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时代》《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美国六大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些报刊中有关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也俯拾皆是。但这些局外人的“误读”，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参考：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他们为何会如此认识中国？
本文来自 《中国时代1900—2000：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 师永刚 邹明/主编 作家出版社 由编者授权网易历史刊发，请勿转载。
网易历史将在此后的十天陆续推出美国主流媒体眼中的1939—2000年的中国变迁，敬请关注。
不完全的解冻期(1990年)
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冷淡，商业是极少数双方仍可能合作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一点，布什政府敢于不顾国会的愤怒，解除禁止将美国制造的人造卫星运往中国的禁令。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北京才会将它的卫星发射场交给大约80名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和美国空军监察员使用长达两月之久，让他们将卫星装配到运载火箭上。
……
中国人在家里一般不谈论性生活的具体细节，而对陌生人更是三缄其口。除此之外，对于这份列有240个问题的《全国性文明调查表》，在中国人口中进行抽样调查，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有23，000份有用的调查表返回到了刘达临（中国最知名的性学家）的手里。调查结果将在1990年5月上旬向中国的媒体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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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让一名藏族女孩来点燃亚运会的火炬。经过亚运会的精心准备，北京已经变成了一座五彩缤纷的城市。在这16天之内，北京只会为它的体育健儿们的精彩表演喝彩，向邻国承诺和平与友好。
美国开始解除制裁
1990年4月，在中国西南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的倒计时中，发射专家组的成员和大约200名外国客人都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到在装有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灯火通明的发射架上。阿拉伯人拔弄着念珠，缅甸、巴基斯坦、蒙古的客人也神情紧张地凝望着。而那些已为这些价值1.2亿美元的发射装置和美国卫星投保的跨国商人也同样神情紧张。接着，重达202吨的火箭终于呼啸着冲向蓝天，控制中心里的人们鼓起掌来，就连在附近铁路上看热闹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也欢呼起来。担心忧虑一下子被欢庆替代。
当这枚香港人所有由休斯公司制造的的通信卫星“亚洲一号”与运载火箭成功分离的时候，休斯公司副总裁史蒂夫·道尔夫曼骄傲的宣称：“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美国驻华大使詹姆士·李雷祝贺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并称这一事件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冷淡，商业是极少数双方仍可能合作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一点，布什政府敢于不顾国会的愤怒，解除禁止将美国制造的人造卫星运往中国的禁令。也正是因为一点，北京才会将它的卫星发射场交给大约80名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和美国空军监察员使用长达两月之久，让他们将卫星装配到运载火箭上。
这些让步来之不易。尽管中国运载火箭拥有十分可靠的发射成功率（26次发射有25次获得成功）和便宜得近乎成本的价格（大约一次发射需3千万美元，仅为西方竞争者的40%），但直到1986年，它都没有在国际上引起什么关注。那一年，美国和欧洲的航天事业受到了重大挫折。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不久爆炸，而欧洲的“阿里亚那”火箭也发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也因为一次发射便宜2千万美元和不需数月等待，澳大利亚政府和一家香港私有财团与中国航天工业部下属的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签订了合同，为其发射3颗休斯公司制造的人造卫星。几乎在同时，这桩生意遭到了美国私有火箭发射集团协同欧洲财团阿里亚那公司的强烈抵制。他们试图通过不给休斯公司发放卫星出口许可证的办法来使长城公司无法进入这一成交额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后来，在中国政府承诺不向中东销售任何中程导弹之后，里根政府于1988年批准颁发了许可证。本来具有一年发射9次能力的中国还同意在6年内，每年最多进行5次国际商业发射，在每次发射准备期间将火箭（注：美国制造的卫星）载荷置于美国专家的监管之下。
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恩特·斯考克罗夫特几周前秘密访华时，中国再次重申了其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的承诺。很快，香港亚洲卫星电信公司得到了美国官员“出口许可证即将发放”的私人担保。1989年底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问北京之后，布什解除了对所有3颗卫星的禁令。他宣称这一成交额3亿美元的生意和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可以为亚洲提供通信联络。
当美国国会在圣诞假期之前针对卫星出口的授权书加上特别禁令的时候，布什政府的官员也加入到休斯公司拯救亚洲卫星的行列中来。休斯公司的院外活动家史蒂夫·列维说：“我们保证会在总统签署那道命令之前将卫星运出美国。”休斯公司将重达2732磅的人造卫星用获得特别许可的波音747飞机直接由洛杉矶运到了西昌，在那里卫星遵照安全措施被迅速地安置在一间“完全合乎标准的房间”里。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现为休斯公司律师的戴尔·丘吉尔说：“这是一个个人战胜政府的故事。”它能否再次发生将取决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而布什就不得不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来处理美国人造卫星出口的问题了。
很明显，双方都处于两难境地。长城公司副总裁说：“80%的商业卫星是由美国制造的，如果美国人拒绝同我们合作，我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另一方面，也十分清楚，美国可以使用的手段十分有限，他说：“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中国发射他们的卫星，我们就会准备向任何想要导弹的人出售导弹。”
北京面貌的新改变
去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开始积极筹备定于今年9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运动会。中国政府一直把这场运动会定位在为北京赢得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一块奠基石以及对中国现代化成果的有力彰显。
整个北京城为亚运会的准备工作投入了全部热诚。在亚运村，到处是学生、工人和士兵们在清扫路面和挖掘水渠；几乎所有的体育馆里都可以看到中小学生头戴黄色棒球帽、身着标有亚运会志愿者的运动衫挥动着扫帚和铁锹；士兵们在各个旅馆前栽种松树；4万名工人夜以继日的加紧施工，以赶在规定日期之前建成和修复公寓大楼、旅馆、会议大厅和新闻中心以及33个体育馆。亚运会组织委员会的秘书长万嗣铨说：“如果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成功，我们只要再修建一个新的体育馆，再对运动员居住区进行扩建就可以了。”
但一些中国官员也在为如何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次盛会而忧心忡忡。他们清楚亚运会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因难。1976年，加拿大为蒙特利尔奥运会负担了10亿美元的赤字，这是个尽人皆知的例子。
这次非同寻常的亚运会将花费5.1亿美元 ，比最初的预算多出1亿美元。超支部分基本上是突然增长的建筑花费导致的。为了弥补超支，主办者开始渐渐变得不怕受到来自公众的谴责。他们在长安街设立广告牌，而过去这条绿树沿街的大道是不允许有广告牌出现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诸如可口可乐饮料、富士彩色胶卷已经作为广告客户进行了注册。主办者还到处发行纪念币及邮票。此外，政府批准了彩票发行活动。此外，颇有争议的摇滚歌手崔健也得以举办义演性质的音乐会。
北京利用韩国急于打入中国市场的心理向他们要了1千万美元的广告费，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向这个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的举办者取经。韩国恰恰非常乐意在这里掏腰包：三星集团投资4百万在位于长安街的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的顶楼修建了巨大的霓虹灯；韩国航空公司也在积极为得到北京国际机场的准入券挥动他们的支票簿。因为韩国在申办1970年亚运会时曾因财政原因半途而废，所以现在他们对中国有同病相怜之情。一位韩国业余运动协会的官员说：“我不希望再看到另一个国家像我们在1970年时那样丢脸。”
北京正在竭尽所能地避免哪怕是最小的尴尬出现。中国许诺要进行大规模的植树和美化环境行动以使北京“亮”起来。北京副市长兼本次亚运会主办委员会副主席张百发号召市民们讲究“文明与礼貌”：号召北京城内7百万骑自行车的人要像机动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搭公共汽车要避免你推我挤的“登车竞赛”；服务行业则要注意行为举止得当，以免他们的照片引来舆论的批评。中国政府的热忱没有白费，北京变成了一个拥有气度不凡的外表的城市。
李鹏访问苏联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几个月前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被定位为现代外交行动。这次外交行动被舆论界炒作为结束中苏30年对峙局面1990年5月初，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李鹏对苏联为期4天的访问一方面推进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貌似升温的友好趋势，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明显的分歧，在某些方面，这种分歧比去年5月要突出得多。
李鹏是自周恩来1964年之后第一位访苏的中国政府首脑。与其他各级代表团官员一起，李鹏为中国同苏联达成了解决6个问题的6项协议，内容从两国在7，000公里长的共同边境上军队部署问题到太空研究领域内的合作均有涉及。在两国都存在为时近一年的国内不稳定的情况下，双边关系基本上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正如李鹏总结的那样：“去年，在戈尔巴乔夫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期间，我们有两句话：捐弃前嫌，开辟未来。现在我所做的访问就是要为‘开辟未来’铺平道路。”
中国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但是私下里，北京方面并不认同某观点。
李鹏总理在访问中尽量避免表露出类似的情绪，相反地，他还找一些颂扬性的话来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李鹏总理说，与苏联领导人探讨使他更加确信，这种改革仍旧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他进一步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自己建立社会主义的方式。”在谈及东欧国家时，李鹏说：“现在说他们脱离了社会主义还为时尚早。”但是，就算他们真的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仍将与他们保持外交关系。
戈尔巴乔夫仍旧自诩他的改革为“第二次共产主义革命”。在明确提到脱党行为和民族主义的分裂情况时，他宣称改革进程一定要坚持“主流改革与合法改革”。
几项协议中最主要的是双方共同在边境裁减军队的议案，双方约定由目前苏联驻军50万，中国驻军65万的状况改为“正常的睦邻友好关系所需的最少量”虽然为李鹏访苏所做准备工作中的多次协商长达几个月，但边境驻军确切的数目限额仍未能得出。
这次还有另外两项协定得以签署。一个是中国向西伯利亚远东市场销售价值3亿3千6百万美元的商品，作为交换，苏联要为中国建立两个核动力系统。另外一个协议是中苏合作进行太空开发，甚至向来不愿意在外国太空研究队伍中派驻人员的中国这一次也将派人加入苏联的宇航员小组。其他的两个协议是关于经济合作和外交磋商的。
总的来说，李鹏的访问没有使中苏关系比去年疏远。在意识形态上，估计两国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保留各自的分歧意见。中苏的军事关系相当稳定：双方均削减了武装力量的规模，当然这样做多半出自经济原因而非外交协议的规范作用。双方的经贸交流正处于上升状态，但交流量分别占中国和苏联的4%和1.5%。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荣誉教授道克·巴尼特评价这次所签定的一系列中苏协议说：“这些是会给中苏经贸合作带来缓慢的发展，但在他们发展关系的道路上会出现阻碍。”他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两个国家都迫切需要向西方要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援助。
中国的性报告
去年春天，上海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在上海聚会，研究邓小平10年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另一未曾预料、不受欢迎的副产品：中国的性革命。为了评估这方面的影响，上海的性社会学研究中心派遣了500名志愿社会工作者，到15个省，对25000名已婚的夫妇、学生甚至性罪犯进行了采访和调查。
中国人在家里一般不谈论性生活的具体细节，而对陌生人更是三缄其口。除此之外，对于这份列有240个问题的《全国性文明调查表》，在中国进行抽样调查，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有23，000份有用的调查表返回到了刘达临（中国最知名的性学家）的手里。调查结果将在1990年5月上旬向中国的媒体公布。
自从40年代末艾尔弗瑞德·金赛对美国的性行为进行里程碑式的调查并提出报告后，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调查还没有搞过。正如金塞报告反映了战后美国的性模式，中国人的调查报告同样披露了中国人性与婚姻之间传统关系的恶化情况。它还记录了因日益增大的性自由而引发的一些问题及其影响。
此次调查一开始几乎夭折。这一计划需要2万美元经费。刘最后用他自己出版的30本有关爱情、性和婚姻的畅销书而得来稿费，为这次调查支付了大部分费用。
刘达临是”中国的金赛博士”。更令人惊奇的是,刘达临还开了一家性博物馆。这是5000年来中国的第一家性文物博物馆。
徐东新村26号，是上海郊区一栋漂亮的小楼。门口一块金光闪闪的招牌，上面镌刻着：“DAR LING MUSEUM”——达临博物馆。
光看门牌，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推门而入，古色古香的感觉迎面而来，环顾四周，一尊线条柔美的紫砂欢喜佛首先映入脸帘，两把雌雄剑的“夫妻铎”坐镇大厅中央，墙壁悬挂的是几张在台湾、德国、澳大利亚举办性文物展的海报，旁边一张玻璃书柜，内置十几本刘达临的性学大作。
小楼分上下两层共7个房间，琳琅满目的性文物，让人对中国老祖宗的性趣叹为观止。
刘达临剖析、研究历史本来就是他的兴趣，加上他过去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性问题时，发现中国人的性观念受到传统影响很深，为了认识中国文化的今日，他遂将研究重心投入中国性文化的昨日。
为了揭开中国古代的性神秘面纱，刘达临的做法是一头栽入书海，一路走访古迹，一边动手搜集古代性文物来作为查考、论证，不过三者在中国当前的现实环境中，都不易获得，原因是一堆性文化方面的古书与文物，有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剩下的不是在一波波扫黄运动中被扫掉，就是被深锁在图书馆，想要借出来研究，都不允许，为此，刘达临执著古代性研究，一路走来备尝辛苦。
刘达临并透露，他之所以将下半生，全心奉献给老祖先的性趣，另外一个原因是受到荷兰汉学家高佩罗的“刺激”所致，因为高佩罗只是一外交官，可是他却首创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先河，从搜集中国古代春宫画着手，进入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神秘禁地，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和《密戏图考》，至今仍被引为研究中国性经典之作。“一个外国人能？中国人为何不能呢？”
刘达临这几年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哪里有性文物古迹，他就风尘仆仆赶往那里……
刘达临常说，性文物的收集，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并印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观象，最重要的是还纠正了他的某些观念，例如，过去的研究，总认为明、清两代是历史上性禁锢最严酷的时代，事实上，从民间搜集大量的性文物，却发现明朝是春宫画发展的顶峰，而清朝是性小说发展的巅峰，为此“金赛马博士”强调：“性是人类自然的需求，不是光靠压抑，否则压力越大，反弹越大。”
过去，由于身受其大伯父的影响，刘达临对收集古董很有基础，从他一屋子古董家具便可窥知一斑，等到步上性文化研究所需后，他才把收藏的重点集中在性文物上，有趣的是，堪称古董玩家的他一开始根本不得其门而入，因为那些玩意儿属于黄色物品，市场上无人敢公开贩售。
几年收集下来，性文物高达千件，刘达临的家已无容身之处，为了安置这些老宝贝，他不惜举债30万，买下上海郊区的一栋小楼，制柜造架，再一次走在时代之先，创立中国唯一一家性文物博物馆。
一年之后的北京
1990年5月下旬，布什总统同意延长中国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这使华盛顿失去了控制北京的有力武器。总统此举激怒了国会中包括共和党党员在内的多数成员。但“国会山”仍不太可能赢得两院中2/3的票数阻止这项决定。布什从经济角度为他的做法辩解说，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只会伤害到中国的人民，并将使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蒙受巨大损失。仅在香港加工的产品出口这一项上，香港将失去85亿美元的利润，造成2万人失业。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在购买中国产品时必须比从前多支付40%的钞票。而且，布什总统认为，他的做法是使中国最终实现民主的最有效途径。他说：“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是推动改革的发动机。我们对于中国的责任在于打开商业接触的渠道而不是单纯地孤立中国的强硬派。”
事实上，如果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被取消，美国和香港将蒙受比中国更为巨大的经济损失，但中国却不大可能为亏损企业负担30亿美元或者更大的代价。尽管采取的银根紧缩的政策卓有成效，通货膨胀率成功地由去年的18%降至5%，但同时这些做法对经济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以行政命令让超过1/3的工厂暂停或减少生产，取消数以百计的建筑计划，造成了为数5千万由失业者组成的“盲流大军”。1989年，中国的旅游业收入锐减近10亿美元。更令北京不安的是，美国、日本和欧共体通过世界银行坚决封锁除人道主义贷款之外的所有对华资金输出。在这种大气候下，商业银行对对华贷款继续采取谨慎态度。
“三不”到“三不可能”
中国内战的最后一声枪响已经过去多年，可台湾仍旧延用着1946年修订的宪法——动员勘乱时期紧急状态法。这项特别的法令保证了国民党对反对者进行严厉制裁的权力，而且使国民党得以牢牢掌握住手中的政权。随着台湾与大陆之间贸易和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台湾人民对实现完全民主的要求也与日剧增。1990年5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宣布他将在一年内解除这项特别条款。他在6年“总统”任期开始时的就职演说中曾说：“宪法的民主化是政治民主的唯一途径。”
李登辉是在两年前蒋经国死后接任的，他重申了“和平对抗”北京的宣言，对连续9年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避而不谈，他说台湾准备解决与中国大陆重新统一的问题，条件是北京必须实行多党民主，宣布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在其他方面进行改革。
一些分析家指出李登辉只是把“三不”换了个招牌改成了“三个条件”，也即三个“不可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他的条件。但是当北京正式对这些条件给予驳斥时，李登辉的弹性政策很可能会给台湾带来好的国际环境。
李登辉在他的讲话中建议北京做出一些互利的姿态，比方说把沿海驻军后撤300公里。他甚至暗示，如果北京对他的主动行动做出可喜的反应，他愿意由台湾出资在福建省建设石化工业设施。
为了彰显他在台湾省实行的开明政策，李登辉赦免了28名政治犯，包括施明德，此人因在1980年进行反政府的破坏活动而被捕。现在李登辉正在筹备召集下个月的立法会议商讨修订1946年宪法，他认为这个会议上的提案要得到贯彻实行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其中一个明确了要进行讨论的议题是“直接选举总统”，这一点得到所有立法委员普遍支持。而部分民进党成员却威胁要以静坐示威反对召集这次会议。他们认为不应该讨论这样的敏感问题：台湾做了可能独立的姿态将会激怒北京。
朱镕基的浦东计划
在上海东郊园申<音>村的一块芹菜地里，8个戴草帽的农村妇女在干农活时戏谑地谈到她们的未来，“浦东发展得越快越好，”农妇卢新芳<音>对此非常热心，“那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工人，我们的孩子就可以享受公费教育和公费医疗。”尽管39岁的卢年收入为1800美元，相当于政府公务员平均年收入的3倍，但她仍然向往着城里外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浦东位于上海东郊，长江把它与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市区分开。作为一个浦东居民，她殷切地盼望着自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卢的美好梦想是与浦东开发区的未来相联系的。9月，富有改革精神的62岁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宣布了这项将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庞大计划。“这是中国政府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朱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这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朱镕基的计划得以实现，浦东这块占地350平方公里、约为半个新加坡大小、主要由农田构成的土地，将会变成“社会主义的香港”，一个拥有自由港、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的金融、贸易、工业中心。这一预计耗资800亿美元、历时40年完成的计划，不仅给投资者提供经济特区所特有的优惠政策，而且还有它独有的优势：中国第一个以香港为模式建立的自由贸易区。
对上海而言，浦东意味着经济的复兴。“在40和50年代，香港是无法与上海相比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回忆说，“现在正好相反，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对于过去10年全力发展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他持否定态度，他警告说：“如果人们继续执行1980年的政策，上海就要沉入海底了。”
他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作为一个有着1276万人口的拥挤不堪的大都市，上海正在不断向周边扩张，同时那些陈旧过时的基础建筑正逐渐被拆除。由于严重的住房紧张，许多居民住在拥挤的公寓里，人均面积只有3平方米，不如一张乒乓球台大。许多家庭仍在使用被叫作马桶的木桶来代替现代的抽水马桶。在经济方面，上海从1984年起，工业增长率在10%至20%之间。
上海人倾向于将他们城市的落后归咎于北京对当地工业基地课以重税以资助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政策。他们说，从1949年起上海每年向国家财政部上缴75%至90%的税收。一位驻沪的西方外交官说：“当上海人去北京或深圳时，他们会指着某条整齐平坦的道路说：“我们建的。”
尽管浦东计划被宣传为邓小平1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但它形式上的启动仍然意味着经济建设的重心正从急速发展的南部省份广东和福建转移，而那里现在正享有着多项优惠政策。浦东计划的支持者将上海的复兴看作是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他们希望浦东计划的成功可以推动拥有一半中国人口的邻近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经济改革。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浦东计划现已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李鹏总理坚定地支持这项计划。浦东计划的初步成功看起来要归功于不知疲倦的上海市长朱镕基。自从总计划于去年4月被批准后，朱又迅速地做了许多工作来推动这项计划付诸实施。5月份，他率领由10名中国市长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新加坡、香港以吸引投资者。
然而他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此时此刻，筹集浦东发展第一个10年所需的100亿美元在此时绝非易事。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目前还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银根紧缩的中央政府仅能保证提供13.8亿美元，所以朱希望外国投资者能够提供至少一半的所需资金。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是有一些美国公司表现出兴趣，但我认为浦东计划并不会吸引那么多投资者。”
上海自身的保守意识也会妨碍朱的努力。上海人经常自负沉湎于1949年之前的日子。那时这座城市被称作“东方的巴黎”。“他们确实有理由感到优越，”一位西方观察家说，“但40年的孤立和政府的官僚已经使他们不愿接受新思想。”因此上海被人称作“一块遍布图章的土地”。在那里要想使一项计划付诸实施，你不得不盖上大量的公章。朱已经许诺建立“一章制”的体制，显然他也承认还远未做到这一点。当被问及如何对付这些拖拉费时的繁琐手续时，他这样回答：“我也痛恨官僚主义，但我认为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作者：师永刚 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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