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纪录》 作者： 王庆祥 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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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妥善保护”爱新觉罗皇族的命令
1945年8月14日，中国大地重光，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和德王的傀儡政权同时坍台。显然，跟溥仪等战争罪犯算总账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不料，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正在进军东北的人民军队下达了“妥善保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这显然是溥仪当时完全不能理解的。
对这件事，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公元1908年12月2日。
严寒笼罩着中国，笼罩着北京，笼罩着紫禁城，笼罩着太和殿。
殿前广场上的文武百官正朝着金銮殿内的御座叩拜，坐在御座上的人竟是3岁娃娃，他显然还不能依靠自身的把握坐稳这把龙椅，有位27岁的年轻人这时正单膝侧跪在龙椅的下面，伸出双手扶持着娃娃。
这里正发生着举世皆知的事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正式而隆重的皇帝登极大典。那娃娃便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而侧跪着扶持他的年轻人就是摄政王载沣。随着这次盛典，宣统纪年开始了。
这时，在位于湖南省湘潭县的秀丽的韶山冲，有位意气风发的15岁的少年，正在油灯下拼命地读书。有一本书叫作《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第一卷开篇写道：“呜呼，中国将亡矣!”这本专述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书，在少年沉思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决心走出家乡，去寻找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1910年夏，他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广泛吸收史地知识，接触的进步书报也愈来愈多了。1911年春，他又前往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研究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会章，熟悉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反清战斗口号，还了解了黄花岗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的革命事迹，他开始站到清朝政权的对立面上去，并毅然剪掉脑后那根长辫，还写了一篇反清的文章贴在学校门前的墙壁上。
这个走上反清道路的青年正是毛泽东。
也在这时，还有一个10岁的英俊少年，由于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乖谬和家务繁难，思想渐趋成熟。他摆脱了对菩萨的迷信[周恩来说：“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决定离开位于淮河和大运河交流处那块平原上的出生地——江苏省淮安市，远赴辽东，投奔亲人，以争取读书的机会。他拖着一根长长的发辫来到沈阳，凭借时任奉天府度支司制用课主稿的大伯父周贻赓和时任铁岭县银州镇税员分省补用通判的三伯父周贻谦的供养，先后在银岗书院和东关模范学校就读。虽然他身处清朝地方小吏的家庭环境，却在勤奋的学习中广泛接触了西方新学和许多新知识，他秘密阅读以救亡和反清为主旨的进步书刊，他亲眼见到了中国人在外国租借地内饱受欺侮的场面，开始对飘扬在领事馆门前的外国国旗、耀武扬威的蓝眼睛巡警、不时有钟声传出的尖顶或圆顶教堂，以及清政府的屈辱的官厅，油然而生出反感和一种鄙视之情。
这个已显出卓识远见的少年正是周恩来。
清朝隆裕皇太后和监国摄政王载沣，为溥仪确定了一个好听的年号——宣统，意在宣扬光大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业绩，使清朝能万世一系统治下去。然而，事实无情，3岁继位的溥仪，还不满6岁就退位了，就在那年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就在那年，18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入伍，成为辛亥革命新军中的一名士兵。
就在那年，14岁的周恩来在沈阳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曾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讲演会上发表禁烟救国的演说，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
退位后的溥仪继续盘踞紫禁城，享受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关起门来当皇帝，与张勋、康有为等人里勾外连，从事反动的复辟活动，直到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嗣后又在天津日租界设立“行在”，阴谋实现“大清帝国”的“中兴”。“九?一八”事变后，他竟然寄希望于日本军阀，卖身而投靠之，堕落为民族罪人，并最终以战犯身分被押上被告席。
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坚定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在他们的革命目标中，始终包涵着溥仪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
毛泽东在文章中第一次直接提到溥仪，斥其为祸根，呼吁除恶务尽，那是毫不客气的：
奥前皇卡尔避居瑞士，某报通信记者求见，见其侍臣，侍臣说：“皇帝的退位，本非得已，故愿望恢复帝制，惟目下暂时隐居，不问政治。”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心理上观念的习惯性，本来如此。西洋人做事，喜欢彻底，历史上处死国王的事实颇多。英人之处死沙尔一世(1648年)，法人之处死路易十六(1793年)，俄人之处死尼哥拉斯第二(1918年)，都以为不这样不足以绝祸根。拿破仑被囚于圣赫利拿，今维廉第二亦拟请他做拿破仑的后身将受协约国的裁判，总算很便宜的。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参见《湘江评论》第二号，1919年7月21日出版]
毛泽东撰写这篇文章的两年之前，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张勋复辟事件[张勋，清末官至江南提督，民国年间历任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和安徽督军等职。1917年6月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挟兵入京，驱逐民国总统黎元洪，并于7月1日拥戴溥仪登极，12天后失败退位，史称“张勋复辟”]，而发表该文4年之后，又有康有为为首的密谋甲子复辟的未遂事件[溥仪被逐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溥仪居处查获康有为的信等密谋复辟的有关文件共21件，因时间都在1924年，统称“甲子复辟文证”。这次酝酿中的复辟活动因溥仪出宫而中止]，再过去两年还有“复号还宫”的反动政治事件[自溥仪被逐出宫后，康有为等封建遗老就提出了恢复溥仪的皇帝尊号并迎请还宫的反动政治要求，到1926年8、9月间以康有为致吴佩孚的一封长信为标志，又掀起“复号还宫”的复辟高潮]，此后5年溥仪终于出关投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小帮凶[溥仪于1931年11月10日潜离天津出关投敌，1932年3月9日就任伪满执政，1934年3月1日“登极”为伪满康德皇帝]，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已经酿成祸患，历史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
不久，毛泽东又在《民众的大联合》[载于《湘江评论》第四号，1919年8月4日出版]一文中，对在辛亥革命中被打倒的宣统皇帝以及1915至191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而搞出的“洪宪皇帝”[袁世凯(1859—1916)，清末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1915年12月称帝，年号洪宪，至1916年3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消帝制]发出了议论。他写道：“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过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他认为，辛亥革命给人民增加了“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虽然仍是少数所干，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把溥仪作为革命的对象，是因为溥仪代表着反动的封建复辟势力，包括铲除溥仪本人，都是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了，毛泽东仍把溥仪看成人民的敌人，则因为溥仪已经沦为日本军阀的走狗了，这时反对溥仪及其傀儡政权，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环节。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请于绥远、西北和华北之域，实现国共合作，组成抗日联军，“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封信里，因为曾言及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李守信和伪蒙古军副司令卓什海对绥远地区的进犯与威胁，从而提到他们的上司——伪蒙古军政府总裁德穆楚克栋鲁普，由此又谈到比这位蒙古王公还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人物溥仪，认为他们同为丑类，同为中华爱国军民的凶恶敌人。毛泽东写道：“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1944年3月3日至4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了一次报告。这是他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身分，用“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并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方法，对召开于10多年前的那次大会深入研究之后提出的。周恩来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大革命后期，即1927年4月至7月，党一度依靠冯玉祥的武装力量，犯了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冯玉祥原为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的部将，曾任督办。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同年11月5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1926年9月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这些固然都是进步之举，但冯玉祥当时毕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不可依靠的。周恩来说：“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结果，坐镇郑州的冯玉祥，一面应付来自武汉的国共人士，一面前往徐州与南昌的蒋介石见面，遂导致参加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尽管其间冯将军也保护过一些共产党员，特别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赞成抗日，长期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但他在国民党清党时期的政治态度是不可取的。周恩来的结论是，不能只看到冯玉祥曾驱逐溥仪出清宫。也不能只看到他访苏得到信任并在1926年回国时带回了斯大林赠送的一套酒具，而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应当坚定地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如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广大的工农群众武装。
周恩来早年论及处于最反动位置上的溥仪，采取的就是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又过去一年半，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和德王的傀儡政权同时坍台。正是在这个应该跟溥仪等战争罪犯算总帐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却向正在进军东北的人民军队下达了“妥善保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
此事外界无闻，是周恩来于1961年6月10日接见溥仪、溥杰及其夫人嵯峨浩一行时亲口说出来的。因为谈到嵯峨浩撰写的回忆录《流浪王妃》，周恩来忆起抗战胜利之际、也是伪满垮台之际的种种史实，面对嵯峨浩及其次女嫮生，他语调亲切地讲出一件令在场者惊愕且感动的事情：“战争结束，‘满洲国’崩溃之际，我们曾下达命令，爱新觉罗家族现在东北，找到他们要加以妥善保护。但命令好像没有贯彻到基层，让你们受苦了。在此，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7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流浪王妃》于1959年由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当年再版九次，并拍成电影。嵯峨浩在这本回忆录中叙述了伪满垮台之际她跟随溥仪和溥杰逃亡通化及以后辗转流徙的痛苦经历。嵯峨浩说，他们是在从大栗子沟转移到临江县城时遇上共产党军队——东北民主联军的，当即受到监视。随后，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又被分批押往通化市，乘卡车或压道车行进在冰雪山道上，时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在通化，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嵯峨浩等被隔离在市公安局二楼某房间中，而溥仪的“贵人”李玉琴及其随行人员则被软禁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内，她们当然全都经过了严密的人身检查。1946年2月3日发生了恶梦般的“通化事件”[通化事件系由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晓策划，勾结原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等不甘于失败的日本军人，而发动的以推翻民主政府为目的的武装叛乱，很快被平定]，在枪弹和大炮的轰鸣中，溥仪的老乳娘因失血过多而死去，李玉琴受伤，婉容神志不清，嵯峨浩也吓坏了。嗣后，她们硬顶着零下30度的严寒，在遭到惨重破坏的建筑内又住了一个星期，才迁入居民家中。有一次，看管她们的士兵还曾在半夜闯进来把手枪顶在嵯峨浩的头上说：“不许动，动一动就打死你!”原来又发生了日本人袭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婉容等爱新觉罗家族人员随部队行动，乘坐带通风孔的货车于1946年4月间回到长春，在已改为部队招待所的原厚德福饭店稍住几日，又随军撤离，被摇摇荡荡的“闷罐”列车运到吉林市。在公安局拘留所冰冷的板铺上，在连续数日疲劳的审讯中，嵯峨浩甚至想到过“就此结束嫮生的性命，然后自杀”，然而她必须活着，照顾景况更加悲惨的婉容。据说这位皇后因断绝鸦片而犯烟瘾，终日不是发狂似地呼喊“救救我!救救我!”就是呻吟着翻白眼，在地板上乱滚。“看守和八路军的干部都争着跑进拘留所来看发狂的皇后” [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0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宛如上动物园往里瞧动物，进进出出来去不绝。当国民党军队轰炸并进攻吉林时，已不堪举步的婉容被捆在一把架着长木杆的坐椅上，由6名日本俘虏抬着上了火车。到延吉下火车后，又被弄到一辆马车上游街，一面写有“汉奸伪满洲国皇族一行”字样的大白旗插在车辕子上。随后被收容在延吉法院的监狱里，其时婉容已是垂死之人，得不到鸦片，又不能进食，加之无人照料，而于6月20日孤独地结束了悲剧生涯。嵯峨浩是在婉容死前数日随军撤往佳木斯的，在那里又受到“千方百计地审讯”，直到弄清她并不曾帮助关东军干坏事，也不曾在宫廷享受奢侈的生活，才解除怀疑而在哈尔滨把她释放了[参见嵯峨浩：《流浪王妃》第107—10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皇族其他人员也陆续被释放了。这以后嵯峨浩利用日侨身分争取携女儿嫮生遣返，不料又陷入国民党的控制之中，先后被囚于锦州、葫芦岛、北京和上海，历尽磨难，最后通过日本军俘虏收容所的联络组，与尚在南京的前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再三恳请，方允释放回到日本。
这虽然确属嵯峨浩的亲历，但囿于个人闻见，加之环境复杂，就难免与事实有出入。或以偏概全，或但闻其一不知其二。就在前文提到的那次会见中，周恩来直率地谈到自己的看法。他对嵯峨浩说，你写的那本《流浪王妃》，以及据书拍摄的电影，我已经看过了。你的著作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些事实，很好，很勇敢。但有一些涉及八路军的事情不真实。我们已做过调查，当时党中央是有意争取伪满人员的，一些下级官兵还不知道。进到东北以后对你们和日本侵略者未加区分，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走了很多处，那也是很自然的情况。你那本书和电影有些刺激中国人民的东西，暂时还不能在中国出版或放映。
现在，嵯峨浩已经做古。她在人生最后的时日里，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认真修改了自己的著作，不仅重新认识了伪满垮台之际那一段浪迹天涯的生活，还补充了她在60年代初与丈夫在北京团聚的幸福晚年生活。新版《流浪王妃》在日本和中国都出版了。
显然，在伪满垮台之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并决定了对溥仪、对爱新觉罗家族人员、对伪满首要分子等应该采取的政策，而且对进入东北作战的部队下达了“妥善保护”的命令。
为什么要保护一个高踞于人民之上的清朝皇帝?为什么要保护退位以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的反动人物?为什么要保护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民族罪人? 这首先是鉴于复杂的历史情况而提出的。当时，战争尚处于拉锯状态，环境异常艰苦，然而，有了一道保护的命令，便使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和“皇御弟”溥杰的夫人嵯峨浩，都得到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东北民主联军很好的照顾，何长工司令员还在通化亲切地接见过她们。
也是那次会见，周恩来还联系抚顺战犯管理所而对溥仪和溥杰等人说：“有一段时间把你们藏在抚顺，让大家担心了。这是为了保护你们。坦率地说，老百姓对爱新觉罗家族有多深的仇恨，我们当时也并不完全清楚……” [参见嵯蛾浩：《流浪王妃》第17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作为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也曾回忆那段流浪生活[参见李玉琴记述、王庆祥整理：《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9年出版]。她谈到何长工司令员在通化亲切接见自己和嵯峨浩的情景，谈到东北民主联军对她的照顾和关怀。象何司令员那级干部显然能知道来自党中央的指示。部队在拉锯式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并没有抛弃溥仪的“皇后”、“贵人”以至“皇御弟夫人”，这恰恰是尽了“保护”之责。当时的下层官兵，或为穿上军装不久的农民，或为反正的国民党战俘等等，他们对“皇后”一类人，对像嵯峨浩那样的日本人，采取某些过激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据李玉琴讲，后来部队干部找她谈话，逼她写出与溥仪离婚的违心声明，否则就不许她跟父母团聚。他们的本心也许不错，可这又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呀! 直到战后几十年，李玉琴也不能忘却当时的情景，每到北京还一定要探望何司令员呢!
再说婉容，她于1946年4月随部队返回长春以后，部队本来是要把她交还亲属抚养的。那时，婉容之父荣源已被押往苏联，她哥哥润良不肯接受，甚至看也不看妹妹一眼。部队也曾商之于李玉琴以及她的母亲，但李家实在无力负担鸦片成瘾的“皇后”。就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已又带上婉容在战火中转移。与其说她被部队抛弃，莫如说是同胞骨肉、是皇族本身抛弃了她……
在伪满反动而丑恶的统治刚刚结束的时候，对溥仪及爱新觉罗家族采取“妥善保护”的措施是必要的，否则势必使他们面对无限怨恨的士兵与百姓。那么，正在逃亡中的皇族们的命运可就惨了。一旦发生问题，显然不利于深入了解内情，而从政治上考虑更属有害无利。
“妥善保护”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提法，而是毛泽东在总结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顺理成章的正确政策。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过后，追究责任往往要抓出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战犯，他们的罪恶有轻有重，犯罪的条件也千差万别。与其从肉体上通通消灭他们不如改造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把战争隐患转化为致力于和平和社会进步的一份力量。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给地主、富农一份土地的政策。 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对原来的压迫者剥削者给予生活出路的政策，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并不是皇帝或哪一个反动分子个人。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发表演说认为，辛亥革命“革”掉了皇帝，然而，代之而起的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与专制皇帝也没有什么分别，就实质而言，清朝、民国都是“###”的“吃人政治”，“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可见光革掉一个皇帝是没有用处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并于1948年1月18日发出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指出:要“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发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 对于迫使宣统皇帝退位的辛亥革命给予了盖棺论定的总结。他说:“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 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妥善保护”所表现的，恰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恰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
然而，直到周恩来道破之前，溥仪对于这道保护他及其家属的命令，居然毫无所闻，难怪他长期以来把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1946年末，当收容所所长捷尼索夫奉命劝说溥仪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以争取将来获得赦免的时候，竟被拒绝了。囚居于前苏联期间他一听说引渡就吓得要死。
溥仪在莫洛科夫卡和伯力
在莫洛科夫卡，溥仪他们几个人都享受与苏联军官疗养者相同的待遇。平常每日四餐：早点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面包是精白粉优质面包；午餐至少两道菜、一道汤；下午三四点钟还开一餐，名堂叫“午茶”，上面包、黄油、咖啡；晚餐常吃西餐，摆出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等。总之主副食都相当丰富，或许会有人忘了俘虏身份，真以为自己也是疗养者。开饭时大家都到餐厅，当然要把被视为“正位”的座位摆好留给溥仪坐，并且独当一面。溥仪坐定，其余三面上的人也可以坐下，这种同桌就餐、平起平坐的情形也是历史上空前的。
第一次开“午茶”才有趣呢!谁都不了解这午茶为何物，还以为是晚餐提前开了。见每天只有一碗茶、一片面包、一小块黄油和可以加入茶中的方块糖，都觉得不满足，吃完还要，女服务员就不断地添，添一次、添两次……她们很奇怪：茶点还要“点”这么多?中国人原来都是大肚皮!溥仪这帮人想得不一样：怕吃少了难熬到第二天早晨，这两餐间距太长!“午茶”过后，溥仪躺在那架为他单独准备的大沙发床上“悠哉”过去，，别人都各自回房睡了。大约晚上7时许，女服务员招呼开饭没人响应。问溥仪，他摇摇头说：“不饿”，再叫别人，都摆手说：“不吃了!”急得女服务员直嚷：你们怎么全都不吃饭?是要绝食吗?”她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真急了。到第二天开早点时，溥仪那帮人又笑着出现在餐厅，女服务员们才明白过来。
战后的苏联，经济凋蔽、人民困苦，老百姓的主食是在商店里出售的“黑列巴”(面包)，里边杂有草杆之类，十分粗糙。两相比较，溥仪在苏联确实受优待了。
西伯利亚的冬天来得早，9月刚过，莫洛科夫卡人已把厚厚的大衣穿出来了。疗养所也给溥仪他们每人发了一件军用大衣，虽然很保暖，外观不雅，是苏军士兵穿的光板子皮大衣。疗养所管生活的军官冲溥仪耸耸盲膀开玩笑说：“不怎么好看，凑合一下吧，反正这里没有很漂亮的姑娘，不用怕丑。”
为了取暖，各屋的“别列达”(俄式火炉的一种)都生火了。也不烧煤，清一色烧山里的松木和桦木，溥仪的侄子、随侍也帮着女服务员劈伴子。有一天，溥仪一反常态也动手帮忙往室内运送木伴子。不料，女服务员赶紧过来阻拦，不让他干。溥仪不听，还操起手锯硬要锯木头。这时；女服务员们把脸也绷起来了，毫不客气地命令道：“捏列加!”因为苏方对溥仪有特殊政策，把他看得身分高，不让他劳动。女服务员更怕他接触铁锯钢斧，倘闹出“自杀”等意外举动，她们的饭碗可就砸了。
1945年11月初，又紧急转移到位于红河子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5号收容所。对溥仪来说，这是一段沮丧而绝望的日子，但他知道是谁操纵着自己的命运，乃于1945年12月下旬写信给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信中写道：“承蒙贵国政府宽大为怀，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得以在苏联安全度日，为此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 恕我多求：恳请贵国政府允许我在苏联长期居留，我将全心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及其它科学的研究……”
为了达到长期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他被拒绝以后，还颇不理解地提出问题:“共产党中难道连一个皇帝也没有吗?”在苏联，不但共产党中没有皇帝，公民中也没有皇帝，末代沙皇一家人差不多30年前就被秘密处决了，对这些溥仪似乎毫无所知，他还嘟囔着说:“这太遗憾了!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飞往东京：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地彻底地揭露。
——爱新觉罗?溥仪
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台上的爱新觉罗?溥仪，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大声发言。他在这个世人嘱目的讲坛上不无愤怒地揭露了日本甲级战犯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时，他已不再是万民之上的皇帝，而是囚徒。然而，他并没有向人民缴械，而是用森严的戒备，把内心世界严密地封锁了起来。
1946年8月，囚居伯力市第45收容所的溥仪，得到苏联当局通知，去日本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溥仪活到40岁，每天都是仆从成群前呼后拥，这次他又提出要带一名“心腹近臣”，并说已和五妹夫万嘉熙商量好，让他随行。对此，苏联政府没有应允，溥仪悻悻做罢。他一走，立刻在收容所其他囚犯中引起一阵恐慌，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是去作证人，还是去接受审判；也不知道他这一去，是否还能回来。他们关心溥仪是因为命运相连。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收容所所长拿着一张日本俘虏在收容所内编印的小报，给溥仪的几个亲属看，上面登着溥仪去东京作证的消息。所长还说，20天之后溥仪一定回到这里。当时大家将信将疑，直到溥仪真地回来了，他们才放下心来。溥仪回到收容所时，心情还很兴奋。有一次，他对与自己一起拘留在苏联的侄儿毓嵣说：“这次作证，我和日本战犯的律师辩论起来了，声音越讲越高，几乎是大声在喊，退庭后总是感到挺累的。”
伪满14年中，溥仪的公开讲话，包括以他的名义发布的诏书、教令和敕令，无一不和日本人高唱同一曲调。可那显然有许多是言不由衷的，国为关东军赋予他的实权很有限，在许多地方“委屈”了他。那个时候不得不把“气”憋在心里，现在可以放一放了，所以在法庭上讲话的声音就不免高些。
苏联政府虽然不允许溥仪自带随侍，却也给他配备了一名译员，这位苏籍译员曾在我国哈尔滨市居住多年，既懂汉语又通日文，名叫别尔阔夫。行前，苏方还特意为他订制了新装。于是，溥仪穿了这套合体的黑色西装，并在雪白的衬衣脖领下系上一条黑白相间的格纹领带，左胳膊上还挎着一件灰色的高级呢料大衣。就这样，溥仪在伯力地区内务局的一位上校和另外两名苏联军官的“保护”下，在伯力机场登上舷梯。
收音机在浓重的云海中穿行，溥仪的心则在迷茫的疑团中动荡。当他回忆这段难忘的飞行时，曾这样写下当时的心境：“飞到半途中，突然遇到一阵大雨，我从机舱玻璃窗口往下一看，只见山峰接连着山峰，好象是大兴安岭的模样。那时，因为我不懂苏联话，再加上对于苏联的政策尚未能十分信赖，于是我的老毛病——狐疑症又犯了：不是要飞东京吗？怎么飞了这半天还看不到海？特别在收音机上，苏联军官彼此间的谈话，我又听不懂，只好默然坐在一旁，一边在心里打着鼓，一边有意无意地听着。不料在他们的谈话中我突然听到了仅能听懂的‘哈尔滨’三个字。于是立即把这仅能听懂的三个字，又结合到我的疑心病上，不由得在心中暗想：难道这是往哈尔滨飞而不是去日本？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要让我赴日本东京去作证？这样一来可就糟了。这不等于前去送死吗……就在“遐思万里”、疑虑横生的时候，这架飞机也在空中轻快地飞翔着。我胡思乱想尚无丝毫头绪，这架飞机却毫不犹豫地在一个机场上降落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并不是什么哈尔滨，而是离海参崴80里地的一个地方。我“化忧为喜”地下了飞机，进入当地海空军人员俱乐部的军官宿舍。住了几天之后，才开始动身前往海参崴。
从这里到海参崴是乘汽车走的，在这80里区间，汽车依山奔驰、傍海疾行，路转通幽，情趣盎然。刚刚摆脱“死”的疑虑，这时溥仪似乎又有兴致欣赏汽车两旁的优美风光了。那远方巍峨的山岩，与紫禁城御花园中的假山绝不可以同日而语；这近处嶙峋的怪石，也不是满洲“帝宫”西花园中所能见到的奇观。同行的苏联军官主动给溥仪充当解说员，一会儿告诉他这里是规模巨大的一流疗养院，一会儿又告诉他那里是富丽堂皇的文化宫，溥仪大开眼界。
汽车很快就进抵海参崴了，这是一座幽静而美丽的山城。溥仪连作梦也想不到就在他生活的这个天底下，竟还有这样一块美丽的地方：无论是山脚下，还是山腰中都有楼房矗立。山城虽起伏不平，建筑却井然有序。从溥仪所住的那栋6层楼房中远远望去，浩瀚的碧海、洁白的雪浪花尽收眼底，真让人平添醉意。溥仪从小就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天”有多大，他并不真正懂得。这一回，确实是领略了“海阔天高”的实在内涵。
由于天气不好，山城总处于深雾的宠罩之中，飞机无法起飞，溥仪在海参崴一连停留了七八天。苏方对他的待遇很优厚，每天下午自己走到海边去，散散步，宽宽心。后来搭乘一架水上飞机，经5小时飞行，到达日本横滨附近的机场。
溥仪出庭作证所以能为世界各国瞩目并不是偶然的，早在溥仪抵东京前一个多月，有关的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国民党中央社在6月24日就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东京战罪法庭于6月24日起再开，将要了解张作霖被杀和溥仪由津赴东北内情，为之将邀请张学良作证。在起诉中，并可能传询去夏被俄人逮捕之溥仪作证。但一般观察，俄人未必允许其赴东京。溥仪在俄被拘之地点，迄今尚难判明。
这位记者没有判明的地点正是伯力第45收容所。当时溥仪忙于在那里写材料，他写过履历，写过由天津到东北的过程，也写过在伪满当皇帝的境遇。苏方要求他写这些材料正是为出庭作证准备的，虽然他本人对此并不很清楚。过了一个月，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又在7月28日从东京发回电稿：“据记者单独获悉，国际战犯法庭检查处美检察官，急欲将伪满皇帝溥仪传至东京，作审判一等战犯之证人，迄今尚未得到，据信在苏军手中。”
其实，溥仪此时已在准备从伯力动身了，到8月7日晚间，重庆国际电台又播出一条新的消息，消息说：“东京联军总部宣称，前伪满皇帝溥仪将出席战罪法庭作证，但日期未定。溥仪现在海参崴，在出庭期间将居于此间苏大使馆，由苏看管。”这条消息已经透露了溥仪出庭作证的内幕，关于溥仪出庭的时间、作证的范围、留居东京期间的管理以及作证结束后的归属等问题，均已由苏方和联军总部商妥协定了。这一点，在有关溥仪抵达东京的报道中说得更加清楚。
据8月11日《华声报》载：“[中央社东京10日专电]昨晚有苏机一架，自海参崴飞抵此间厚木机场，载来前伪满皇帝溥仪及随行之苏联人员一批，包括苏联检察官办事处之官员及溥仪的译员等，溥仪于最近期内即可出席远东战罪法庭作证。法庭首席检察官季楠，可望于12日与溥仪谈话，溥仪在此期间，可在苏联大使馆被待以宾客之礼，惟在整个作证进程中，仍须由苏方看管，一俟任务完毕，即由苏方带回。”报道这一消息的记者写到这里，突然把笔锋一转，在“皇帝”的身份上作起文章来：“按溥仪于1935年前来日本时，享受奢华之款待，一般认为此次苏联之所以愿使溥仪出庭作证者，盖欲使此一‘皇帝’出丑受窘，以间接反映对日皇裕仁及一般皇帝制之亵猥也。”
我们估且不论这种评论是否离题太远，皇帝出庭无论如何也是空前之举，加之它在法庭上的言论、举止和风度，都实在是足以轰动世界的。
溥仪自己回忆抵达日本的情形说，他所乘坐的那架苏联飞机，是在下午5时左右抵横滨附近厚木机场的。飞机还没有降落，就见几架美国驱逐机迎面飞来，在它左右盘旋，并尾随之一起降落。溥仪走下舷梯便开始接受身穿美制警服的人详细盘问，而闪光灯也总是围着他明灭，这样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被苏联驻东京使馆武官接走，并住进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所楼房内。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战罪委员会的建议，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盟军统帅、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在东京下令设立的。它的任务是审判破坏和平，包括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和破坏条约的战争的罪行，还有违反战争法规和习俗、违反人道的罪行。根据同盟国在战后签订对日和约时决定，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共11个国家派出法官参加审判。著名法学家梅汝璈ND174先生就是我国派出的法官。在世界历史上，组成国际法庭审判战犯，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在审判期间，共开庭818次，先后有11名法官、88名检察官和90余名辩护律师出席审判，审判记录竟达48412页；又有419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加上采访法庭消息的记者和卫兵，法庭全部人员已超过千人。审判耗资之巨，达每日万元美金以上。审判对象是28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平治骐一郎、重光葵、木户幸一、大岛浩、东乡茂德、桥本欣五郎、岛田繁太郎、贺屋兴宣、南次郎、梅津美治郎、烟俊六、小矶国昭、星野直树、铃木贞一、佐滕贤了、冈敬纯、白鸟敏夫、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大川周明。其中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大川周明则患了神经病，实际被判的有二十五人。这些人中有原关东军司令官、原关东军参谋、原宪兵队司令官等，都曾与溥仪共事。从他们在我国东北犯下的罪恶来说，溥仪确是一个有力的见证人。
溥仪从8月10日傍晚抵东京起直到8月16日出庭之前，就呆在苏联使馆附近的那栋楼房中，接受法庭安排的各项程序性工作。这期间，苏联检察长、美国检察长以及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副检察长，先后来到溥仪的住处，对他的证人身份进行查讯。法庭首席检察官季楠也在8月12日与溥仪会面谈了话。
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每天由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创造了这个法庭中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据溥仪自己回忆，他在作证时，首先介绍一遍自己的履历；然后就日本战犯的罪行，对法官提出的问题作出证言；最后回答日本战犯辩护律师所提出的质问。他作证的目的是，证实日本利用他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在我国东北实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真相。
皇帝证人第一次出庭：出关之谜
溥仪继续说道：“为了继承皇位，我过继给同治和光绪，隆裕皇太后则成了我的母亲。她曾与孙中山先生会见，非常赞同建立民国，曾主张自动把统治权交给革命党。因此，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国政府对于皇太后非常感谢，允许我保留皇帝称号，留居紫禁城内，每年供给四百万元生活费，宫内一切由内务府管理。1924年冯玉祥和张作霖二位将军相争，战后冯玉祥以武力命令我们和清朝王族即日迁出宫殿。我离开了紫禁城，但没离开北京，寄寓在亲父家里。当时报纸上传出对我行将不利或有危险的消息，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便把我带到德国医院。”
“当时我才19岁，到什么地方隐蔽呢?庄士敦曾和英国公使马克莱和荷兰公使欧丁卡谈过，由于英国公使馆过于狭小，劝我到日本公使馆去，当时和我同伴的仅有庄士敦和郑孝胥两人。我留在日本公使馆不到半年，便取得段祺瑞临时政府的许可到了天津。从20岁到27岁，我在天津住了7年，后来，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以武力占领了东三省。”
接下去该讲溥仪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这个关键问题了，是胁迫而往还是自愿前行?这显然也是他必将站在被告席回答的问题。他异常警惕地讲了下面这段话：“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藉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边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属住在一起，到旅顺去，同行的人只有郑孝胥父子，家属等直到后来才到达旅顺。”
这样，溥仪完全把自己装扮成被绑架的受害者，这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溥仪后来回忆此事的时候，实事求是地承认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九一八’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
当溥仪谈到在旅顺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交锋的时候，季楠检察长发出一系列的讯问要求溥仪回答，下面便是他们问答的情况。
季楠：“板垣上校对你说什么来着?”溥仪：“大概谈了两个半钟头。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权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季楠：“这是板垣的独自见解，还是遵照长官的命令？”
溥仪：“他是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说的。”
季楠：“他说希望你担任什么工作呢？”
溥仪：“他说因为我是满洲人，请我当新国家的元首。还说日本对东三省没有领土野心，成立完全独立的政权。”
季楠：“你答应了吗？”
溥仪：“我拒绝了！”
季楠：“为什么拒绝呢？”
溥仪：“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同等待遇。”
季楠：“在板垣请求之前，日本军队在满洲做什么来着？”
溥仪：“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同时在沈阳由日本人协助组织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土肥原便是组织地方维持会的主要人物。此后日本军队便对没有逃出去留在沈阳的中国官吏予以压迫。”
季楠：“板垣是在什么时候向你提出上述请求的？”
溥仪：“我到旅顺是1931年初冬。此后经过约半年功夫，他才请求我当新政权元首的。”
季楠：“拒绝了他的请求之后，你还和他会过面吗？”
溥仪：“后来会过一次面。”
季楠：“拒绝了板垣的请求时，他的态度如何？”
溥仪：“表现出非常不满意的样子。”
季楠：“你和板垣第一次会面后，又和你的顾问们商谈过吗？”
溥仪：“和郑孝胥、万绳栻商谈过。板垣也与他俩见过，听说他对我的顾问讲：那个请求是关东军的既定方针，如果予以拒绝，关东军就采取断然措施！”
季楠：“顾问和板垣谈的话，是以后从顾问那里听到的吗？”
溥仪：“是的，我的顾问说：‘板垣威胁我们，如果不听他的话便有生命危险。’因此他们劝我答应板垣的要求。”
季楠：“板垣对顾问的态度怎样？”
溥仪：“顾问说，板垣是非常严厉与强迫的。”
季楠：“你听说主张推出‘满洲国’元首的是谁？”
溥仪：“听说是关东军司令宫本庄繁。”
季楠：“当时你的顾问都有谁?”
溥仪：“郑孝胥、万绳栻、罗振玉和郑垂四个人。”
季楠：“这四个人中间有否在中国国民政府中担任官职的?”
溥仪：“没有。”
季楠：“你和顾问们商议，对于板垣的要求到底拒绝还是答应的?”
听检察长这样一问，溥仪竟理直气壮地摆出一副发表演讲的姿态，并环顾一下高高在上的十一位法官，把双手一摊，从容申述说：“当时，那么多民主国家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有什么能力单独抗拒他们?”
季楠：“你有否抵抗的意志呢?”
溥仪：“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既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季楠：“拒绝出任满洲元首便有生命危险，这个话你是直接听到的吗?”
溥仪：“是的!板垣和我的顾问都对我说过，而且我已经感到了身边的危险。”
季楠：“你具有执掌庞大国家的政治经验吗?”
溥仪：“我幼时便把政权让出去了，所以毫无政治经验。”
看过《我的前半生》一书的人，一定对《会见板垣》那节文字留有印象。据它记述，当时溥仪与板垣争论的中心，并不在于溥仪是否出任新政权元首，而在于是否允许溥仪登***报。溥仪以“不得不正统系”为辞，向板垣要“大清复辟”，争皇帝来当。可是，当他回答季楠检察长讯问的时候，对此却只字不提。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溥仪在当年就具有这样的觉悟：敢于如实地承认自己是为了当皇帝而到东北来的。这时，季楠检察长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题：“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此时此刻当年跃马横枪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么样了呢?
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了被告席上板垣的形象：
“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以上就是溥仪首次出庭作证的情况。因为他揭发了日本战犯的种种内幕，赢得了举世注目；又因为他过分地推卸责任，从而遭到曾经同事的被告以及与之观点相同者的怨恨。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二十八名被告之一的重光葵在《巢鸭日记》上的记载吧：
八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晴
前满洲皇帝溥仪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这个处于不幸命运的人，在日本投降以后打算到日本来，曾和他的顾问吉冈中将等一起乘机飞到了沈阳，被苏联的飞机给带走，被收容在伯力，而今天从苏联方面来出庭。他穿着洋服，晒得很黑，看着像是很健康的样子。被使用为百分之百的宣传材料。他的证言是回答季楠主席的直接讯问，从他的诞生起，直到他承受了“满洲王位”为止。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于日本方面的胁迫做出来的，清清楚楚地作了这样的证言。真可怜，苏联把他作为俘虏而扼制着他的死命，并且还为了要躲避中国方面的刑罚才作了这样的苦心，大约是认为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日本方面才是最安全的办法吧!他虽然曾身为“满洲皇帝”，但丝毫也看不出他就是在新京王宫里住过的人的气质和风度来。他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在无一不是由于日本方面的胁迫、哄骗这一点上耍着手腕。
现在来看看池田纯久中将的回忆吧，此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直到日本投降前两星期才调回国内转任内阁企划局长官。东京法庭设立后他担任梅津大将的特别辩护人，因此亲历了溥仪出庭作证的场面。他回忆道：
西伯利亚扣留中的前满洲国皇帝溥仪氏，出头东京法庭作证，这一新闻不仅在法庭内，即在世界也是一件热闹的话题。服务满洲的期间，屡屡接近皇帝，深受知遇的我，对于他的温容和聪明固已熟知，对于他来日作证，重亲謦咳非常期待。日子到了，昭和21年(1946)8月16日，威伯裁判长招呼证人，皇帝以飒爽之姿，出现法庭，立在证人台上。面对法庭紧张的空气，他毅然的态度，仍不减当年一国元首的充分威严。我在那一瞬间几乎有“陛下行幸”的错觉，当以日本人原有的尊敬，同情的心情，默默地向他致敬，倾听他的陈述。被告中如前任关东军司令官南大将、梅津大将以及曾任关东军参谋长后任总理大臣的东条大将都是旧知，不期而遇，对皇帝的不幸境遇深深的同情，以目示意表示欢迎。他开始陈述，因为他是检察方面的证人之一，他陈述的内容不会对日本有利，这可以预想。不过听他的陈述，殊不能没有意外的“奇想天外”之感。尤其日本人对他所陈述的种种，诸如对日本如何憎恶、嫌忌、反感、骂倒，竟出自和日本“同心—体”者之口，真有些怀疑到自己的听觉或不健全。至于内容的夸张、欺瞒、捏造，所在皆是。我邻坐的某辩护人曾向我打听，说道：“这是不是一个假的溥仪?”
这些日本人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得出上面的印象完全不奇怪。他们也曾有种种的评论，那本来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不过他们也曾指出溥仪的欺瞒是因为害怕中国政府要求引渡，实际就是怕被处死，这确是贯穿溥仪这次出庭的一根神经。引渡之说在溥仪出庭之前已见报载，曾有这样一条短讯：“国际战犯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对合众社记者称，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
这种消息不能不给溥仪带来强烈的刺激。第一次出庭结束后，溥仪回到自己的住处，思前想后，这次出庭有什么教训呢?他总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说透，还应该多说，“自己还是太老实了”!
皇帝证人第二次出庭：“猴戏”主角的自白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这次作证的时间比第一次还长，目的在于了解溥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傀儡。与上次相同的是，无论贵宾席、记者席还是旁听席，总而言之整个法庭之上座无虚席。站在证人台上的溥仪似乎也比上次神气了，有篇报道描述了他的神态：“证人溥仪答复问题时，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着他的身体而且有时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
季楠检察长与溥仪证人的问答，是紧接着前次继续进行的。
季楠：“证人由天律出发去旅顺时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人随从吗?”
溥仪：“有日本军部派来的人。”
季楠：“你知道日本军队在‘九?一八事变’后所做的种种宣传吗?”
溥仪：“发生‘九?一八事变’，我是后来在报纸上才知道的。日本方面宣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说是权益受到侵害，必须维护。关于‘柳条沟事件’他们也说是因为中国侵害了日本在‘满洲’的铁路权益而发生的。后来日本向华北进攻仍是如此说法。”
季楠：“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是来解放被压迫的‘满洲’人民的，这是他们的目的吗?”
溥仪：“他们表里不一。宣传与事实是两样的。正像他们宣传说‘满洲是独立的国家’，而看看它10几年的历史完全不是那码事。”
季楠：“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板垣，终于当上满洲国的元首呢?”
溥仪：“当时我年岁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怖心。在另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材，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溥仪的这番表白使整个大厅为之骚动起来，人们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也许有人正在说：“这个皇上真能胡诌!”然而检察官对此并无兴趣，把问题转向溥仪在伪满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方面去，问答继续进行。
季楠：“你是1932年3月1日出任满洲国执政的，那么，当时实际领导了满洲的是谁呢?”
溥仪：“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的全体幕僚，特别是板垣最为有力。”
季楠：“你还记得在1932年7月1日，你所颁布的支配‘满州’人民的许多敕令吗?”
溥仪：“我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
季楠：“你出任执政拥有什么权限这一点，板垣是否和你谈过?”
溥仪：“他说‘满洲国’是完全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政令。
季楠：“你看到《日满议定书》并在其上签名之前，是否征求了你的意见呢?”
溥仪当年在颁布法令、签定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确实是无能为力的，他因此而对日本人积怨甚深，现在一旦接触这个话题，他就激动不已。坐在证人台上的溥仪把上半身倾向前方，差不多已经站了起来，愤愤地回答说：
“形式上是经过批准的，但是，‘满洲’在日本军队的完全占领之下，我没有自由。”
季楠：“你任执政时见过李顿吗?”
溥仪：“1932年曾在长春的宫廷里见过一面。”
季楠：“你们讨论了‘满洲’问题吗?”
溥仪：“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为名监视我。本来我是尊敬李顿先生的，对于‘满洲’的许多问题也与他同感，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这实在令人恼恨。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
季楠：“李顿能够理解你的处境，即在日本军队的威逼之下而不敢吐露真言吗?”
溥仪：“完全理解的。因为不只我自己，其他一切‘满洲’人都受到监视，不让说真话。”
这时，曾有一位辩护律师发言，表示反对这种“诱导讯问”，认为这是侵害被告权力的。审判长威伯据以宣布，要变换讯问方式，不希望再听证人关于是否与日军协力的辩解。就此，讯问和回答继续进行。
季楠：“你在1934年3月1日称帝之前曾和日本重要人物谈过什么吗?”
溥仪：“最初，关东军司令官武滕元帅说，将来可改为王政；过了一年，菱刈大将又说将变为帝政。他说日本尊重‘满洲’的独立，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因此希望改成像日本那样的帝政，使‘满洲国’皇帝的地位和日本天皇的地位完全平等。”
季楠：“‘满洲帝国’的组织法，它的形式和内容有关吗?”
溥仪：“按照组织法的规定，皇帝是享有特权的。”
季楠：“准许行使政府的立法权吗?”
溥仪：“有这个规定。”
季楠：“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行使立法权呢?”
溥仪：“根据组织法是具有立法权的，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权力。”
季楠：“关于维持治安、公共福利和实施法律的敕令，是由你自动发布的，还是被动发布的?”
溥仪：“发布是发布，但在事实上我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
季楠：“你这是说，法律不准许你有权力呢，还是他们不准许?”
溥仪是个从小就被培养成权欲十足的人，直到当了囚徒也不曾忘记当年因不得施展皇帝特权而生出的愤恨。他用手掌擂着证人台，发出了震动大厅的哐哐的响声，好一副皇帝派头!
溥仪：“法律是法律，事实是事实!法律不过是空文，关东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却不许我按照自己的意志做。”
季楠：“那末，你有任命国军士官的权限吗?”
溥仪：“在法律上我是完全有权力的，但在事实上完全没有这份权力。”
季楠：“关于军队的组织与训练，也不让你下训令吗?”
溥仪：“法律上我是有这份权限的，事实上完全没有。”
季楠：“在财政方面也是如此吗?”
溥仪：“组织法上规定的皇帝权限有名无实。”
季楠：“虽然没有实权，关于这些问题也不和你商量吗?”
溥仪：“没有”。接着加上一句：“名义上是由国务院会议通过--这只是名义而已。”
季楠：“开不开立法院的会议呢?”
溥仪：“没有!”
季楠：“你做皇帝时，是谁制定的国家法律?”
溥仪：“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
季楠：“日本人也被任命为大臣或次长吗?”
溥仪：“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也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在此，我愿就‘满洲国’的行政试作说明。在关东军司令部里有司令官，一切事情由参谋长通过司令官办理；在参谋部里有个第四课，它是专门管理满洲事情的。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课课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会议’。这个会议以后，各部次长便分别起草与其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队可便决不更动一字。然后就把这种议决案送到国务院去，以取得皇帝或国务总理“批准”的名义。至于小事则由日人次长随便办理了。在‘火曜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怀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在省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季楠：“在皇帝在位期间，这种状况始终继续呢，还是有所变化?”
溥仪：“始终如此。”
季楠：“你有个人的行动自由吗?”
溥仪：“所谓自由一词，10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是猴戏。”
至此，上午的讯问终了。当午后一时半再行开庭后，溥仪又从‘猴戏’说开了。其实，自从溥仪三岁登极就失去了自由。在北京的年代里，紫禁城的高高的宫墙便是监禁他的栅栏。到长春以后，不但有栅栏，还有武装宪兵--关东军以及看守--吉冈安置，使这位万人之上的真龙天子，竟然既无皇帝之尊，又无自由可言，他怎能不为此而愤然呢?
溥仪：“每年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有一、二次会见，这也是与日本的最高顾问和军政部大臣会同举行的。我的训示完全是他们做好了的空文。吉冈中将不许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无须惊奇。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更为令人恼恨的事，是吉冈中将叫我写一个亲族的家属表，只许我和他们相会。就是这些人来了，也要一一向宪兵报告姓甚名谁，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回去。人们给我来信则由宫内府的日系官员收去。我想给祖宗扫墓也是被禁的，只能委派别入代理。”
至此，季楠检察长转换话题，问题皇后和皇妃的生活，溥仪的脸上顿现悲戚之色，缓缓地说：“我的爱妻被吉冈中将杀害了。”他指的是谭玉龄，人们感到奇怪，整个大厅陷入一片沉寂。
溥仪：“我的妻子当时23岁，我俩非常和睦。她是一位爱国女子，常常对我说，现在不得已，只好忍耐。等到自由的日子到来时，再从日本人手里收回满洲。然而，她竟被日本人毒死了!”
溥仪讲到这里，已不是在说，而是吼叫起来。他使劲儿地连续用手掌猛击证人台，人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全神贯注地用眼睛盯住了他，他继续吼叫着，像是要用那声音去撕裂他的仇人……
“而且我知道这是谁干的，就是吉冈中将!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冈介绍了日本医师。她的病固然是重的，但不至于死。日本医师诊察之后，吉冈找医师密谈达3小时之久。那天夜里就由这个日本医师守护治疗。本来须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二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那天晚上，奇怪的是吉冈一直在宫中留宿，并不断向宪兵和侍女探问情况，当他听说已经死了，才赶快溜出宫廷。一月之后，吉冈又来劝我娶日本女子为妻，并拿出许多照片给我看。我当面无法拒绝，便回答说，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所以不问是谁，只要是我所喜爱的，便与她结婚。我的妻了虽然不是皇后，但是她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后来我和一个年幼的中国女子结了婚。若问为啥选择一个女孩子?就是因为她没有受过日本教育，可以由我自己来教育。”
溥仪越说越兴奋，干脆不等审判长发出讯问，就自己转换话题，在庄严的法庭之上演说起来。
溥仪：“吉冈说‘满洲国’就如同是日本的一个小孩子。梅津美治郎也一直这么说。换句话说，日满是一德一心的，企图把‘满州’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所谓一德一心起源于‘八絃ND175一宇’。”
这时，溥仪想起1935年访日前夕，关东军为了增强他的日本历史观念，特派历史学家“御前进讲”。现在，正可以把那次进讲的内容派个用场。于是，他把上半身尽量向证人台以外探出，张开两只手臂向空中乱抓，看来他是要用手势配合演说，精彩地说明“八絃ND175一宇”思想的侵略含义。
溥仪：“八絃ND175一宇这四个字是日本神话中的女神——天照大神，让她的孙子当上日本天皇之后教给他的一个名词。在日本第一代天皇即神武天皇的诏书里，以及最近缔结的日、德、意三国同盟书中，都用这个名词。它的含义是以全世界为一家，并由日本统一之。”
这时，有位辩护律师带着愤怒的情绪打断了溥仪的没完没了的演讲：“证人把检察长的讯问搁在一边，一个人唱起独角戏来了!”季楠检察长对此的看法是和那位辩护律师完全相反的，他说：“证人唱独角戏正可以免除说我是‘诱导讯问’的误解，对辩护律师们也是有好处的。”最后，审判长以“证言与事件有关”为辞，驳回了那位辩护律师的抗议。讯问继续进行。
季楠：“现在谈谈你和你的臣下以及‘满洲国’居民的宗教信仰问题吧!”
溥仪：“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日本人不但封锁了我的口和手，也剥夺了我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知道，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密令对我进行###的。但是我当时就从心里反对这种神道的侵略。后来，吉冈根据梅津的命令强迫我到日本会见天皇，天皇拿出三种神器——剑、镜和玉给我看，并把其中两种——剑和镜给我了。”
这时，一位日本律师站出来争辩说：“证言与讯问相距太远了，而且，起诉书中根本没有提到宗教侵略问题。”季楠检察长表示赞同律师的观点，并提出关于证人访日一事另行讯问。然而溥仪坚持己见，声音更加洪亮。
溥仪：“日本把神道扩展到他们的国家以外，首先是扩展到中国，然后更扩展到亚洲全境，他们就凭藉这种神道的扩展去达到支配别国人民的思想、精神和行动。我们能够找到许多实例证明日本宗教侵略的存在，证明发动并指挥战争的日本人，在进行中国和亚洲侵略战争时，也以神道为手段，藉重宗教的信仰与冲动，去实现侵略的目的。”
由于溥仪强调指出了作为一种侵略手段的日本神道的犯罪性，因此获得了审判长的确认，而那位日本律师的抗议被驳回，讯问和答复继续围绕宗教侵略这个话题进行。
季楠：“天皇在什么时候给你剑和镜?”
溥仪：“1940年。”
季楠：“他交给你镜子时向你说明了它的意义吗?”
溥仪：“从日本古代神话来讲，镜子是象征天照大神的。”
那位总是提出异议的日本律师鹈泽聪明，是对东方道德颇有研究的学者，听溥仪谈起神社又持异议了。他认为，关于日本神道，学者、政府与政治家的意见都不一致。而且日本政府并不把神社(即神庙)当作宗教。因此他要求溥仪说明到底是根据谁的看法。这一异议被否决了，因为审判长认为它与讯问的宗旨不符。
季楠：“在日本得到的宝物之中，你体会那面镜子的意义如何?”
溥仪：“据说，天照大神看这面镜子便如同看他自己。总之，镜子是反映天照大神的，是象征天照大神的。”
季楠：“是你自己把宝物带回‘满洲国’的吗?”
溥仪：“是的。这件事情在我一生之中是最大的耻辱。”
季楠：“你回国以后，为了实践神道而修改了法律吗?”
溥仪：“修改了组织法第九条，添入了‘神道’内容。日本的企图是奴化中国、南洋以及整个世界。对于这样的沦辱，我一万辈子也不能服从。这种对‘满洲’的沦辱便是对中国的沦辱，进而就要沦辱整个世界。我到日本把三种神器中的两种带回之后，我的家族都哭了!”
季楠：“为什么只赠给你剑和镜，而不赠给你勾玉呢?”
溥仪：“不知道。”
季楠：“实践神道，是自由的，还是强制的?”
溥仪：“完全是强制的。军队、学校，包括我的属下，人民全部都被强制的崇拜神道。而且，依照法律规定，不敬神社者要处十年以下一年以上劳役。”
季楠：“日满议定书以及其他条约都称为‘满洲国’，承认它是独立的。但是按你的说法，宗教无自由，皇帝自身也没有宗教自由。”
溥仪：“我们确实没有宗教自由。”
季楠：“神道是否意在使‘满洲’人崇敬皇帝?”
溥仪：“完全如此。”
季楠：“是为崇敬日本天皇?还是为崇敬‘满洲’皇帝?”
溥仪：“三种神器是代表天皇的，藉此以便奴化‘满洲’。”
这时，检察长和审判长都要求溥仪明确回答，而不要说得含混其辞。
溥仪：“所谓崇敬，就是崇敬天照大神的意思，也就是崇拜天皇。”
季楠：“在‘满洲’制订的有关神道的法令付诸实施了吗?”
溥仪：“实行了。是由日本人制定的，也是由日本人强制实行的。”
季楠：“在‘满洲’设置了最高祭祀人吗?”
溥仪：“最高神祇官就是桥本虎之助中将，也叫奏祭官，桥本兼任参议院副议长，还当过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和关东军参谋长。”
在这一天的询问中，只在谈到神道时。溥仪的愤怒才达到极点。过去的几年中，日本强迫他用天照大神代替大清的列祖列宗，这早已让他忍无可忍了。现在终于得到机会，能够和盘托出郁积经年的满腔憎恶，向天下人表白心迹了。溥仪愈讲愈来劲儿，又从神道说到政治和经济方面。他说，日本在议定书中承认‘满洲’独立，这完全是骗局!真正独立的国家是不许外国驻扎军队的，日本却以驻扎军队为承认满洲的条件!
季楠：“星野总务长官对满洲的工业以及其他产业所实行的政策，有什么值得谈的吗?”
溥仪：“星野总管产业的开发、经济统制以及开拓等等事业，这一套政策对‘满洲’的损害极大。‘满洲’的一切产业都处于统制之下，由日本实行垄断经营，最大的钢铁业则是为日本军队制造兵器的。”
李楠：“在这种政策之下，大公司的情况如何?”
溥仪：“有64个特殊公司，资金有几万万。它们成立的目的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为了使中国破产以推进侵略战争。”
季楠：“支配银行的是谁?”
溥仪：“全部在日本人手里。而在银行里存款最多的则是中国人，特别是劳工。借款却仅限于日本人。”
季楠：“经营产业也必须经过许可吗?”
溥仪：“由日本人发许可证。中央银行在名义上由‘满洲’人当总裁，但他没有实权。”
季楠：“在帝制的‘满洲’里有所谓专卖机关吗?”
溥仪：“有的。这些机关几乎都在日本人手里。”
季楠：“什么东西被规定为专卖品?”
溥仪：“专卖事业须通过专卖总局后方可经营，这个总局也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关于专卖事项均由政府发布命令，日本官吏便依据命令行事。鸦片即包含在专卖品中。”
以上就是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的情况，时间比第一次还长些。当审判长宣布退庭时，溥仪觉得自己像是刚打了一场胜仗，吐出了心中的闷气，真感到痛快淋漓。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整天的作证中，溥仪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者”，他也曾受到审判长的严厉斥责，那就是当他现出怕死之态的时候。当时在中国报纸上曾刊登这样一条消息，题目为《自称怕死请求宽恕》：“【中央社东京十九日专电】溥仪今晨在国际法庭再三请原谅其因受生命威胁故接受“满洲国”皇帝之苦衷。庭长威伯予以严峻之驳斥谓：怕死不能原谅。吾人未见任何国家有因生命威胁而恕宥其人之卖国罪。今日整个上午，吾人只闻溥仪请恕宥其与日人通诸之罪，但认为吾人已听够其言语。按开庭之初，溥仪又重申其呼吁，谓：当李顿调查团抵东北时，渠因惧个人之生命危险，故未向李顿调查团有所透露。”
皇帝证人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
8月20日，溥仪第三次出庭作证，根据当时的报道，溥仪在作证中“详述日人统治东北十四年中奴役中国人民之情形”，重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当季楠检察长讯问有关经济统制法的问题时，溥仪首先谈到专卖问题。他说，最主要的专卖品是鸦片，但棉布及其他物品也属于统制品。一经实行这种经济统制，一切物质便入于日本人之手，矿业也由日本独占，“满洲人”的势力遂被驱逐；其次，溥仪又谈到在经济统制下东北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他说，棉布统制法实施的结果，“满洲人”到了冬天便买不到棉布，冻死的或患病死的很多。对中国人，只配给最粗糙的米吃，而食用大米则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就将受到惩罚。溥仪又谈到连货币也由日本垄断。他说，“满洲国”的货币完全在日本铸造、印刷，货币的规制均由总务厅的日本官吏决定。溥仪最后说，“满洲国”的经济统制法，是由关东军草拟，后经总务厅长官草拟的。
当季楠检察长讯问有关压迫和掠夺人民的问题时，溥仪谈到伪满的“储蓄法”。他说，那是强制学校、事业机关以及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实行储蓄。连最贫穷的劳工也必须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入日本银行。到日本投降时，存款总数已达满币六百亿元之巨，其中大部是贫穷劳工的强迫储蓄，平均每人约150元。溥仪又谈到移民问题。他说，日本有个庞大的移民计划，在20年内向满洲移民600万人。为了鼓励日本人向我国东北移殖，用很少的钱或干脆不给钱，强行征购东北农民的肥沃农田，以安置日本移民，而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驱赶到荒凉不毛之地去出卖劳动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移民每年渗入东北达8万人以上。
溥仪还谈到劳工问题。他说，东北的中国人民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的，都要在劳工服役法之下为日本服劳役。对于这些劳工也不管治病医伤，每日仅给很少的食物而已。他们称之为“勤劳奉仕”，伪满颁布了勤劳奉仕公法，协和会为此特别卖劲儿。就这样，日本利用中国东北的人力与资源，妄图把东北建成他在亚洲大陆的一个军火仓库。溥仪又谈到“满洲”居民中间存在的等级制度。他说，日本人是上等，朝鲜人其次，而中国人处在最下位。一切配给都按这个阶级办理。最下等的中国人连旅行与迁移也受到限制，从18岁到50岁的居民都须备有“国民证”。
当季楠检察长讯问有关鸦片问题时，溥仪说，日本在表面上禁止吸食鸦片，但在另一方面则奖励罂粟的栽植，这种计划是以关东军为中心而由总务长官负责实施的。罂粟的栽植量年年增加，栽植地域广达热河、奉天、吉林各省。以至为了栽植罂粟所用经费，列入特别会计项下竟达20亿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麻醉中国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则是要以其高额利润支助侵略战争的经费。
接着，李楠检察长为了了解溥仪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问他拥有卫兵的数目。溥仪说：
“我之前往旅顺，进入‘满洲’，是具有将来与中国携手，收复失地的目的的。到了‘满洲’我才知想逐步扩大卫兵的人数，最初只有七八个人，后来增至200人，由200人又增到300人左右。我给他们开支并秘密施以军事教育，以期将来与中国军队携手。不久，这些不属于军政部的护军便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并不断地找碴儿。有一天，在长春公园里日本人和我的护军冲突起来了。日本方面竟行使警察权拘留我的护军，并对他们施以鞭打和水刑。”
季楠检察长又问到日本在中国东北备战的情形，溥仪说：“因为他们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我不可能直接看到或听到。不过我曾看到施设铁路的地图，在‘满洲’东部和北部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这显然是用以准备对苏军事的行动的。我认为苏联方面绝对没有侵略‘满洲’的意思。证明这是事实的实例，便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汗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中，苏联战胜了。如果苏联具有侵略意志的话，把事件扩大便对苏联有利，可是苏联并没有这样做，事件解决即了，这正是苏联没有侵略企图的证据。”由于溥仪在证言中以公正的立场提到苏联因而曾遭到当时一些右派报纸的攻击，说什么溥仪又为‘新主子’说话了。
季楠检察长的直接讯问在8月20日上午结束，从这天下午起，由被告律师针对证言对证人进行质问。在与律师打交道的几天之中，可以说溥仪是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一个上来质问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亦即前两天曾多次对讯问提出异议的鹈泽聪明博士。这位博士身材瘦小，满头白发，总是绕着圈儿提出问题，有意让你摸不透。
鹈泽：“证人在1909年继承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吗?”
溥仪：“那无须问，因我当时年幼是由父亲代祭的。”
鹈泽：“证人在1934年在‘满洲’称帝登极，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了同样的告天之礼吗?”
博士的没头没脑的讯问引起季楠检察长的抗议，认为这已超出了讯问的范围。但是威伯审判长说，既然是针对证人是否是真正帝王，当然可以问。
鹈泽：“证人在辛亥退位后考虑再行实现康熙乾隆二世的王道政治否?”
溥仪：“由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鹈泽显然是在玩弄圈套，想引诱溥仪说出他早有复辟为君的念头。溥仪对此也已心领神会，想方设法绕开博士的圈套，用含混其辞的回答敷衍搪塞。审判长威伯不耐烦地插言道：“离题太远了(双方问答都离题太远(“整个法庭一片哄笑。可这仍没有打断博士的质问。
鹈泽：“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
溥仪：“这不止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
威伯审判长终于下令不许这样绕来绕去地问答了，他断然说：“离题太远了，对法庭没有价值。”鹈泽博士还不服气，辩解说：“年老的我，以为在这个法庭里谈一谈东洋文化的立场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敢于质问。”但是，他毕竟不能再问下去了，他设想的圈套还没有摆好，就不得不收了回去。
接着上场的是被告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莱克尼少校，他是一位美籍军人，把军人风度带到法庭上来了。当年的东京报界评价说，他的历时3天的质问是“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式的”。
起初，布莱克尼想从历史上证明溥仪是自愿登上“满洲”皇位的，围绕这一点，溥仪和律师在你问我答之中捉起迷藏来了。
布莱：“证人退位后仍保留着皇帝尊号吗?”
溥仪：“依照清朝退位时的约定，是承认每年支给我400万元年薪，并占有紫禁城一部分的，可是未能按照这个约定施行。”
布莱：“证人在历史上曾有过一次复辟举动吗?”
溥仪：“那是我12岁的时候张勋搞的。”
布莱：“后来中国违反了退位条件，在1924年冯玉祥政变以后便停止了皇帝待遇，不再支给年薪，证人对此不满吗?”
溥仪：“我虽对这种武力政变不大满意，但我也很想离开宫中。我当时的心境可以由庄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说明。”
布莱：“1924年‘满洲’不是土匪横行吗?”
溥仪：“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所以治安紊乱，匪贼横行，这是常见的事，而且别的国家也有这种情形发生。”
布莱：“那时‘满洲’治安混乱，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权益而必须出兵吗?”
溥仪：“对我来说这只是报纸的知识。当时的日本是在‘满洲’从事侵略行为的，而且还嗾使便衣队从事不法行为。”
布莱：“那时不是俄国侵略北满吗?”
溥仪：“不知道!”
布莱：“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之下能算是善政吗?”
溥仪：“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与‘满洲国’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状况不够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
布莱：“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满洲如果没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也是可以统治好的?”
溥仪：“不知道!”
这时，季楠检察长表示抗议说：“律师的讯问超越范围了。”布莱克尼分辩说：“我是试图考察证人的知识和记忆力的可靠性。”这一辩说获得了审判长威伯的接受。然而，布莱克尼已经看出，无论他怎样兜圈子，溥仪也是不上套的，索性转动舌锋，直截了当地质问溥仪是否有复辟的想法。
布莱：“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施行善政的理想?”
溥仪：“唔——?请再说一遍，没听明白。”
布莱：“……”(又重复说一次)。
溥仪：“这种事情嘛，我，连想也没想过。”
布莱：“证人对‘满洲’的情况一向是如何了解的?”
溥仪：“那很难说，可能有各种方式。”
布莱：“比较经常的呢?看不看报纸呢?”
溥仪：“报是人人看的。”
布莱：“按当时报纸上的满洲消息，治安情况如何呢?”
溥仪：“隔了那么多年，我怎么能记得?”
布莱：“那么，你看过李顿报告书吗?”
溥仪：“记不清了。”
布莱：“300年前，你的祖先不是想到中国建立王朝的吗?”
溥仪：“那是因为明朝已处于混乱中，吴三桂邀请满族入关的。”
布莱：“证人没想到过自己的复辟的可能性吗?”
溥仪：“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是要以人民的幸福列为第一位。”
布莱：“1931年以前，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希望复辟的话吗?”
溥仪：“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只是爱中国，我并没想成为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也许在口头上议论过，也未可知，但是我决没有显明的行动。”
布莱：“究竟说了还是没说?”
溥仪：“忘了。”
布莱：“是有说与没说的两种可能吗?”
溥仪：“记不起的事我说不出来。”
布莱：“在旅顺与板垣会面是在哪一天?”
溥仪：“不记得。”
布莱：“由旅顺去长春是哪一天呢?”
溥仪：“时日我完全不记得了。到了‘满洲’之后，我讨厌使用康德的年号，所以对于年月日的记忆特别淡然。”
溥仪用“不记得”三字，不置可否地去对付律师，布莱克尼少校由焦急而激怒，却又毫无办法。当年的报纸上曾刊登了溥仪“受律师盘诘突失记忆”的新闻，其文如下：
〔中央社东京二十日电〕傀儡皇帝溥仪本日下午在为廿七名日本主要战罪嫌疑犯辩护之诸律师严厉盘诘之下，突然失却记忆，溥仪在答复十至十五个问题时，仅称“吾不能记忆”，溥仪以此不加可否之答复回答关系傀儡皇帝生命史上重要阶段之诸问题，渠甚至不能记忆渠离开天津赴旅顺港之月份，并志记渠登傀儡皇帝之时日，激怒之被告辩护律师慎重一再覆述同一问题，惟恒得“吾不能记忆”之回覆，于再度盘诘中，被激怒之律师，要求法庭协助令证人答复问题，律师四度询渠“尔是否谓尔未曾如是”，溥仪四度答曰：“吾不能记忆曾说何语”。始则被告律师企图打断溥仪之证言，而迫渠承认一九二○年中之事态。溥仪答曰，渠但闻日本便衣军在中国各处肇事，渠拒绝答复辩护人所询中国彼时情况良否一问题，但曰：“良与不良仅系比较而来。”
皇帝证人第四次出庭：物证与舌战
8月21日，溥仪第四次出庭作证。这次出庭，在溥仪和他的对手中间形成短兵相接式的恶斗，把前次已经掀起的轩然大波推向高潮。
开始，布莱克尼律师就以连续不断的讯问发起攻击。由于反复出现类同的问题，引起威伯审判长的怀疑，遂问道：“律师是想证明什么呢?”布莱克尼坦率地公开声言：他要使溥仪丧失证人资格。在他看来，证人已经成为“满洲”君主，只是说这并非出于本心，一切行为都是被迫的。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的自由的意志，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是一个说话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十分自信的布莱克尼少校竟在法庭之上公然说出了他的这一想法，这时，季楠检察长发言，提醒律师注意讯问时采取的方式。他说：“这位证人对于法庭里的讯问没有经验，所以务请把质问的内容整理一番，以期不致使他陷于答复困难。”于是，围绕着溥仪是依据自由意志成为‘满洲’皇帝，还是被强制不得不当‘满洲’皇帝这个问题，展开了论战。
论战一开始，人们已经明白：上次出庭中布莱克尼所发出的那些如张勋复辟、民国背弃“优待条件”等似乎不关痛痒的讯问，原来都是为今天的短兵相接服务的，都是伏笔。由那里开始，布莱律师很快便把问题追到溥仪为了当皇帝，曾委派郑考胥找板垣办交涉的事上。
布莱：“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证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考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溥仪：“根本没有这回事!连执政都是后来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布莱：“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
溥仪：“私人朋友，没什么身份。”
布莱：“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问题的发言权呢?”
溥仪：“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布莱：“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溥仪：“不记得了。也许是罗振玉说过，但他不能代表我。”
布莱：“证人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就任‘满洲’执政的?”
溥仪：“在接受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以后，我考虑了新的手段。假如表面上不虚与委蛇，对日本人表示好意，便不被日本人信用。不为日本人信任便不能训练亲兵，培养人材，以备将来收复失地。我是冒险这样干的。计划奏效时，我是爱国者；失败时，我便身败名裂。”
布莱：“证人还记得在长春宫殿接见记者伍德海的谈话吧?证人那时谈到就任‘满洲’执政的原因时是这样说的：‘就个人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对于民国政府的违约做个亲身的证据而来到了满洲；就政治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企图改善民国的恶政而来到了满洲。’这是事实吧?”
溥仪清楚记得：这是事实。伍德海是由庄士敦介绍与他相识的英国记者，溥仪在天津时就多次接见过他。而且，溥仪谈过的这些话，早已被伍德海写进一本书中，而那本题名为《在中国的记者生活》的书，1934年就在伦敦出版了。可这一切，溥仪全不认帐。
溥仪：“伍德海的事，我全不记得了。即使说了那也是假的。因为我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不对日本作出种种欺骗，那是什么事也干不了的!”
布莱：“证人还记得在长春与李顿会面时的谈话吗?那时怎么不为‘满洲’人民而对李顿讲实话呢?”
溥仪：“我已忘记向李顿讲了些什么，不过，当时所讲全属不确。那是板垣逼迫我那样说的，实在遗憾。如果我要说了实话，今天也就不可能来此作证了。”
布莱：“那么，你是珍惜你的生命而不说话呀?”
布莱克尼律师的高频率进攻，使溥仪愈来愈失去了招架之功，当时的报道曾描绘了他的那种狼狈相：“溥仪口嚼指甲，以手抚脸，承认渠曾欺骗1932年之李顿调查团。当渠形似不能了解其字意义，而要求重述一次时。渠之一双近视眼辄于其眼镜后转动不已……”正当溥仪尴尬难煞的节骨眼上，季楠检察长发言说：“证人是否英雄，并不是审理的目的。这个问题应另找机会由其他法庭处理。”这便救了溥仪的驾。
当天下午，律师向法庭交出溥仪亲笔写给南次郎的黄绢信。布莱克尼满以为拿出这铁的物证一定会使溥仪无所抵赖而低头认输了。那么，让我们根据当时记者们的现场采写，来恢复那段历史情景吧。
布莱克尼律师宣布说将要交出信件，当时的溥仪“以极紧张之面容立于法庭中”。黄绢信很快便通过法庭传到溥仪手中，让他辨认，“溥仪慎重研究该文件数分钟之久”，此时法庭的空气，紧张达到了极点，溥仪本人则感到连“神经也快要拉断了”。
突然，只见溥仪像弹簧似的从证人台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面向法官大声嚷道：“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布莱克尼律师一听，顿时现出慌乱之状，忙问：“上面的宣统御玺也是假的吗?”溥仪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是假的!”由是，局面对溥仪来说，立时从被动转为主动。季楠检察官显然也很兴备，立即提出：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威伯审判长表示可以受理这一要求。当时报界曾以《律师多事》为正题，“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为副题，把上面那个精彩的历史场景迅速报道出来。其中一篇这样写道：“今天午后，东京战犯法庭中，又展开最惊人之一幕，盖被告律师所提出之原诋毁溥仪之文件，反变为27名战犯之罪证也。被告律师提出一函，并称此函乃溥仪所写，内要求日人协助其恢复皇座……溥仪愤怒填胸高呼‘此乃伪造之函件’时，首席检察官季楠即利用此点，要求将此函件作为日本战犯之罪证。二被告律师猛烈反对将被告所提之文件作为检察官之证据，然审判长威伯压制其抗议。”
然而，布莱克尼律师并不甘心败北，他继续追问溥仪，企图找到--那怕是一丁点儿破绽，以便重整旗鼓，反扑过来。
布莱：“那么，信上是谁的笔迹呢?”
溥仪：“不知道!”
布莱：“是不是副署人郑孝胥写的?”
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
布莱：“证人的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
作者：王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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