打死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吴为平息民愤，亲自登门慰问梁氏家属。同年，岳阳路普希金铜像揭幕，他与宋庆龄、许广平等民主人士一道出席仪式，还当场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我与人民接近》。1948年1月，同济大学学生反对校方高压政策，准备进京请愿。数千名军警包围学校，阻挠学生出发。吴国桢赶去调解，在人群骚动中跌破眼镜，丢失呢帽和烟斗。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见状，喝令军警动武。吴大声喊道：“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在他的坚持下，才未酿成流血事件。蒋介石命令解散同济大学，他借故拖延，不了了之。年底，新华社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吴国桢赫然名列第24位。受到这番触动，他趁上南京参加行政院政务会议之机，跑到黄埔路蒋介石家里，请求辞去市长职务。老蒋以“你勉为其难吧”相回绝。

1949年初，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找到他，要求给手下的士兵加饷，否则无法保卫上海。吴国桢好不容易从商界募得一笔款项，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按人头供应食品和燃料。几天后，吴去一个寺庙参加集会，关系熟稔的方丈告诉他，委员会来检查士兵人数时，警备区的军官竟事先让庙里的和尚穿上军装，点名时答到。第二天，警察局长又报告说，汤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吴国桢十分生气，立即写就一份公函，向警备司令部通报情况。一周后，汤恩伯跑到市长办公室，只字不提公函的事，只说警察局长与他的办公室合作不力，建议撤换此人。军队腐败到如此程度，令这个天真的文人市长心灰意冷，遂以生病为由第9次提出辞呈。老蒋派儿子到安福路吴宅，以探望为名窥视吴生病之虚实，见他确实患了疟疾，躺在床上发冷发热。蛰居溪口的老蒋听了报告，仍不相信，派私人飞机将吴国桢接去，发现真病了，才批准他的辞呈。临走时蒋介石问他上海能守多久，吴回答最多1个月，对方吃惊道：“你为什么这样说?汤恩伯向我报告说至少可以守6个月。”不久，吴国桢黯然离开上海。1个月后，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官场失宠，背井离乡远走美国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继续争取美援成为当务之急。1949年12月14日，一架空军专机将正在台南的吴国桢接到台北，蒋介石当面告诉他，准备任命其为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感到很突然，推辞道：“陈诚将军(时任台湾省“主席”)不是做得很好吗?万一陈诚将军不能兼顾，最好是由俞大维担任台湾省主席。”老蒋说：“你很恰当，不要推辞，你当主席，我要你今后全力以赴争取美援。”很显然，老蒋仍看好他的留美经历和一向与美方交好的背景。而他也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临危受命，“义”不容辞。

就任台湾省主席不久，蒋介石给他下达了第一个命令，设法解决63万国民党残余军队每年3000万银元的开支问题。吴国桢满口答应，但提出了约法三章：省政府负担中央军费用，但要点名发饷，补给到团，杜绝吃空缺、粮多兵少的流弊。另外，要严惩走私，防止商人逃税，尤其是军队依仗权势走私。蒋介石见吴有能力筹措巨额军费，自然全部答应了他的条件。1950年1月，老蒋在台北草山召开三军高级将领会议，讨论迫在眉睫的给养问题。吴国桢作为军费承担方台 湾省政府的主席，应邀出席。轮到他发言时，直言不讳地说：“当前财政困难，如此非常时期，军人走私绝不应该，请在座的三军首领予以支持，特别是海军的桂总司令。”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海军司令桂永清见吴国桢当着老蒋和三军将领的面指名道姓提出批评，便气急败坏地反问：“你说海军走私，请拿出证据来，不要血口喷人。”吴国桢从容不迫地从皮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海军走私材料，递给蒋介石。老蒋翻了翻，怒容满面地扔到桂永清面前，你自己拿去看!会后，按蒋的批示，参与走私的海军司令部情报处长、某舰舰长等就地枪决，此事震动全岛。自此，吴国桢省“主席”的威信迅速确立。

1950年初，在吴国桢等亲美势力的努力下，第一批美援4400万元终于获得美国国会授权，但美国国会一向办事效率低下，手续繁琐，钱迟迟未能拨到台湾。蒋介石心急如焚，私下甚至同意，美国可派人到台湾监督该款的使用。吴国桢力持异议，认为这样做等于损失了主权，后果不堪设想。老蒋听从他的劝告，放弃这个念头。同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代之以“中央评议会”，吴国桢成为25名评议委员之一，与于右任、张群等元老并驾齐驱，达到了个人权力的顶峰。

也许吴国桢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对他的信赖，时不时要向其进谏，主张实施西方的“民主政治”，以挽救国民党政府。对他而言，这样做完全出于对老蒋的忠诚，以报答其20余年的知遇之恩。可惜，蒋介石并非心胸宽广之人。1950年10月31日，老蒋在风景秀丽的桃园县角板山庆祝63岁生日，只邀请陈诚、吴国桢等极少数亲信参加。吴乘机向他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的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一生独裁的蒋介石听了，心里老大不高兴。吴还想在台湾搞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市长，又遭到蒋经国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将来都由台湾人执政怎么办?连吴提议台湾青年也要服兵役，同样遭到拒绝：军队岂能落在台湾人手里!

当时，蒋经国身兼政治部主任和总统府资料组主任，曾几次向省府要求增拨款项，吴国桢均婉言拒绝，久而久之，令小蒋十分恼火。

按惯例，吴国桢任省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但实际工作由副司令彭孟缉负责。彭登龙有术，早已向蒋经国表过忠心，成为小蒋的亲信，自然不把顶头上司吴国桢放在眼里。有一次，彭进谒老蒋，故意说，请经国来领导保安司令部，众人才能心服。老蒋当即传下口谕：保安司令部的业务事宜，今后统一向总统府资料组主任汇报。这道口谕，身为保安司令的吴国桢，一年多以后才知道。

一次，彭孟缉照蒋经国的吩咐，以通敌罪逮捕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欲处以极刑。吴国桢调阅此案的有关卷宗，知王系冤枉，要求彭孟缉放人。不料，彭竟陪同蒋经国到吴处，坚持王有罪，不能放。吴国桢当着小蒋的面责问彭：“到底是你做保安司令，还是我?”当天，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来到吴宅，转达下令抓王，是“总统”的意思，企图缓和小蒋和吴的关系。吴国桢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彼此立场一致，但王案于法无据，从安定人心考虑，政府也应谨慎处理。周建议，如省政府怕遭人非议，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办理。吴依旧不让步，还让周宏涛给老蒋转送一封私函。晚上，周再次造访吴，说蒋先生看在吴的面上，将王哲甫的死刑改判为7年徒刑。

吴国桢对彭孟缉随意捕人的做法，极为不满，曾多次面告蒋介石，此人獐头鼠目，心怀叵测，不可重用。可是，恰恰相反，彭由副司令到陆军总司令，再到参谋总长，职位愈来愈高。

1953年1月，美国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蒋介石已不再需要吴国桢等亲美人物装点门面。他派人告诉吴，只要愿意和蒋经国合作，那么，当行政院长，或者行政院长兼台湾省主席，都可以。吴国桢如梦方醒，老蒋“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便以健康为由，提出辞职。多年后已定居美国的吴国桢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从此下定决心。请辞台湾省主席，并且计划远走高飞。蒋先生公开宣布，准我病假，其实，我哪来的病呢?”

最初，吴国桢的赴美申请未获批准，但他毕竟有美国人的支持，又请宋美龄从中说情，当局同意发给他平民护照，但很快收回改发官员护照，以防止他留美不归。5月24日，吴国桢夫妇离台赴美，小儿子吴修潢被扣为人质。临走前，“司法部长”王宠惠为吴氏设宴饯行，王问：“去了还回来吗?”吴据实回答：“不打算回来了。”王感叹：“你去的正是时候!”

君臣反目成仇 游子心系故国

吴国桢赴美初期，尽管对蒋氏父子不满，但还能以“大局”为重，绝口不提与蒋的恩怨纠葛。在公开场合，仍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呼吁美国援助台湾进行“反共复国”。他原打算在大学里谋一教职，业余从事演讲和笔耕，过上平静的生活。然而，上世纪50年代，美国歧视华人的风气甚烈，加上各校都有一些学阀把门，谋求教职并不容易。经朋友帮忙，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3年合约，为其撰写时事评论，业余时间赴各地巡回演讲。这样，一家人的生活才安顿下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还是被卷进了政治漩涡。1953年11月，蒋介石突然下令免去“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指责他“蒙混舞弊，不尽职守”。台湾政界、新闻界谣传，王世杰包庇吴国桢，帮助吴卷资50万美元去美国，王由此被罢官。台湾报刊也公开著文，责骂吴国桢贪污巨款，逍遥法外。这些传闻很快成为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吴留在台北的幼子和父母成天生活在遭人白眼和嘲笑的氛围中，苦不堪言。与此同时，由国民党资助的美国报纸《华美日报》《民气日报》等，也推波助澜，连续发表文章，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吴国桢立即给台湾当局写信，要求刊登“辟谣启事”，以正视听。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复函说，外间谣传原属毫无根据，不必介意。吴见在台湾刊登“启事”无望，只好以读者投书的形式，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辟谣。之后，他一反刚到美国时的谨慎小心，公开接受芝加哥某电视台的专访，一泄长期郁积于胸的不满，表明自己出走台湾，完全因为与当局“政见”不同。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唯恐吴一气之下，口没遮拦，酿成不利于当局的风波，立即托人向吴传话，请其速回台北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国桢心里十分清楚，与老蒋的关系已经破裂，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跟合众社记者和盘托出：“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我不愿回台湾，因为我认为现在‘中国’政治情形和我当初和政府发生争执时并无改变”；“我深信目前的政府过于专制”云云。

这番言论，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台湾“立法院长”张道藩首先跳出来，对这名南开老同学发表“危害国家言论”表示万分愤怒，大骂吴为“民主政客”。接着，台湾媒体全线出击，连篇累牍地刊登声讨文章，甚至有人斥责吴为“国人皆日可杀”。1954年3月17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指斥他“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罗织13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

中美建交后，吴国桢开始关注大陆的经济建设。通过阅读报纸和与访问大陆的人士交谈中得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步神速，由此逐步改变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看法。1982年，大女婿俞益元归国观光。回去后向岳父详尽介绍了在大陆的所见所闻及有关方面的盛情款待，还带回了一张南开中学时吴国桢与周恩来的合影。睹物思人，吴国桢感慨万千。次年，长子吴修广夫妇再访大陆，有关方面特意安排他们到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观光，并拜访了吴国桢的亲朋故旧。

1984年春天，邓颖超、杨静仁联名邀请吴国桢归国观光，并参加新中国35周年庆典，吴欣然应约。他重新阅读《邓小平文选》，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说：“《邓小平文选》，我反复看了3遍，这个人我非常钦佩。中国照目前的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一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遗憾的是，正当他翘首盼望回到阔别30余年的故国怀抱时，竟于6月6日因心脏病突发，撒手西归。

据说，吴国桢生前，曾有人问他，台湾经济发展了，是否可以“独立”?这位第四任台湾省“主席”斩钉截铁地回答：“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独立是没有前途的!”

作者：郦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