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时代》《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美国六大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些报刊中有关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也俯拾皆是。但这些局外人的“误读”，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参考：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他们为何会如此认识中国？
本文来自 《中国时代1900—2000：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 师永刚 邹明/主编 作家出版社 由编者授权网易历史刊发，请勿转载。
网易历史将在此后的十天陆续推出美国主流媒体眼中的1939—2000年的中国变迁，敬请关注。
英若诚： 中国之路
崔健： 工人体育馆：群众的音乐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仍然坚信那句话。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几经盛衰，人间的悲剧和苦难数不胜数。然而经过一百年的失败和屈辱，1949年10月1日，中国终于自己站了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犯过错误，同时也可以改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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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 兰州：一个环境灾难
陈凯歌： 五代电影导演的诞生
尽管第五代导演是最早被西方发现的中国导演团体之一，它并不是最早给人深刻印象的。20年代，电影工业刚刚被引入，中国就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优秀导演们制作的电影深受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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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溥仪被派到北京植物园当园工和杂工。这里离溥仪过去的紫禁城不远，但是与封建中国的辉煌却遥遥相隔。他和第5个妻子生活在一个破旧的院子里，偶尔也会拖着脚步到图书馆对自己那个被拔掉了牙齿的、遭唾弃的朝代进行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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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又一个国庆节
（文/王朔）
1959年，在全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我只有1岁，当时的事情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那年出生的许多小孩取名为“国庆”（国庆节）或“十庆”（国庆10周年）。很久以后我看到了1959年拍摄的电影，那时的电影和后来只表现和平繁荣的电影不一样。
1971年的国庆来临时，我和许多孩子入选了那年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时，我们要一起拿出手中写有汉字的彩色纸，高高地举过头顶。我们还要组成巨大的标语，从高处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为了每天的排练，我们放弃了上课，在学校门口集合，然后步行12多公里到天安门广场。很多年纪小的孩子中暑了，或是尿裤子。广场一侧沿人行道在一排排下水道口搭起了帐篷，作临时厕所用。有时，我正在解手，便有女孩子提着裤子冲进我身后的厕所，我马上从另一个出口慌张逃出。有的男孩虽然也感到很尴尬，但由于正在拉屎，所以无法起身逃走。
我们终于排练好，准备参加游行了。不料林彪叛逃到苏联，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那年的庆祝活动转移到各个公园进行，我参加了北京颐和园的活动。舞台上演奏着乐曲，我站在后面，有点陶醉，不小心摔了一跤。右手手背上至今还留有一块小伤疤。
接下来的几年中，人们凭票参加国庆节在公园举行的庆祝活动。公园里搭起舞台，有杂技和京剧表演，甚至还有军队文工团女战士的歌舞表演。那时我是个小流氓，和其他男生一起在公园里闲逛，结识女孩。在这些人们所说的喜庆日子里，到处可以看见体面人家的女孩，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我们走上去，说轻佻的话逗她们笑。在那些公园里，我经历了许多美丽的精神之恋，现在真是不堪回首。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30岁的生日。那时我已经是驻守青岛的海军战士。我家只分到了一张参加人民大会堂国庆典礼的入场券，我成了那个幸运的人。这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始，人人充满了乐观情绪。晚会的节目很好看，除了歌舞和京剧，还放映了外国电影。宴会厅里有一个大舞池，衣着时髦的青年男女伴着改编自中国民歌的音乐翩翩起舞。我穿着军装，也不会跳舞。我当时的沮丧感真是无法形容。时代的道德观念都变了。和那些跳舞男女的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衬衫、电烫的头发和石英手表相比，曾经风靡一时，使我引以为豪的军装突然变成了老古董。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用英语交谈。我离开海军时，我告诉领导我能搞到一些日本电视机，转手卖掉就可以赚不少钱，随后我去广东倒卖走私电器。
1984年国庆35周年时，中国恢复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仪式的惯例。我看见邓小平穿着不戴军衔的陆军军装，站在红旗牌敞篷轿车上。检阅车沿长安街缓缓而行，邓小平容光焕发，举起右手向一排排受阅士兵致意。他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齐声回答：“首长好！首长辛苦了！”回到主席台后，摄影机给邓小平和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照了一个特写。那次游行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突然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这句简短而真诚的话感动了我们很多年。
1989年中国40年国庆时，我在打麻将。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段时间，每次小便我都感到疼痛，尿液也不清澈。我担心自己感染了性病。去医院检查后才知道我得的是前列腺炎。医生说是骑自行车过度引起的，休息一下就会痊愈。从那时起我的健康就每况愈下了。
时光飞逝，今年是国庆50周年。听说我党要举行阅兵和游行隆重庆祝建国50周年。为什么不庆祝呢？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不应该闲着，不然人们会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过节了。北京已经在拆毁违章建筑。我以前经常光顾的两个酒吧给拆了，我家附近的几个小商店也推倒了。工人们给人行道换上新砖，忙着修剪城市的花木。节日的气氛早早降临了。我希望他们利用国庆节把北京打扫得干净些，因为到处都有没有清理的垃圾。我还希望他们能完成那些总不能如期完工的楼房和公路建设，这样在看电视时，我会看到北京是不是达到了这个难得的场合所要求的标准。
年轻时，50年好像是个大数字。我还曾经以为自己活不长，我的未来是另一番样子。现在正值中年，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变化。梦想还和小时候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没有了实现梦想的计划。
中国之路
（文/英若诚）
步入名牌大学清华大学的校门时，我20岁，充满了年轻的梦想。一年前，也就是1946年，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向盟军投降，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然而不久我们便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内战，随之而来的是飞涨的物价和地方官员的腐败，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很快成为政府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
我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另一所大学的教授，但是飞涨的物价实际上把我们变成了穷人。在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打跑了国民党时，人人都希望换掉现有的政府。几乎每个人都不会为时局的转变而哀叹。
政治斗争和混乱局势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上清华大学之前，我在天津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远离了政治纷扰。起初我竭力完全避开政治，于是大部分时间就待在教室和图书馆里。但是随着内战进一步激化，我家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我发现难以躲开那些好战的同学。既然我素来对戏剧很感兴趣，便参加了学生剧团支持革命事业。我们经常就反政府的时事主题创作表演，充当“活报纸”的宣传作用。我一旦参加进来就不会后退了。不久之后，我参加了学生运动，支持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一方。
1949年夏，即使像我这样在政治上很幼稚的人也能看出内战僵持的结果。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已经被共产党军队解放，革命即将建立中央政权。当消息传来北京已经被定为新首都时，我不由欣喜若狂。我出生在北京，热爱这个城市，因此不满于国民党定都南京，并且把我的出生地改名为北平，即“北方和平”之意的种种做法。
毛泽东做出的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的决定是我和成千上万的同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顶峰。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的那一天，我们凌晨4点就起床了。当时公共汽车很少，我们便从学校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清政府已经倒台38年了，天安门广场年久失修，破败不堪，面积也比现在小得多。到达广场后，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新的标志来告诉人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广场上树起一根旗杆，准备升起新中国的国旗。
由于组织者担心仍旧盘踞在南方的国民党军队会发动空袭，开国大典直到下午4点才开始。我们虽然赢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在北京风沙扑面的风中站了几个小时，但是没有人抱怨发牢骚。游行终于开始了。当时的天空灰蒙蒙的，一点儿也不像后来的纪念画中所描绘的灿烂晴空。
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游行中展示的武器。大多数武器是美国制造的，而不是日本或苏联的。举目四望，只见一排排美制坦克、反坦克武装直升机、重型大炮、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车和各种车辆。这些装备是美国援助垂死的国民党政权，现在把它们展示出来能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驳斥了国民党所谓的共产党把中国出卖给苏联的论调。军事检阅赢得了几十万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当一队美制P-51和B-25飞机编队飞越广场上空时，检阅活动达到了高潮。后来我们得知这些飞机是由向人民投诚而来的前国民党飞行员驾驶。
当我们的游行队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领导所在的主席台时，天已经黑了。我生平第一次和其他人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则亲切地回答：“清华大学的同学万岁！”这个场面我终生难忘。我记得当时对一位同学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仍然坚信那句话。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几经盛衰，人间的悲剧和苦难数不胜数。然而经过一百年的失败和屈辱，1949年10月1日，中国终于自己站了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犯过错误，同时也可以改正自己的错误。
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那几年是令人振奋的。中国历史悠久的社会弊病贪污腐败突然间被毛主席的“三反”运动一扫而光。“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运动。一开始许多人认为这些运动不过是新中国用来扫除旧中国的社会不公的武器。但是这些运动持续了20多年，直到邓小平下令才停止。
新中国在50年代取得的伟大成就似乎证明了这些强硬的措施是正确的。国家的第一批拖拉机、卡车、甚至小轿车走下了生产线。农业喜获丰收，钢铁产量不断增加，新的机器制造工厂在建设中。中国似乎走上了通向现代化的大路，这是我们这一代之前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我的祖父英敛之先生曾经怀有这种梦想。由于参加了1898年的改良运动，他被清政府追捕，为了躲避更多的迫害，只好逃离北京。但是他没有就此放弃革命事业。1902年，他创办了华北第一份现代报纸《大公报》。清王朝覆灭，中国成为共和国后，1924年他在北京和人共同创建辅仁大学。他的朋友严复是第一个把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作品翻译成汉语的人。他给祖父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许多同代人的苦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们终于结束了苦难的历史，偿还了历史的负债吗？
很久以后我们才认识到我们还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中国自然资源有限，国外也没有人慷慨解囊满足国家对资金的需求。中国没有殖民地，没有贸易通道，没有其他渠道积累基本财富。中国拥有的是庞大的人口，尤其是庞大的农村人口。强大的人力资源足够打败国民党装备先进的现代化军队，但是在和平时代我们还能再一次成功吗？为了安抚农村的大量人口，共产党希望通过土地改革来赢得农民的支持，这项措施确实初见成效。然而，事实是中国农民的艰苦岁月才刚刚开始。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我加入新近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一名职业演员。领导决定剧团的常备剧目要包括莎士比亚、契诃夫和解放前我国剧作家的经典作品。我们建了一所新剧院，配有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聘请了一位苏联专家作我们的常驻艺术指导。他帮助我们排练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人》以及其他作品。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最初的振奋之后，即将开始经历可怕的挫折了。起初是领导在1956年告诫我们要坦白思想，批评官僚作风。后来，几乎在一夜之间，发言最严厉的人被揪出来，扣上“右派”的帽子。在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中，至少30万人被定为右派，我弟弟英若聪便是其中一个。科学家、技术员、教师、艺术家和其他受到攻击的人被降级，禁止从事自己的职业，最典型的处分是送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许多像我弟弟一样的人20多年后才恢复了名誉，洗去了被“扣错帽子”的冤屈。
这个事件震惊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人们再也不敢发泄不满了，同时也为下一场大运动大跃进制造了必要的政治气氛。大跃进开始于1958年，上面要求农民把产量提高100％、200％甚至更多。大跃进的理论依据是只要打破思想限制，劳动人民能够创造奇迹。领导们认识到下达的指令太高了，但必须坚信群众的力量是不容质疑的，群众的积极性是不能打击的。不久，宣传部门跟上了形势，随后便是无穷无尽地报道奇迹般的产量。城市的工厂也加入到这股热潮中。钢铁产量翻了一番，轻工业产量高速增长。所有的乡村都走了合作化道路：生产组升级成生产队，生产队升级成人民公社，农民们集体劳动，收获归集体所有。各家各户都不做饭了，男女老少免费在公社食堂吃饭。似乎在一夜之间，中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耳边充斥着关于大跃进成就的热烈报道，身处剧团的我们对农村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晚上我们依旧快乐地演出，白天排练新剧目。突然间我们注意到一群群农民涌上北京的街头，一些人在挨家挨户地乞讨要饭。起初我们认为是偏远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些报纸上所说的“游民”的数量依然不减，我们知道一定出了问题。可以吃的东西逐渐从食品店的柜台上消失了，买粮食用食品券的规定日益严格地执行起来。我们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来临了。
在3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他出生时很健康，体重3.6公斤，而我却不知道拿什么来喂养他。食品是所有人最迫切的需求。由于我夜间兼职做英文翻译，所以我们比其他同事幸运，还能挣点钱。我拿这些钱在黑市秘密地购买食品，在那漫长的3年里，我们就是靠这一天一天地挨了过来。这份功劳大部分要归于我的妻子，她精打细算，使我们仅有的食物尽可能多地吃上几天。但是并非每个家庭都像我们一样幸运，在食品短缺的压力下，许多夫妇离婚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最具破坏力的社会剧变。我和妻子被当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间谍，被投入监狱。我的家四分五裂，16岁的女儿被遣送到内蒙古草原，刚刚8岁的儿子只好留给我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的母亲。我们家被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洗劫了3次。但是有一件事值得感谢：在坐牢期间，我对中国真实情势的认识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
过了3年多，我和妻子在1971年都被释放了。真正的原因我一直不知道。北京城看起来很冷清，人口好像减少了。许多人害怕苏联的空袭搬出城市，60年代初苏联已经从中国的老大哥变成了它的头号敌人。15岁以上的学生（我女儿也在内）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妻子不在时，我们家被赶出原来的小院落，搬进一个更小的房顶漏雨的院子。1976年100公里外唐山大地震的余波震撼了北京，我们摇摇欲坠的房子倒塌了，只好再一次搬家。
197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后，中国文化已经沦为一片灾区。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每个人好像坠入绝望的深渊。那时我离开了北京人艺，在外语出版社当记者。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和全国人民一起失声痛哭。在我心目中，毛主席是个伟人，一位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的政治家。 他凭着非凡的信念，取得了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多的丰功伟绩。然而他不是神，他也有弱点和迷惑。
许多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会。我们被领到指定地点时，我发现自己差不多站在27年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站的位置。记得当时我心里暗想（这些年来我已经学会了谨慎）我将又一次目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后我把目光转向主席台，心里一沉。新领导站在那里，江青的位置很突出，邓小平却不在主席台上。
不久，江青和“四人帮”被打倒了。邓小平又一次复出，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他还是那么热情澎湃。邓小平执政后，国家形势开始好转。在他被下放的10年间，他一定苦苦思索了很久，终于得出了一些结论。他看起来不急于贯彻他的政策，而是为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恢复名誉。他明确表示中国将不再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并且重新起用了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能干的干部，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邓小平扭转了时局，他的改革甚至包括改变中央领导工作到深夜或凌晨的习惯。他不住在中南海，而住在北京小胡同里的一所老房子。他甚至还有时间玩桥牌，这是他喜欢的娱乐。他取消了中国冗长拗口的标语，代之以简单精炼的“解放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他把“改革开放”这些切实可行的目标定为国家的重中之重。
艺术家是最先从中受益的人。1980年，全国戏剧协会受英国议会的邀请访问英国，我有幸参加了代表团。我以前学过英国文学，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剧作。然而在此之前，我却从未到过外国。实际上，我早就断了出国游历的念头，因为我父亲在台湾大学教英国文学，这种社会关系将取消我的任何资格。邓小平领导中国后，我的国外之行终成现实。我观赏了伦敦西区的演出，拜访莎士比亚的故居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到海德公园听演说，爬上莎士比亚妻子安·哈瑟维住所的狭窄楼梯，一切都像在梦中。
此外，我们还赶上了其他机会。1980年，我们受邀访问美国。我结识了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并和他成为终生的朋友。随后，我们决定用汉语在北京上演阿瑟的一个剧本。选定的剧本是《推销员之死》，由我来翻译，阿瑟表示他会来北京指导戏剧的排练。我扮演戏剧中花费一生追求美国梦的威利·洛曼这个角色。1948年，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当时，中国人只熟悉西方自然主义的剧本，所以我无法理解阿瑟对时间和地点的随意转换。
1983年，《推销员之死》在北京上演，观众理解了剧本的结构和内容。我感觉阿瑟的手法和中国传统戏剧的手法并不是相差甚远。戏剧首次上演的晚上，我感觉到阿瑟紧张不安，然而观众的热烈反响是他始料不及的。最后一幕结束时，舞台上一片漆黑，剧场里有几秒钟鸦雀无声――后台的一个女演员这时候开始啜泣。随后，观众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演员们一次次地出来谢幕。我一边鞠躬致谢，一边回想起第一次对同事们朗读剧本时的情景。他们不止一个反对最后一幕给威利唱挽歌的情节。“这在美国也许行，北京的观众可没有耐心，”他们说。“威利死后，悬念就没了，观众便开始离场，乘汽车回家。你怎么能阻止他们乱哄哄地散场呢？”令我高兴的是，100多场演出中没有出现一次乱哄哄散场的局面。
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参与了一些影视剧的制作，在大学做巡回演讲。1986年，我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我努力加强中国同外国的交流，而不仅仅是官员间的互访，还在美国制作并导演了3场中国戏剧，在中国制作导演了5场英国和美国戏剧。
回首50年的发展道路，我们会明白为什么1989年后中国没有陷入混乱的境地。邓小平又一次成为世人瞩目的人。事件刚一平息，邓小平就发表讲话，强调要不惜一切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必须控制任何对反对派别的打击报复。随后他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维护社会安定。
经历了多年的政治风波和骚动，邓小平一直信守他不再发动群众运动的诺言。
与此同时，邓小平信守诺言，坚持他的改革蓝图。1992年，即将90高龄的他启程视察，告诫后来人要大胆奋进，不要被理论问题束缚了手脚。邓小平在讲话中从来没有认定自己的政策很成熟，他把改革看作“摸着石头过河”。他给我们留下了最重要的改革：取消国家计划，把市场经济作为指导原则。
如今，邓小平走了，我们应该继承他留下的宝贵财富。他的一生三起三落，成为当代历史的传奇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无畏的胆魄和勇气来推翻那些阻止中国前进的神圣的思想观念。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这些新政策应该坚持100年不变。我父亲的诗友严复先生在生命的尽头曾哀叹从西方寻求真理没有效用。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提倡市场经济，而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学者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只有邓小平才有如此的智慧和决心冲破思想禁忌，提出如此深入浅出的真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正如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一样。”这种智慧堪与希腊神话中给人类送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相比。邓小平的光辉思想带领着中国向前进，为此我们应该尊敬并感激他。我们的“学子”不必等到“白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半个世纪开始于毛泽东时代，最后却属于邓小平的时代。
资产阶级大逃亡
1949年共产党接管上海后不久，万赛浦（音译）逃离上海的唯一途径是在弹痕斑驳的上海北站乘火车去香港。万是突然冒出这个念头，要离开亚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去殖民地香港基本上出于生意上的考虑。万是个裁缝，当他得知在通向外界的国际航空线和航线被封锁之前，上海有能力光顾他的店铺的富有商人在“解放”前夕都悄悄去了香港，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跟着顾客走。
对万和其他140万从大陆逃离到香港的资产阶级大逃亡人而言，10天的旅程饱受折磨。一路上坐火车，乘汽车，还要步行，有些路段的铁轨被破坏，有些地方在长期内战中遭受严重破坏，有些地方强盗出没。现年75岁的万回忆起他终于跨过边境，感受到迎面而来的经济自由的气息时的情景。“海关官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你有护照吗，而是你有港币吗。”香港人不是在索取贿赂，而是阻止穷人入境。
香港正是由于这种对利益的不容质疑的追求和自由的环境才繁荣起来，吸引大批上海资本家把香港作为逃亡的第一选择也在于此。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前，来香港的资本家并不多，发展到1946年国共两党再次爆发内战时，资本家已经是大批涌入了。上海的工商界巨头急于躲避国民党腐败政治的苛捐杂税，他们谨慎地把资金转入香港的银行，把刚从西方购买的设备运到英国殖民地的仓库里，共产党的胜利加速了资本家携带资金逃亡。“那时的情况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从大陆逃离到香港，”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香港文献档案处主任常明（音译）说。
几乎是一夜之间，香港从一个昏昏欲睡的殖民地变成了地区制造业和金融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批大亨移民的贡献。他们和本世纪初离开福建、广东到东南亚的种植园和矿井里做工的苦力们不可同日而语。上海的纺织业巨头、银行家、电影界要人和航运大王给收留他们的香港带来了技术和资金，这些人中间有香港回归大陆后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行贸易禁运，香港产品的销量大增，香港的上海家族财财源滚滚，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来自上海的资本家是一种新移民――是在逃亡中的经济精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及《移民企业家》一书的作者王修伦（音译）说。
直到其他沿海地区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10年后，上海才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作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在过去要给共产主义计划输送大量资金，重新分配收入，把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从海边转移到内地。开始，新政权寻求和留在上海的资本家合作。47岁的亨利·唐是从上海逃亡到香港的最大纺织业家族的成员。他回忆起共产党执政7年后去上海的老房子看望祖父的情景。“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没有太大变化，”唐说。“唯一不同的是他现在管理经营的家族产业赚的钱不属于他了。”但是50年代后期，资本家受到了严重迫害。唐的祖父比许多人的经历好多了。“工人们要求他写自我批评，不过他们只是走走形式，给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家净化思想，”唐说。“祖父被游街时，没有人向他扔石头。”
现在，那些幸存下来讲述他们悲惨经历的人是最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私人企业长江航运公司副经理宗志虎（音译）曾经一度受到政府的重用。1956年他被提升为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宗志虎经商的历史使他受到反对资本主义的红卫兵的攻击。整个“文革”期间，他在一条江船上当服务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52岁，” 宗志虎说，“我正期待着趁年富力强发挥自己的才能，结果却失去了一切。”他赞扬邓小平在1978年使国家的政治恢复了稳定，经济恢复了正常。
1992年中央政府终于放宽了对上海的税收限制，这个城市表明过去使它焕发出勃勃生机的企业精神并没有丧失多少。上海重建了邦德路上的外国银行大厦，把浦东发展为高楼林立的金融区，还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现在，上海与香港竞相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金融中心。“我预计到2010年上海的GDP总量将超过香港，”上海浦东发展研究院院长姚希唐（音译）说。然而，他还说至少在国家免除香港税收的期间，上海由于落后的法制以及为国家担负的沉重义务而难以取代香港的地位。
现在，资本家逃离大陆50年后，中国国内有了两个曼哈顿，给她未来的发展提供资金。
工人体育馆：群众的音乐
（文/崔健）
1986年一个凉爽的晚上，我被邀请参加一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空前音乐会。会场挤满了人。我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一无所有》，人们似乎很喜欢。音乐会结束后，我走了出去，看到街上有些孩子在模仿我的动作。在当时，几乎没有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真正懂得什么是摇滚。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可以释放能量的东西。它是包含某种信息的音乐。
我的音乐生涯开始得很早。我的父亲是一位军乐队里的号手，从我14岁起就开始教我这一乐器。我的爱好是严肃的古典音乐。1981年，我加入北京交响乐团，在这里待了7年。然而，1985年，英国合唱组威猛在工人体育馆举行音乐会之后，我开始有了转变。一年后，我第一次听到了披头士的专辑音乐带。我开始听越来越多的摇滚，开始自己写歌。我学会了弹奏父亲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电吉它。工人体育馆的音乐会之后，我成立自己的乐队，把摇滚变成了我的生命。
1989年五月，我举行了演唱，我唱了《一块红布》，一首关于异化感的曲子。我用一块红布蒙住自己的眼睛，用来象征我的感受。学生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后来，我们只能在“聚会”时表演、在旅馆和酒店进行非正式表演。
如今，形势又不同了。摇滚已经被商业化，演唱者想要赚钱——唱的却是相同的音乐。不过，还是有年轻人在边缘酒吧里表演，使摇滚精神保持着活力。摇滚是与平等相关的。一些中国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另一些人则固守东方传统。要我说，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做你自己就行了。这就是我喜欢摇滚的地方，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话。
海淀区：中国的硅谷
每一个伟大的国家都有它做自己最喜欢的梦的地方。在中国，这个地方是海淀，它自己的硅谷，一个科技进步和零售商店混杂的地方，它们是从北京大学的外围成长起来的。沿着海淀街头排列的是中国最好的电子商店，出售着惊人复杂先进的计算机零件和外部设备。就像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或纽约的百老汇，海淀是个民族神话：中国具有改变自己并再一次成为世界强国的能力。“并不是说科技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爱德华·曾说，他的咖啡馆是海淀的一个里程碑。“科技是中国的未来。”
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其经济改革以来，这个国家对科技一直狂热不已。从一个工程师转变为一个软件开发者的王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文革”中他因在发明创造中国第一台电脑之一的“红旗”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迫害。但是王坚持着他的目标，继续努力寻找有效的方式，通过运用电脑科技，原本费力的中文印刷工作变得简单而高效。当他的研究工作最终在80年代从北京大学获得了支持后，王雇用学生，而不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并且给他们自由的支配权去探索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方面。那个研究机构，方正公司，逐渐发展到控制中国印刷软件市场的80%.
那个奇迹鼓舞着那些支配着海淀的年轻人。在一家卖计算机配件店里的舒雷（音译）是个23岁的狂热的经理，他坐在一张牌桌前检查着康柏硬盘的部件，和他的朋友及同事一起大笑着。舒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他选择为一家设在海淀的私营企业工作，而不是找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虽然这才是他的专业。“我的薪水一般，”他说，“但是我能学很多东西，而且我们有自由。再过一年，我将开一家我自己的店。”
今天让年轻的程序设计员在他们的终端前埋头苦干的魅力就像它30年前一样，那时比尔·盖茨写下了他第一个电脑程序：使电脑能做你想让它做的事。在今天这个不可预测的中国，人们很容易明白在一台机器里输入和输出与硬件相结合后所产生的吸引力。
舒的店里都处是一排一排的插头，管脚和针，显得有些凌乱。像这样的电脑店是咨询公司，甚至是夜总会数量的两倍。在货架间闲逛的是一群大学生模样的程序设计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自己的咨询业务。在店后部，你总能发现混杂在一起的个人电脑，上面带有过大的监视器运行着从硅谷或西雅图过来的最新的JAVA或Shockwave 程序。而附近的黑色皮椅上，黑客们常常凑在一起开玩笑――当一个特别骇人的程序失败时――为这一虽然失败了却十分高贵的尝试欢呼．这种情景和你在库珀蒂诺或雷德蒙所看到的并没有太多不同――而这正是关键的地方．
所不同的是当你抬头看电脑屏幕上方，当你透过商店的窗户眺望外面仍在颤抖的中国时所看到的东西．海淀的主要街道白石桥永远都在建设之中，从一条路变成两条路，现在又成了四条路。卡车，吉普和自行车像电脑压缩文件一样堆在一起。技术革命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海淀是这场革命的中心――也为那些梦想着技术可以为他们造就一种更好更长久更丰富的生活的人提供物质基础。
猛拉（音）：处于繁荣之外
走上处于云南省偏远山区的猛拉村让人感觉好象回到了过去。一条崎岖不平的泥土路让位于狭窄、光滑的沿着陡峭斜坡蜿蜒的小路。这些村子里的生活——中国有20万个这样的仍缺少公路的村子——在过去的50年里只有很少的改变。
这些山里居住着哈尼族人，一个被改革忽略了的少数民族。他们是这片土地上450万最贫穷人口中的一部分，这儿只有令人同情的基层组织，几乎没有任何资源。谋生是极为困难的，这儿的气候变化反复无常，旱灾和洪水会轻易地在几天之内把几年的粮食全部消灭。医疗条件很有限，而且常常是根本不存在的。
哈尼族人在树干上建造他们的房屋。如果家庭足够富裕的话，他们会在下面养几头猪。在上面，成员不断增多的家庭睡在地板上，地板上划分出来一个个属于各自的区域，还有一个公共的生活空间用来在白天架火煮饭，晚上取暖。天黑后气温变的很冷，支气管炎和呼吸道感染是很平常的。
年长者聚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妇女们在后面守候，只有上茶时才走向前来。去年12月我作为福特基金会首席代表来这里审查一项当地发展计划时，人们抱怨他们缺乏贷款、市场和知识来发展他们的农业生产。不清晰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官员拒绝让他们利用附近的国家森林使他们极为苦恼。当地妇女被哄来参加讨论时，她们谈到有关她们孩子发展和医疗方面的问题。常常会发现你正与之讨论问题的貌似60岁的妇女原来只有45岁，这是日常艰苦生活的代价。
中国有多穷？这很难说。没有人怀疑自从改革的这20年来中国在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在1978年，大约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31%）生活在贫困之中。自从1985年，收入低于200元（按1985年的价格计算）的人口已降到1.25亿。到1998年为止，这一数字下降地更多，已少于450万（大约占农村人口的6%）. 这些官方的数字无疑低估了问题。
这是一个和沿海地区活力相距甚为遥远的世界，然而它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有必要维持高速增长以使成百万人摆脱贫困的同时，还需要新的政策以帮助那些饱受贫穷之苦的人。中国仍然是个贫穷的国家，它成为一个世界主要的强国能力将会被它腹地的贫困所严重制约。当讨论“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人们应该想到云南的哈尼族人，以及平昌的农民们。他们能对谁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兰州：一个环境灾难
（文/梁从诫）
当中国的工业化在20世纪50年代加速启动的时候，北京骄傲的宣称：“机器在轰鸣，烟正从工厂里升起。”今天，黑烟依然从这个国家的烟囱里喷出，但是这个个工业基地已经产生出一个环境灾难。这一退步在兰州表现的最为明显，根据机构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资源协会的统计，这个地处甘肃省的荒凉的城市去年赢得了世界上污染最重城市的名号。8个其他中国大都市也名列该协会前十名有着不宜吸入空气的城市名单里。
在河流里散发着未经处理污水的臭味和煤灰充斥空气之前，几乎没有人考虑过工业化的负面影响。我的父亲梁思诚，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和一个城市规划的专家，是少数例外中的一个。他强烈地反对在北京发展重工业——因为这个观点，他受到了严厉地批评。党内官员坚持说环境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可能存在，因为污染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丑恶之一。结果，在一段几乎一代人的时期里，中国人仍然盲目地相信“到处都应该看到烟囱。”
在70年代早期，中国终于承认在它的社会主义范围内也存在着环境问题，但是北京没有实施一个普遍的面向大众的环境教育项目，它也没有建立一个社会机制来鼓励人民参与环境保护。那个工作基本上是限制在一个政府部门，这个部门与广大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和联系。在60年代，西方在雷切尔·卡森奠基之作《沉寂的春天》一书影响下，采取了全民行动变化环境的第一步。中国此时在政治动乱中摇荡，很少有人有时间去注意天空，河流和湖泊已经被严重的污染了，森林消失了，草原正变的沙漠化，物种正灾难性地减少。
今天，中国的环境运动仍然只限于非常少的一些人上。当我的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开展其环境教育活动时，我们不得不从一个对应于西方50年代的起点开始。1995年，我陪同一个高层政府官员从上海去参观一个风景点。他随手把一个空的矿泉水瓶扔出汽车窗外。当我要他拣起来的时候，这个官员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关系？许多人都这么做！”这充分显示出环境保护行动自愿者在我们今天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在80年代，邓小平提出“环境问题应放在首要的位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没进入人们的脑海中。
对于许多正力图把可口可乐文化输入给12亿急切的中国消费者的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他们的首要问题，他们并不关注我们的环境。当然，新的消费者社会渴望一种类似于西方的生活方式，有汉堡包，31味冰激凌和名牌化妆品。但是中国必须用来满足这些要求的能量和资源将毁了这个国家。世界银行估计污染的附带结果——不管是用于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医药花费还是由于沙漠化引起的农田被迫休耕——消耗了中国经济产出的8%,有效地抵消着国家的产出获利。到底要等到情况变得多糟，就像兰州一样，我们才采取行动？
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诞生
（文/陈凯歌）
我从未料到会考进北京电影学院。我的父亲是位导演，儿童时代，我常常到拍摄场所去观看。但事实上，我觉得它十分乏味：看起来就像是许多人在大声喊叫。我想长大后成为一位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书桌后面度过一生。我不认为自己会善于和大家一起工作，也不认为自己会懂得如何让别人高兴。而要拍电影，你必须能做到这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想上北京大学。问题是，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没有能够完成中学学业。从我12岁到17岁这段时间里，大多数学校都关门了。一位朋友建议我试着考考北京电影学院。这儿的考试不那么具有学术性；他肯定我会通过。
我第一次参加考试时，失败了。这真让我失望极了，因为我十分想上学。（一位教授后来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因为自己的父亲，在回答问题时带着一股无所不知的态度。）奇迹般的事情是，那一年，1978年，他们决定扩大导演系的招生。我得到允许再参加一次考试而且顺利通过了。我为自己能考进来感到骄傲，总共3000人应试，只有28人被录取了。许多有天赋的人未能进来。我们都很幸运。
学校位于北京郊区的昌平县。由于大学被关闭了这么久，我们的教授已有10年没有教过书。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所能做的全部就给我们看电影。因此，我们常常坐上公共汽车去北京电影档案室去看电影。那真是棒极了！我们看了许多美国和苏联电影。那段生活仿佛是一个长长的晚会。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片子，说自己想说的话，梦想自己将来想做的事情。我们对电影一无所知，有的只是激情。我们对制作电影充满热情，没人喜欢好莱坞电影。我们都更喜欢有思想性的欧洲电影和艺术学院的电影，而不是好莱坞这个赚钱大机器。
后来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我们是独特的，因为我们都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就拿我来说，心里有着自己实实在在想要告诉人们的东西。我们都下定决心，告诉人们真理。我们这一代的电影导演选择了努力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别人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想和我父亲那一代导演犯同样的错误。
1982年毕业后，我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手上有两部剧本，其中一部是《黄土地》，讲述一位流浪的战士来到中国西北的一个农庄里，学习民歌，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动员农民反抗日本人。刚开始，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想把它拍成电影，但我确实很想看看剧本里所描绘的地点。于是，我们四人，包括摄影师张艺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北方游历。旅程中，我们有时不得不步行，因为我们没有汽车，也没有吉普。在陕西，我第一次见到了黄河，震惊极了，那时我知道自己必须拍这部电影。
由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们还没有退休，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是没有任何机会得到允许拍电影的。我们决定转向一个小一些的单位，位于广西省省会南宁的广西电影制片厂。负责制片厂的人对自己是否喜欢《黄土地》这个剧本拿不定主意。但是，我们花了四个小时去让他们相信片子会成功，最后得到了这个工程——还有资金。
电影的拍摄花了两个半月。我们的预算仅仅是5万元。这笔钱并不多，但在当时，听起来似乎很多。电影完成后，我们意识到自己创造了某种特别的东西，我们告别了老一套讲述故事的模式。某位负责人称“决不会坐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就为了看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没有预约就去了他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争论。他说我们显然不知道自己想在电影里表达什么，我们的片子毫无理性。但是，两个月后，这部片子在香港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后来还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最佳电影奖。我和张艺谋从夏威夷回来时——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中国电影审查机关说这部片子不错，因为海外观众喜欢它。
只有到了八十年代，西方才发现我们所制作的这类电影。这些影片大多数展现出一种强烈而美丽的视觉风格，简单清晰的叙述方式。其精神是文化的人道主义。我们都受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黄土地》仍在创造经济价值。（当然，预算是这么低，很容易赢回利润。）但在当时，我们甚至没有考虑到钱。它是由国营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提供资金的！
尽管第五代导演是最早被西方发现的中国导演团体之一，它并不是最早给人深刻印象的。20年代，电影工业刚刚被引入，中国就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优秀导演们制作的电影深受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喜欢。电影中那种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甚至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出现得还要早。到了50年代，一些富有叙述技巧的新电影仍然不断出现，尽管它们的主题被高度政治化了。这些新电影受到了好莱坞和苏联的双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那些以京剧或“革命模范歌剧”的芭蕾舞为基础的电影，中国几乎没有制作任何故事片。有趣的是，这些电影当中的人物被划分为“英雄”和“敌人”两类，就像今天的好莱坞电影一样。
在那个年代里，电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国家提供制作电影的资金，票价便宜。20年前，一部拥有几亿观众的片子没有任何稀奇的。这一现象使中国审查机关产生一个印象，认为电影在意识形态上的倾斜会影响社会稳定，应该实行严格的控制。
我还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正是因为与过去的“革命”电影有着相似之处，所以才能在过去10年里繁荣于中国市场。人们喜欢看自己所熟悉的故事，中国电影现在不再受欧洲人道主义理想的影响。
我已经很久没有访问过北京电影学院了。我害怕整个学院都被商业化了。如今，人们去那里似乎只是因为它的声望很高，而不是因为真正想学习如何制作电影。学生们希望靠着学校的毕业证书来捞钱，而学校想着从学生手里赚钱。学院产生了伟大的天才：像张艺谋、田壮壮和王小帅等人。但如今，大多数毕业生甚至没有步入电影产业。相反，他们制作商业片或电视秀。当然，他们都说，他们要先赚钱，再转向热情。但大多数人再没有回头。
新一代导演能够制作出出色的成果，但他们的形势比我们的要严峻得多。自由市场仍然不发达，因此很难说服人们对艺术工程进行投资。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筹钱帮助新一代导演生产电影。困扰我的是，即使在今天，艺术家们也不得不悄悄来制造电影，而且他们的作品常常不能在中国上映。由于不得不寻找制作电影的其他途径，许多人干脆放弃了。
前皇帝晚年成为园丁
他在自己的时代到来之前已注定是一个遗物。溥仪是作为一个时代的错误，一个消逝中王朝的少儿皇帝开始自己的人生的。而他死时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脚注：被派到北京植物园的园工蹲在地上，耕种着这块曾养育清朝祖先将近300年的土地。
爱新觉罗·溥仪，满洲王朝第10位统治者，出生于金壁辉煌的紫禁城，1908年登基。仅仅过了3年，一场民族起义结束了这位幼童的统治。在6岁这样一个稚嫩的年龄，这位天子就失业了。12年后，1924年，溥仪被一位军阀逐出了监狱王宫。他逃到天津，以流亡的奢侈的花花公子身份放纵不已，充满了皇帝的架子却没有皇帝的权力。
尽管是出于被迫，1932年，当入侵的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时，他又恢复了皇帝的身份。日本人拍着这位作为傀儡统治者而不满的前皇帝肩膀，答应给他一个与他的皇家血统相配的帝国。1934年，溥仪身着锦绣龙袍，正式登上了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的帝位，满心希望光复大清朝。事实证明，溥仪是一个脆弱的统治者，只能借着鞭打胆怯的仆人来慰藉自己的无能为力。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的皇帝梦破灭了，这位备受磨练的皇帝被攻进来的苏联军队带到了俄罗斯远东地区，他在那里过了5年，不敢回到自己曾背叛过的祖国。
1950年7月，苏联把他交回中国时，向他保证说他会被愤怒的平民处以死刑，这进一步加深了这位前皇帝的恐惧。莫斯科错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处死溥仪，避免了使他成为像俄罗斯的尼古拉斯二世或法国的路易十六那样的烈士。相反，他将被改造成一个新时代的人物。溥仪在监狱里过了10年，经历了无情的“思想改造”。除了承认自己是日本在满洲国内施加暴行的同谋犯，溥仪还学会了一些更加实际的事情，例如怎样刷牙、洗脚和系鞋带。1959年12月4日，已经能够自己穿衣和修饰的54岁的溥仪获得赦免，开始了平民生活。
1960年，溥仪被派到北京植物园当园工和杂工。这里离溥仪过去的紫禁城不远，但是与封建中国的辉煌却遥遥相隔。他和第五个妻子生活在一个破旧的院子里，偶尔也会拖着脚步到图书馆对自己那个被拔掉了牙齿的、遭唾弃的朝代进行历史研究。
1967年，他在北京一家医院因癌症死去，没有人感到痛惜。据说，在他临死前几个小时，医生们不得不手挽手以阻止红卫兵冲进这位满洲病人的病房。将近30年后，溥仪和他的族人终于得到了缓刑。1995年，他的遗孀得到允许，把他的骨灰从公共骨灰安置所移到了清朝西陵，满洲的10位统治者中有5位都埋在这里。几年前，清朝一些风俗开始复兴，满汉全席开始风行北京，国家出版的食谱详细描述了例如制做可口的绵羊耳朵的正确方法等。1988年的电影《末代皇帝》更是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效益，中国旅游局甚至开始提供溥仪生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生活景点。至于这位被罢免的皇帝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植物园，没有被纳入旅游路线，好奇的游客们不得不满足于官方在溥仪照料植物时所拍摄的照片。
那些暗淡的照片上是一位喜忧参半的哥特式中国人，一位戴着眼镜的矮小老人庄严地拿着园艺工具站在那里。这位曾经的皇帝热切地耕耘着，表示自己满足于浇灌祖国的这一方土地。1960年，溥仪手拿他的第一张投票卡片，说出了对中国土地改革的希望，“我和我的6亿5000万同胞一起，是我们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主人。”
最后一块殖民地的回归
当诗人W·H·奥登1938年访问澳门时，他看到的主要是存在于那些无精打采的葡萄牙殖民地居民与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之间的鸿沟。他写道，“这座放纵的城市不必担心，” “那些屠杀心灵的重罪 / 又把政府和人民撕得粉碎。”
这块小小的飞地，是一个由珠江三角洲冲积而成的半岛。当中国在12月20日接管澳门的行政控制时，它所得到的这座城市在许多方面与与之北面相对的广东省的那些高消费的大都市并无太大差别。现在澳门的大部分人口来自大陆。澳门的地平线上满是华丽壮观的古旧建筑，它的血管里涌动着不确定的现金之流。如果北京愿意的话，澳门所谓的殖民领主本可以在25年前就把它归还中国。实际上，自从1979年以后，澳门就已被正式纳为中国领土。
尽管如此，这个占地23.5平方公里、由澳门半岛、仔岛、路环岛组成的城市，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还是很陌生的。此外，澳门作为欧洲在亚洲最古老的也是现存的唯一一块殖民地，将意味着北京同时也将面对一种全新的事物：对多样性的继承，以及一段文化交流的历史。
澳门正是通过这一中间人的身份才达到了它的极点。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在1434年勇敢地绕过了西非博亚尔多角以后，很快就夺取了果阿，接着是马六甲海峡——一个繁华的布匹和香料的贸易中心。到1513年，他们到达了中国海岸。之后经过大约50年的间歇的容忍，北京最终同意了他们在最远的阿马澳（音译）半岛上的存在。这些外国人很快发现最有利的贸易就在这一地区。他们乘着庞大的、建于印度的大帆船，从香料之国印度尼西亚借着季风而来，在广东的上游卸货，然后装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由于受北京对与华直接贸易的限制，这些东西不是运往欧洲，而主要是运往日本，并在那里换得与在中国可得黄金价值相当的白银。在回来的路上，这些钱被用来购买运往里斯本的货物以及下一站运往长崎的丝绸。在1560至1640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双边贸易为葡萄牙人赚取了惊人的财富，也使澳门成为其跨越全球的贸易网中的一个枢纽。
当然，维斯科·达·伽玛远航到东方，不止是要寻找香料。澳门也有幸成了追寻基督精神的一个跳板。精神上的传教活动促进了这块飞地物质上的繁荣。与此同时，耶稣会影响的扩张最终使得日本于17世纪40年代初期就对世界关闭了大门。（1641年，荷兰人抢占了马六甲海峡，切断了从另一方向过来的贸易。）但是贯穿整个18世纪，这一努力使澳门有了一个使命，即成为一个学习中心以及一个通向中国的桥梁。追随马休·里斯（音译）来到中国的修士们带来了让明、清宫廷非常着迷的科技发明——时钟、天体模型以及望远镜。在澳门， 他们也把自己溶入到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去，结果，影响就是相互的，而不仅仅是强加的，一种宽容建立起来，这在以后的殖民冲突中是没有的。
在紧接着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种融洽的关系使澳门有了第二次繁荣，变成了被禁止在广东居住的欧美商人的避难所。每年两次，这些商人会从他们在广东的货栈来到澳门，参加盛大的商品交易会。其余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就呆在澳门，在优雅的大滩（Praia Grande）徜徉，或者穿得风度翩翩，参加一个接一个充斥着富有的、有身份的单身汉的舞会。“我无法想象有人会人为这个地方很乏味”，1829年一个美国妇人哈里特·劳在给她的妹妹的信中写道，“我是这里唯一的未婚妇女，到处都有应酬。”
但是，这些新来的商人露出更加贪婪的锋芒：他们所有的财产不是白银，而是都压在他们所提供的鸦片上。这使得澳门政府在这个新时代里显得太软弱了。1839年，当中国人威胁使用武力来结束鸦片贸易时，总督塞尔维拉·品脱命令在澳的所有的英国人离开他的城市。英国皇家海军威胁要给北京更加严厉的反应，结果，它打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使得香港取代了澳门，成为与中国大陆贸易的新基地。
从此以后，辉煌的澳门陷入了永久的衰退，变得放荡不堪，一种真正的放荡，时至今日，这仍是澳门的一大特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澳门靠着做令人憎恨的贩卖中国苦力的生意支撑了下来。这些人中有大约一半被运到了古巴及秘鲁这些地方。几乎同时，澳门政府把赌博业合法化了，现在成了澳门最大的财源。
像奥登所说的那种间接的恭维，恰如其分描述了澳门令人难以捉摸的魅力。近些年来，澳门各有其主的堵场和踢踢蹋蹋的夜总会引发了一场黑社会内部的争斗，使居民们大受惊吓，其程度远甚于对日益迫近的政权移交的恐惧。然而，正是这一风流社会成了澳门政府的基本财源。虽未明言，这个风流社会也支持行动自由主义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在这儿都是允许的，几乎所有的时间。
因此，葡萄牙四百年的影响并不只是为从香港乘着汽艇前来的浪荡子们提供了一个游乐场所。在那些现存的殖民时期的建筑上，蜡笔彩绘已经褪色，这不仅反映了某种衰老，也反映了一段殖民杂居的历史，正如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的正面是由一个日本艺人用龙和汉字来装装饰的，即使没有后面的教堂，也能勾起人们的回忆。这块飞地最富盛名的食物记录了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的路线：经过非洲，中东东南沿海，印度果阿，以及马六甲海峡，但原料却是中国南部沿海所能买到的那些。现在，虽然在澳门四十五万人口中只有四千人自述为澳门本地人，但各种族间的这种溶合是葡萄牙人在其殖民地所特有的，比如说，与英国人在英国殖民地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溶合给这个曾经是殖民地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相互容忍以及多样化的气氛。
重庆：一个“流动人口”中心
按出生看，周安船（音译）是个农民，但是如今，他的生意是从驶入西南部城市重庆的船只上搬运货物。他把他大部分的收入寄回给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他们在四川省耕种着家里那片极小的田地，他把四川看成他的家乡。“你真的无法靠种一些洋芋来挣钱生活，”周说，他看起来很憔悴，因工作的缘故而疲倦。
周的困境是当代中国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中的一个：经济自由化给上百万的人带来了富裕和工作，但是并不都是如此。为了跟上繁荣——或仅仅能够生存下去——像周这样的人不得不移入中国最繁荣的城市去。那通常是非法的；结果那些人被称为中国的“流动人口”。他们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7百万至1亿。
重庆已经变成流动人口的中心之一，—部分是按照政府的安排和计划。在1997年，这个港口城市从北京那里获得了特殊的直辖市的地位，这使它变成一个经济大磁铁。这个城市获得了超过8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权限，这些地方曾经属于四川省，它还获得了对外国投资实行宽松政策的权利，以期建起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成百万的美元投向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这样做是为了使经济发展从沿海地区向西扩展——以控制农村人口不断向东部移动的潮流。
这是个好的计划，但却不是在适当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和国有企业的下滑打击了重庆的化工和钢铁企业，导致了几乎300,000的下岗职工。但是从农村地区出来的移民继续到来，寻求生计。工作竞争极为激烈。周愿意在这个城市的重新整修的港口工作，但是他已到47岁，他不认为他能比一个更年轻的人容易被选中。“我可以做的更多些，”他说，停了下来看了看正驶入这个繁忙码头的船。“但是我不能完成。”他在一个更为陈旧的，半浸在水中的码头搬运货物，一公斤一角二分钱，他在背上架上竹棍来帮助搬运货物。
没有官方数字统计到底在重庆有多少流动人口，但是据估计达到两百万。这些民工为这一地区修建起了宏伟的公路和隧道，卖从农村运来的水果和香料，以及在背上搬运货物。（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运载沉重的货物是用自行车来做的，但是重庆的街道太陡峭了。）本地居民叫这些“棒棒军”，这个名字源自他们背上的竹棍。他们用接受和猜疑的目光看待这些外来人。“棒棒军是重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地一个导游说。“但是提防着点他们——他们都是腐烂的蛋。”
王骆（音译），一个从事搬运工作的劳工，说，他很庆幸他有工作。“我觉的我的工作不错。”他说。“它比农活轻松，而且我也有自由。”他已经在重庆待了三年了；这些年到达的外来人口常常在他们一到这个城市就被当地的警察赶到离码头很近的一条街上。他们站在人行道上，举着招牌，上面用铅笔涂写着他们的工作资格：强壮，工作努力，很正派。
在朝天门码头，农村劳工们挤上一条小船，明显地精疲力竭了：他们正要短暂回家帮助收割。李安敬（音译），一个35岁的水果商，解释说最近生意一直不太好。“有太多的人已经被解雇了，”她说。“但是我想我是相当幸运的。我仍然能负担的起时不时回家看望我的父母。”
珠江三角洲：一个经济发电站
“中国制造”这一名称曾一度让人觉得可笑，那时，国营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少有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大部分商品被出口给苏联集团内那些不加挑剔的买主。当然，如今，中国制造的商品很容易在西方商店里找到。玩具、服装、甚至电子商品：中国制造，世界消费。1998年，在亚洲经济危机发作之前，中国出口总额达到了1840亿元，比1996年上涨22%。
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珠江三角洲，这块香港北面从广东伸展到深圳的地区。1978年邓小平提出经济改革之后，投资如涓涓细流般一点点被吸引过来。1984年，邓和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一起游览三角洲时，为了推动改革的深化，特许广州政府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细流变成了洪水。最初，投资者主要来自香港。像捷达和李昆基这样的玩具厂商以及牡砺调料生产商等一些公司开始建设大型工厂。殖民地香港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成千上万来发财的香港商人在这片充满机会的新土地上建立起秘密的另一个家庭。
接踵而来的是跨国公司。百事可乐和宝洁公司、三菱公司以及韩国的ＬＧ集团。中国的劳动力并不是这一地区最便宜的，但它开发出一种团体精神和可信的质量水平，使它成为跨国公司的首要投资选择。从1990年到1998年，外国人共在中国投资4630亿元：其中20%是在珠江三角洲上面。“这是一个可以最先获得特许，从而让事情容易实现的地方，”《中国南方的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乔治•林说。“它和香港有着联系，又是到西方和海外的通路，这些都促进了它的发展。”百事可乐公司（中国）总经理理查德·伊莱克解释了为什么百事会选择在广州建立自己的工厂：“这里物价便宜，而且和我们的香港地区办事处很近。”
如果跨国公司在赚取利润，当地居民也是如此。正如高速增长的建筑物和闪亮的霓虹灯所暗示的，三角洲已经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和外国人同样自由地在广州巨大的七层购物中心消费。“我爱好购物，”住在城市里的一位25岁的家庭主妇艾维·周说。“我用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她详细列出一些项目：日立电饭锅、东芝电视机、以及她提包里面的衣服。
广州东南方向50公里远处是东莞，这里曾是一座昏昏欲睡的城镇，但现在成了发展中的产业动力。自1989年以来，东莞吸引了96亿元的外国投资。来自香港（服装）、台湾（造纸）和日本（电器）的资金促使庞大的产业区涌现出来。
过去，敢于梦想致富的中国人从边境偷渡到香港去。现在，许多人来到珠江三角洲，这里有工作和体面的待遇向他们招手。李子萍（音）三年前从她的家乡广西来到了东莞。李在大学时学的是哲学，现在任一家香港服装厂的主管。“我来南方是想闯一闯，”她说。“广西没有前途。南方看起来要有希望得多。”李对自己每月2000元的收入感到满意，是广东工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
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目前看来是不可阻止的。但是，上海正在对它作为中国投资通道的地位提出挑战，三角洲寻找着扩大利润的各种途径。地方当局正在不断努力，开发大的基础工程，赋予外国投资商更多的自由——吸引更多的资金。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今年与广州政府确定了一项制造移动电话交换机的生意。如果邓今天再来三角洲，他不会认出这片地方来——但他肯定会表示赞许。
汐止镇三少年面临死刑
一天清晨，一位7岁的小女孩在台北郊区汐止镇的家中醒来。她在父母紧锁卧室的门外发现了血迹。房间里，吴民汉和叶英兰夫妇已死亡，显然是被自己厨房里的菜刀砍死的。警方进行调查后，最后有4名男子被认定谋杀。一人已被处决，另外三人等待执行。
但是，在这桩残忍的双人谋杀发生8年后，案件还远未了结。余下3名罪犯的命运已在台湾引发了一场对法律的感情辩论，涉及这场辩论的有法庭、立法者、人权团体，甚至李登辉——人们要求他对那3名谋杀犯给予特赦。但是，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已经有许多人作出结论：要在台湾撤除死囚牢房实属不易。
1991年3月，在吴氏夫妇被害的5个月后，警方根据案发现场找到的带有血迹的指纹，追查到一名嫌疑人。他们逮捕了22岁的水兵王文效，此人供认是他闯入吴氏家中偷窃，以偿还1,100美元的电子游戏赌博债务。根据他所说，当他的行动被发现后，他杀害了那对夫妇。
但是警方认为在现场罪犯使用了不止一种凶器，因此他们又对王进行了3天的审讯。王最后终于承认还有3名年轻人参与其中：苏迁厚、刘平浪和全林顺。他们被捕接受审问——他们在以后声称受到拷打——并最后承认协助杀害了那对夫妇，并对吴太太施以轮奸。在法庭上，警方出示了从那些男孩口袋中搜出的硬币，并判定硬币来自抢劫现场。那些愿意出庭证明年轻人在案发当晚不在现场的证人没有被允许做陈述发言。于是，所有三人都在1992年被判死刑，而主犯早已在数月前被处决。
现在，人们把苏、刘、全一齐称为“汐止镇三少年”。他们的案情引发了请愿书、社论和抗议集会作为对他们的声援。“我一直是律师，所以知道如何判别人的脸部表情，这三个小伙子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泰明贤说——他曾在立法院发起一项动议，要求准予释放三人。布赖恩·肯尼迪是大赦国际组织在台委员会的成员，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的公诉人。他表示，“这是我所见过最糟糕的司法不公的例子。”
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汐止镇三少年”（也包括更早的王文效）的供词是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承认的，法庭认定他们有罪是不是操之过急。但是，这件案子带有台湾的特殊情况。这三人所犯的不是简单的谋杀指控，而是违犯了一项名为“动员戡乱”的法令。这一法令是1945年国民党从日本手中重新得到台湾后实施的，它原本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军队开战时实行的。这项法令禁止谋杀、纵火和强奸，也不允许诸如“在山区或丛林地带组织反政府的团体”等等行为。该法令规定了强制执行死刑一条。这样，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仅仅非法进入军事基地就可以被起诉，如果发现有罪的话，可以被判死刑。这项法令并没有闲置不用：自四十年代以来，有257人因为违犯戡乱法令被处决。仅仅上个月，就有8人被处死。
在当代的台湾民主社会，如此生硬地司法手段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已经不合时宜。立法委员何驰达已经起草了一份议案要求废止戡乱法令，并将提交立法院审议。但是她担心，保守的立法委员可能不愿意就此承认原来的法令过于严厉或是被滥用。“要他们承认如此重大的错误是极为困难的，”她称。“但我们必须这样做。”今年，好几项保证公民被捕时基本权利的法案已通过。
“汐止镇三少年”已经成为有关此类问题的象征性事件，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反对党的政治人士都要求李登辉施以仁慈。同时，最高的政府监督机构——监察院已就这件案子的处理问题批评了司法部和警方，最高检察官办公室也三次重新审议定罪。被告方自己也已两次上诉，分别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但都被驳回。
法庭众口一词，执意认为判决是公正的。李登辉或许可以在明年三月卸任前签署赦免命令，但必须冒险去得罪司法部。与此同时，这三位被判有罪的人也没有提出赦免的要求。他们解释说，如果那样做的话就等于认罪，而他们希望自己的清白无辜得到承认。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对他们的同胞而言，这一问题也丝毫不轻松：在台湾，司法公正是合理进行地分配，还是如以往那样严厉执行。
放宽了的电视娱乐
一度在中国沉寂的广播电视正逐渐被放宽，充满着娱乐节目。
绍红10年前从北京来到美国，现在已经是一家中国餐馆牙尖嘴利的经理，她总是盼望着能嫁给一个有钱有声望的美国人。杨建不幸地成为她的领班侍者，他对绍红的追求总是遭到断然拒绝。餐馆里还有老出乱子的餐馆工，肥胖的厨师和一群吵闹的中国移民侍者，他们努力在美国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虽然大多数人都失败了。绍红总是被他们搞得几乎神经错乱。
欢迎光临《中国餐馆》，它是一个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即使那些最严厉的干部也为它捧腹大笑。中国的电视观众在历经了几十年毫无幽默感理论家写的关于模范公社的剧本的折磨后，最终有机会放声大笑了。一群中国移民侍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古怪行径为喜剧性的误会、文化冲突的出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而出生在北京的导演英达正是要充分利用这些误会和冲突来搞笑。“我们要利用每一件事来搞笑。”英达说道。他39岁，壮得像头熊，吊裤带系着一条牛仔裤，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他的连续剧集中有说着蹩脚中文的美国顾客，把好莱坞让外国人搞笑地说着带口音英文的伎俩反过来了。
《中国餐馆》在北京有线电视二台每天晚上6点零5分播出，它不过是在中央政府几年前放松了对电视广播节目的控制后出现的几十个新节目之一而已。虽然这部40集的连续剧是在北京的摄影棚中由大陆演员完成的，只花费了不过70万美元，但是却有索尼哥伦比亚三星公司的投资以及联邦快运和可口可乐公司的赞助。
中国全国有1000多家电视台和10亿电视观众，这正开始让美国的娱乐公司充满期待地敲击着手中的筹码。“现在该是成立中国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的时候了，”威廉姆·布伦特说道。他是上海的一家咨询公司——中国娱乐网络的老总。这个数学计算并不困难：世界上最大的电视产业和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观众群碰到一起，简直一拍即合！
限制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节目内容都要经过一个审查委员会的检查，这意味着政治仍旧是一个不可涉足的领域。“每个国家都有限制。”李亚鹏说。李亚鹏是一个27岁的男演员，常常出演浪漫爱情。全中国所有的电视台都必须在每天傍晚7点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对进口节目还有严格的份额限制——在黄金时段只允许有15%的节目是进口的。
无论如何，配上中文的进口节目并不一定就是人们所需要的。《雍正王朝》在中国的各个电视台播放，挑起了许多观众的想象。“当中国人看西方制作的节目时，他们感到其中没有什么可以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肖建说。他是一个37岁的电视剧和音乐录影带导演。“而我们自己制作的节目，年轻人会在其中找到一些可以认同的东西。”国内制作的节目没有什么缺点。今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重磅炸弹是《雍正王朝》。这是一部44集的历史剧，记录了清朝一个向往改革的皇帝的一生。老牌节目《焦点访谈》是一个严肃的调查性节目，专事暴露全国范围内的腐败和犯罪事件。湖南省的长沙市是中国最为高产的电视市场，《真实接触》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个有点像杰瑞·斯普灵格风格的节目把分手的夫妇一起带到演播室中，在紧张的观众的鼓励下，化解他们的分歧——或是干脆分手。《真实接触》这个节目席卷全国，它违背中国的传统观念，就像它的制作人陈晓东所说的，依靠“让人公开表述自己的情感”来赢得观众。许多节目还模仿台湾和日本的形式，让名人在电视上做游戏，这已经让这些明星们开始厌倦被邀请出场。
台湾和香港的公司占了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先机，正野心勃勃地用它们的游戏表演、电视剧和武打片来侵占大陆市场。默多克的凤凰卫视通过香港以外的卫星向大陆转播肥皂剧和体育节目，更多的西方公司也登陆上来。“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必须要在中国落户，”布伦特说。“索尼公司不过是凭其《中国餐馆》稍稍领先于这个大潮罢了。”
情景剧是美国的特产，这方面英达占优势。1984年他在堪萨斯州的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戏剧的硕士学位，其后他在纽约阿兰·帕库拉导演身边实习工作。在那儿，他有机会坐下来观看《克兹比节目》的制作。他也成为了以酒吧为场景的美国情景剧《干杯》的电视迷。“要是我们想要学习，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而那个开端就是美国电视。”英达说。此时他正坐在北京一家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餐馆中吃着辣椒土豆和一大杯啤酒。他轻松的承认它把《干杯》作为自己的原型：挑战来自于写出能让中国人发笑的剧本。“幽默无法翻译——能翻译的只有些概念上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笑料也不一样。”
英达的第一部作品是《我爱我家》。这是一部情景剧，讲述的是一个退休的共产党官员努力跟上这个国家飞速发生变化的社会的故事。它在1993年开始播放，那时候政府刚刚把电视向付费广告开放。从那时候起，金钱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这个产业中。A.C.尼尔森公司估计去年花在中国电视广告上的费用达到39亿美元，比1997年上升了10%。美国的这家市场研究公司还预料，这个数字在做广告厂商能够得到全国综合的观众数字之后还会进一步提高。
英达不仅学来了美国商业的风气，还吸取了它的文化。“美国的电视非常商业化，很注意做广告，”他说。“那就是游戏的名字。那也是一切的底线。”他开的是阿尔法·罗米欧的车，经营自己的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家摄影工作室，谈论制作电影。但至少是现在他还和《中国餐馆》的命运息息相关。电视剧中餐馆工戏弄顾客，大陆客取笑台湾佬，而普通中国人则乘这机会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美国日常生活发生的冲突而哈哈大笑。那么英达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呢？
邢李原的Esprit梦想
在香港尖沙嘴购物区的一条大街上，邢李原手指巨大的霓虹标志牌，露出一丝微笑。“看到了吗？那就是我的商店。”这位Esprit全球连锁店的总经理大声说道。但是对一个因为看见自己公司的名字闪闪发亮而高兴的男人来说，英对衣着并不斤斤计较。他的白衬衣和卡其布裤子都是最近到深圳去买来的，深圳就在边境的那一边。“这很便宜，只要50块（6.50美元）。”他一边拉着自己的衣领，一边骄傲地说道。“我不在乎品牌。只管穿得舒不舒服。”
邢李原当然承受得起这份舒适安逸。他所拥有的Esprit在亚洲和欧洲的40个国家开有446家商店，上一年报告的收入为6亿6千万，今年有迹象还能够继续增加。到今年为止，利润率已经达到了26%。此外，这家公司几乎没有债务，在亚洲许多零售商仍旧因为这个地区的金融危机而遭受煎熬的现在，这可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功绩。在这个月，Esprit和香港发型师吉姆·罗宾逊合作，将开张一家2千8百平方米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在亚洲的商店正变得越变越小，而且很少把时装和理发结合在一起，这个零售概念无疑是全新的。“Esprit不仅仅只是衣服，”邢李原说。“Esprit是时尚，是一种态度。Esprit为生活定义。”
英在1974年开始经营这家美国公司在香港的业务，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分裂，去年他又买下了Esprit在欧洲的业务。他还获得了国际红色地球化妆品公司60%的股份。所有的这些扩张使49岁的英成为可能是亚洲最不为人所知的时装大亨。在这个行业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而他的生活和外表也不像是这个身份。英身高1米65，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会爽朗地大笑也能迷人地露齿微笑，他总是避开各种交际聚会、报纸上的闲话专栏和漂亮模特们的陪伴。做一个普通人可要比风头出尽更具有商业头脑，他说道。“在Esprit这样的企业中，你必须要了解大众的心理，”邢李原解释说。“观察街上的行人，你就会对他们的外表和内心了解颇多。”
邢李原是在香港的大街上接受他的教育的。他出生在香港附近的中国城市广州。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和他的父母和一个姐姐搬到了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并在破烂的蒙科克区中一套狭小的公寓中长大。高中毕业后，他在1968年开始工作，起初在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预订票处当小职员，每月工资60美元。后来，他在香港当时正急剧发展的服装业中作一名跑腿的员工。在70年代早期的一天，几年前创立Esprit品牌的家住旧金山的道格拉斯和苏西·汤普金夫妇走进他所工作的那家工厂。“当时我们正在看一些样品，”苏西回忆道。“邢李原走过来，问我们需要些什么。他的自信和聪颖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1972年邢李原成为汤普金夫妇在香港的代理人。两年后，他借贷了2千6百美元，作为合作者加入这对夫妻的生意中，并创立了后来发展成亚洲Esprit的公司。汤普金夫妇专注于美国市场和在欧洲的扩张，放手让邢李原照料公司在亚洲的运营。1993年，邢李原和汤普金夫妇使公司在香港股票交易所登记上市。3年后，因为美国的公司破产关门，汤普金夫妇把他们在亚洲Esprit的股份都卖给了邢李原。
邢李原的理想是把亚洲Esprit公司和美国公司重新联合起来，他在美国的公司拥有6%的股权。(他的另一个梦想是成为一个专业的高尔夫球手，但是他自己也清楚这不太可能。)他意识到，在全球建立Esprit的帝国还需要时间，而他也没有真正做好重新联合的计划。“就像是结婚，” 邢李原说。“什么事都要顺其自然。”此外，他自己的盘子里已经有足够操心的事情了。香港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只是个开始。邢李原还在不断地在中国增加商店：现在他在那儿已经有50家了。
与此同时，Esprit在欧洲和亚洲的中档休闲服装市场上都面临着一些难对付的竞争对手，像是Gap,左丹努，U2, 堡狮龙，Next, Oasis。邢李原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激烈的竞争，他每天都要到自己的商店里去检查衣物的细节和商店的布置，并确保他的雇员都处于巅峰状态。“做这种生意就像是搞宗教活动，” 邢李原说。“你必须要向你的员工灌输这样的思想，使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该行业中的专家显然认为Esprit所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我想它的未来将会很不错，”香港萨罗门·史密斯·巴尼公司的零售分析家肯特·张说道。“欧洲会继续发展，而Esprit会在亚洲恢复元气时扩张。”但是，绝对不要指望邢李原会很快停止在深圳购物。
中国入世协定会把香港撇在一边？
香港因成为中国与西方的窗口地区，而变得声名卓著。但是人民共和国一旦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可能使香港所扮演的这个有利的角色显得陈旧过时。由于北京要开放其市场，并遵守国际贸易准则，所以外国的投资者以前会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做短暂停留，以等候通知和资金，而现在他们也许会发现直接进军大陆其实更加简单。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短期内可能会使香港从中受益。因为将会有多得多的西方公司经过这块土地，以开始他们在中国的处女之行，因此贸易量就有可能会增加。11月下旬的早些时候，当宣布美中达成贸易协定之后，香港的恒生指数曾上升到两年以来的最高点。而当中国入世之后，由于有了新的上市公司清单，恒生指数也许会经历一次爆涨，因为国有的大陆公司要急于筹措资金，以帮助他们抵御新的外国竞争。
然而，在数年之中，由于世贸组织协定迫使中国使其市场自由化，香港可能会因此而失业。东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夏姆斯·莫（音译）预测说：“这儿将会有大量的专家人才，但西方人也会不断地只是从香港路过而已。”有一个复合问题就是，台湾也要进入世贸组织，但有可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该组织之后。台湾内部的规章制度使台湾不能直接在大陆投资，因此岛内的许多业务只能通过香港一点一滴地把资金投向大陆。这里可以举个公开的典型例子，两年前，台湾的核心太平洋集团得到了破产的山一证券的香港分部，用以扩展其在大陆的影响。而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则可能意味着台湾不再需要玩这种费尽心机的资金游戏，而直接将香港从整个过程之中去掉。
香港作为货物集散地的角色可能会一去不复返，因此它已经开始为拥有一个新的存在理由而到处打鱼。它撒了一张大网，提出了大量的计划，从建立一座新的迪斯尼主题公园，到旨在吸引高科技公司的“数字港”发展计划。这块土地也对其电信业和金融业解除了管制，以使其公司更有竞争力。香港哥德曼·萨克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弗雷德·胡（音译）说：“下个世纪里，能够维持香港生命的就是它向中国提供高价值的服务。它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还需加快步伐。”这个城市要想保持其优势，就必须支持信息的自由流动，加强法律制度，升级其科技基础，改善常常是粗暴无礼的服务部门，提高居民的英语和汉语水平。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困难的任务。
批评家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香港必须承认，对它自己来说，这种彻底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教授彼得·Ｎ·Ｓ·李（音译）说：“在香港有一种妄自尊大的心理，这使我们认为我们无需努力工作也能挣到钱。我们以为，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股票市场上投资，或者是拿一个工商管理的学位。”其实这片土地早已面临了这么一个现实：学习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生短缺，而本地产生的专门人才又要面对来自于他们大陆同行的严酷竞争。莫说：“世贸组织会迫使香港去证明自己是处于世界级水平之上。它如果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另一个城市，它就肯定无法生存。”除非香港能够重新塑造它自己，否则这块被团团围住的土地将被迫接受比认为它狂妄自大还要糟糕的缺点，即被人们认为与自己毫不相干。
重归中国：《卧虎藏龙》
周润发留着一条清朝的辫子，穿着一件传统的黑色长袍，从他的脖子上拔出了一根长针，凝目望去，知道在这上面已经用了毒。就在刹那的一闪之间，他的脸上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力量、愤怒和屈从。然后就有人喊到：“停！”这时，周咧着嘴，脸上绽露出傻傻的笑容，洋洋自得地哼着一段《上海滩》中的主题曲。这是他多年以前主演过的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组人员也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当一位美国来宾问周他在好莱坞的布景之中是否也敢表现得这么兴高采烈时，他立刻安静了下来，摆出一副人们可以预想得到的男子汉造型。然后他慢慢地从脖子上拔出那枚并不存在的针。接着又是可怕的安静。最后，他高兴地说：“我会在雨中不停地唱、唱、唱……”
一天１８个小时不间断的计划安排使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受尽了折磨。在拍摄《卧虎藏龙》的过程中，加班加点已经成了惯例。这部影片里，和周一起担任主角的还有米雪儿·杨（即杨紫琼）、郑佩佩和新人章子怡。影片的导演则是1995年因拍摄《理智与情感》而获得了国际成功的李安。必须有人来负责鼓舞士气，比如周就知道用他灵巧熟练的歌舞不缓解紧张和疲劳。他有着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以来最为迷人的愁容。他说：“生命是如此短暂，所以为什么不高兴一些呢？”
《卧虎藏龙》是一部普通话的武打片，以王度庐的小说为基础，故事发生在１９世纪。周扮演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侠李慕白，有一柄名叫“青冥”的玉剑。他把这把剑送给了他心爱的人――女侠俞秀莲（由杨扮演）。很自然地，有人偷走了象征着嫉妒的“青冥”剑。而所有的怀疑都落在了碧眼狐狸（由郑扮演）身上。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而她就是玉娇龙（由章子怡扮演）的师父。玉娇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女，即将出嫁，但这是一桩并不美满的婚姻。影片中充满了背信弃义、土匪盗贼和大量的武术打斗。影片事实上非常巧妙，有着莎士比亚式的复杂的故事情节，同时也有迅猛异常、生命攸关的动作场面。对这部影片，大家也都在翘首以盼，但香港的电影制片人王晶显然没有因此而坐以待毙。周说，他已经拍了一部类似的影片，准备在春节时发行。《卧虎藏龙》也是直到７月１５日才在亚洲地区公映的。
你想看悬念迭出、紧张刺激、英勇大胆的影片吗？如果是的话，你将从《卧虎藏龙》的演员和剧组人员中找到这些。三位明星、导演、摄影师和武术指导本来各个分散在相距遥远的电影世界之中，现在他们走到了一起，来到一个他们从未居住过的小镇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海外的中国人。
这些四海为家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聚集到了一块，来共同创造某种艺术。这部影片有一部分资金是由新力公司在香港的新的分支机构哥仑比亚三星亚洲公司提供的，同时也得到了美国新力经典影片制作公司的大力协助。这部耗资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影片就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野心的一个缩影。来自三个中国的电影制片人虽然有求于西方，但他们还是努力想固守其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相互理解。整个摄影棚就像是巴别塔一样，充满了各种语言。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讲普通话，而袁的武术队里一直跟随着他的２０个小伙子则用广东话下达着指令。而杨因为没有讲过汉语，只能用拼音一行一行地看剧本。李那带有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则招致了当地的剧组人员的嘻笑。周也被要求反复练习他的发音，当然他把这个推掉了，他说：“不要因为担心我的普通话而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会在循环反复中改正这些的。”
同时，还存在着其它的语言障碍。李完全沉迷于体验派的表演技巧之中，他要求明星们使用“感知记忆”来提升一个场景。这就是让演员去回想个人的经历，并将由这种经历而生发出来的情感应用到所扮演的角色之中去。但是香港的演员们都习惯于说出自己的台词，然后继续往下拍。所以这位温和的导演不断地做出要求，直到他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为止。他说：“在这部电影之前，我对一个情节从来不会拍上超过１３次，但在这部影片中觺!@#q1a2z3w4s5x6
作者：师永刚 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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