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时代》《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美国六大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些报刊中有关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也俯拾皆是。但这些局外人的“误读”，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参考：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他们为何会如此认识中国？
本文来自 《中国时代1900—2000：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 师永刚 邹明/主编 作家出版社 由编者授权网易历史刊发，请勿转载。
网易历史将在此后的十天陆续推出美国主流媒体眼中的1939—2000年的中国变迁，敬请关注。
当大使馆被炸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后，普遍的愤怒情绪很快付诸行动。一大堆抗议标语贴在了北京大学的墙上。星期六下午，3000名学生从市中心外的学校乘坐公共汽车陆续抵达美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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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吹嘘的“战略伙伴关系”到此结束。不到一年以前，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在北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一起诚恳地表达彼此的不同意见。可是现在，江却拒绝接听克林顿打来的电话。“毫无疑问，”华盛顿的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这标志着两国关系降到了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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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使馆
意外事件经常发生。从日常生活，从观看CNN的战争报道，我们得知意外事件发生。但如果北约的导弹一定要在贝尔格莱德上空发生偏离，中国大使馆是难以想像的最糟糕的目标。北约盟军目前正努力为一项旨在结束南斯拉夫流血事件的计划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以建立一支科索沃维持和平部队。此时，它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惹怒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但这偏偏就是它现在已经做了的。尽管北约飞机极不可能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但许多中国人却相信那并不是意外事故。北京的官方反应谴责轰炸是野蛮的袭击，“是对中国主权赤裸裸的侵犯……在外交史上罕见。”在轰炸中至少有3名中国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对记者夫妇，另外一名失踪，20多人受伤。座落在南斯拉夫饭店附近的中国大使馆官邸――北约的确注意到了它的存在――在星期六拂晓前的轰炸中被击中，这次轰炸是战争爆发6个多星期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
当大使馆被炸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后，普遍的愤怒情绪很快付诸行动。一大堆抗议标语贴在了北京大学的墙上。星期六下午，3000名学生从市中心外的学校乘坐公共汽车陆续抵达美国大使馆。他们包围了大使馆官邸，并愤怒地呼喊口号。
示威行动迅速掀起升温，其他城市，包括上海、广州、香港，也爆发了抗议集会活动。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示威行动是否会在中国产生政治影响，尽管官方可能允许学生们发泄高涨的热情。
在贝尔格莱德轰炸事件之前，各国对战后科索沃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势头在不断加强。美国一直在推动一项计划，使俄罗斯――对北约攻击塞尔维亚的行动严词批评的国家――的部队在科索沃担当进一步的维和角色。与此同时，对北约轰炸持类似反对态度的中国也在近来开始软化其批评美国为首盟军的措辞。西方曾希望能保证中国在对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维和计划进行投票时给予支持，至少要避免它的否决。
但是这次大使馆袭击――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分别击中大楼――使所有一切都变成疑问。就在轰炸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中国在纽约召集了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抗议这次事件。在此之后，北约承认它错误地瞄准了中国大使馆，误以为那是南斯拉夫的一个武器库。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此表达了哀悼，并称这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数星期以来，南斯拉夫给北京摆出了一个外交政策的难题。北京担心北约今后会扩展其认定的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从而左右中国对西藏或台湾的政策。北京最初猛烈地批评了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但就在前不久中国的态度开始软化，允许国内媒体报道阿尔巴尼亚族人被赶出科索沃后形成的难民潮。但是，贝尔格莱德的轰炸事件看上去又把中国推回到激烈反对北约、最后反对美国的立场。“现在中国已经直接卷入，尽管它并没有力量介入。”
美国人解释
美国上一次“误炸”外国使团是在1986年的黎波里，当时空军的F-111型战斗机在漆黑的夜里呼啸着飞过利比亚首都。就在前方的另一架F-111投弹引发的强烈爆炸，迫使第二架战斗机的飞行员*偏离了原定的攻击路线，而将3枚2000磅的燃烧弹投向了法国大使馆。当5月7日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时，同样又是一架飞机上有两名机组乘员。只不过这次是B-2型轰炸机。同样又是3枚2000磅的炸弹投错了方向。但是，这次的错误不是因为两名飞行员在激烈战斗中的恐惧造成的。
如此事件的发生引用军方的一个缩略语最为恰当——Snafu“一片混乱”*，即在这样高素质的团体里发生如此的错误。一位美国情报官员之后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由于决策机构对目标的错误选定，而会产生疏忽的、无意的伤亡。”在短短一句话里，他4次用到了与“一片混乱”意思相近的词。
“这不是人为错误或是技术性错误，”国防部长科恩认为。“而是整个机制上的错误。”他又说，今后某一大使馆无论何时搬迁，国务院都将向美国情报部门通报；五角大楼也将改进手段，列出一份“禁止打击”地点的清单。此外，还出台了一项“雷打不动”的规定，即敏感目标必须由在南斯拉夫的特工人员或最近派往那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由于这一失误而造成了3人死亡、20人受伤，这正好发生在4月底北约首脑会议召开不久的时刻。当时，战争策划者估计到了将会有命令攻击更多的目标。于是一个中级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提名”塞族人的联邦采购局为目标，这是塞族人采购和发展武器的中心。他甚至还有具体地址。“但是你不能根据街道地址安排轰炸任务，”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辩解说。“我们必须为五角大楼提供地理坐标。”中央情报局得到了准确无误的地址，但却将其用图钉标到了五角大楼1997年绘制的地图上一个错误的建筑上。至此，第一个错误发生了
“我们知道目标四周有其他一些建筑，”那位情报官员继续说。“但我们猜测这一建筑只不过是那个地点的普通建筑而已，但事实上那是大使馆。”中国大使馆不仅很不幸地将新大使馆选在了南斯拉夫军火库旁，而且从上往下看时，他们的大楼与其他建筑非常相似。“地图上标注的地点是精确的，”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称。“在那栋大楼上没有可识别的标志警告我们那是大使馆！”将照片和坐标与地图联系起来是第二个错误。
于是这一系列可能攻击的目标从波拖马可河的中央情报局呈到了五角大楼，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之后又从那转到德国的美军欧洲司令部和北约。所有的这些部门都认定，即使炸弹偏离目标也不会造成严重影响。没有人发出任何警告。
以上3个机构所参考的地图都显示，中国大使馆还在“老贝尔格莱德”，在城市的另一边，尽管实际上大使馆早在1996年就已搬走。所有的3个机构都是从各自的数据库为参考进行锁定目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在附近——正如一位五角大楼官员所说的：“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中国大使馆）成为直接攻击目标。”这就是第三、四、五个错误。
没有一个贝尔格莱德当地的工作人员去对目标进行核实。大使馆是用墙围起来的建筑，而且在大楼外悬挂着中国的国旗，因此如果有人去核实的话，将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但这又需要有一个人去。而偏爱高科技“魔法”的美国人只是用推导的方法确定了目标。因为没有一个在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官员去确定，所有的地图、间谍照片、数据库锁定的是正确目标。这是第六个错误。
终于，经过数星期的工作，华盛顿和欧洲方面对目标的研究、双重检查、审定结束，在密苏里州的空军武器技师开始将这些目标错误的卫星制导炸弹装入一架能够躲避雷达的隐性轰炸机的机腹弹仓。
中美关系变冷
北京时间星期天下午的3点半，也就是美国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的34小时。在北京的萨瑟大使曾试图与北京方面进行电话联系，但是谁都不接电话。于是他焦急万分地接通了他在华盛顿的同行，李肇星。他恳求这位中国驻美大使与北京的官员进行联系，要求增派更多的警力。在半夜被吵醒的李大使带着睡意表示会尽其所能。
美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到此结束。不到一年以前，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在北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一起诚恳地表达彼此的不同意见。可是现在，江却拒绝接听克林顿打来的电话。“毫无疑问，”华盛顿的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这标志着两国关系降到了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当奥尔布莱特前往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道歉时，李大使让她在接待室里干等了20分钟，然后告诉说他正忙着“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吊唁”。
数月以来，国会议员们一直在攻击中国的人权、核间谍以及贸易问题。《纽约时报》在周末刊出了一则报道，称中国准备部署一种新型导弹，核弹头的设计就是基于偷窃而来的美国技术。但是这些反华的言辞大部分是偏执不可信的，其目的是对克林顿政府发难。但是国会的气氛非常有害，因为没有人敢为事情的另一方说话：为什么美国的利益所在是接触，而非疏远中国。4月，朱镕基访问美国时，做出了一系列让步以争取得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可。但克林顿透过他的肩膀看了看国会，最终回绝了他。既然现在中国的反美情绪如此高涨，那么朱镕基要推行他的改革就尤为艰难了。
特别是美国做出的不批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对中国造成了伤害，其产生的影响将长久困扰白宫。对于中国人来说，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更容易地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但北京冒着风险做出了让步，其中包括对美国农产品和电讯公司更加开放。
现在，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以及驻华大使——感到真正震惊的是反美的仇恨情绪在普通中国人心里那么深。这次轰炸事件成为愤怒爆发的导火索。在北京，外国人被要求出示国籍；在广州，学生们聚集在市里反帝纪念碑的周围吃“克林顿饼”——一种点缀着用糖衣做成的纳粹十字标志的小面包。
即使是熟悉西方的学术机构也相信，在这次贝尔格莱德的轰炸事件中，美国是有意践踏中国主权。“美国在世界上需要敌人，以解决他们自己国内的问题。”潘文国说，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负责人。没有人认为轰炸事件是一个仅仅通过简单的道歉就能够原谅的错误。张野白表示，“在事态改善之前，我们不得不等（美国）新总统产生。”此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美关系专家。
克林顿从去年6月份尊贵的客人变成了现在人人唾骂的坏蛋，这一转变可谓骤然发生。在中国大使馆被炸的第二天，他正在俄克拉荷马州视察飓风造成的损失。当时，他停下工作表示了“遗憾和深切的哀悼”，但却没有道歉。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失误表现，因为他们数十年来一直对日本政客玩弄文字游戏拒不为自己国家的战争侵略行径道歉而不满。
但是从轰炸事件释放出来的怒火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美国力量在处理全球事务时所处的优势地位，使中国无能为力。1972年，尼克松在去中国与毛进行历史性会晤的途中，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想要的：1、建立世界范围内的信任；2、台湾，把美国请出亚洲。”25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而美国依然是无处不在的恶棍，它指责中国的政权，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在日本和韩国保留8万驻军。现在，那些示威者接受了这么一个假设，即美国力图搞垮中国。“这就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一位姓王的21岁北大学生表示。“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让中国更加富强。”
朋友还是敌人？除非双方采取迅速的修补工作，一位白宫官员说，“否则这一悲剧事件有导致中美关系陷入绝症的危险。”当北京的抗议活动逐渐消退时，新闻媒体依然不断发表抗议的言论。
但是，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仍然离不开美国，所以它也不愿意长时间与美国保持如此僵化的关系。尽管中国早些时候中止了与华盛顿在有关人权和武器控制方面的合作——北京对这两件事本来就很感冒——但是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它将继续与美国进行有关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到了星期三，示威者停止了对大使馆的包围，而萨瑟大使终于可以在3天后第一次走出被砸烂的大楼。但工作人员才刚刚开始清理那些碎玻璃、石块和其他瓦砾碎片。大使馆将继续关闭、暂停办公，以进行进一步观察。而尽管江泽民主席终于在星期五接听了克林顿的电话，但没有人能预料美国和中国需要多久才能从坑中爬出来。
考克斯的报告
难道在与美国技术公司不断发展的贸易往来中最大的赢家是中国军队？
1999年2月罗拉尔公司在四川省进行的708通讯卫星的发射是一次灾难。原本应该把这颗美国卫星送入太空的中国造长征火箭在起飞后22秒就坠落在一座小山上，并发生大爆炸。燃烧着的火箭燃料和3吨重的卫星碎片像下雨一样落在附近的一个村庄。
罗拉尔公司时运不济的发射可能也导致其他方面的间接损失。在坠毁发生后，一个罗拉尔公司高级官员领头，由西方航空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对事故具体原因得出了一个初步的报告，涉及到长征火箭设计不足之处和改进的方法，并向中国方面呈交了这个报告。一个联邦调查结论说，这份技术反馈可能帮助中国提高其火箭和导弹计划的精确度。国防部发现罗拉尔公司和休斯公司（委员会中的另一个卫星公司）因为提供了未经批准的防务服务，而“严重违反了出口控制”。国务院要求司法部考虑犯罪起诉的问题。
罗拉尔公司爆炸的这颗卫星原本是向拉丁美洲地区转播电视节目用的，但是这个事件显示出无害的商业活动和军事援助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模糊。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参议员在今年6月严厉地警告说中国正在诱使它的美国商业伙伴向其提供与军事有关的技术，在国会中也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对这种泄露事件进行清查。但是技术行业和一些外部的观察家却说这种冒险被过分的夸大了，而正在考虑中的一些更加严格的规定将会没有什么效果，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随着冷战的结束，向中国出售战略产品的限制也开始放松。中国庞大而且没有被占领的市场大门一开，企业蜂拥而入。光是在商业卫星生意上面，中国进口的卫星和发射装备从1994年的价值4百万上升到去年价值1亿6千8百万。对中国“双重用途”产品——可用于军事非军事产品——的出售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安全问题。威斯康星核武器控制计划的一份报告发现，从1988年到1998年，“战略装备在美国商业部的祝福之下大量而且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在合法卖给中国的物品中包括名义上给中国科学院使用的计算机，但是它们都可以用在核武器引爆计划中。
但是，另一些人说这种潜在的危害被夸大了。《考克斯报告》是一份充满“最坏情况的假象”，休斯公司的发言人理查德·杜黑这么说。他说，休斯公司被批评与中国分享的信息“肯定不是那种关系到敏感的国家安全的类型。”罗拉尔公司的主席向股东们坚持他的公司没有帮助中国发现它们火箭设计上的纰漏，只是评估了一下中国人自己做出的分析而已。“为什么我们要求中国人就我们卖给它们的公开装备打电话，而不愿意为他们自己秘密造的装备打电话，这有很多理由。”商业部副部长比尔·雷奇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技术分享的规定是否有效。技术界肯定会争辩说这些规定会毫无效果。现行的法律要求晶片生产商在向受高度出口控制的国家（像中国和前苏联）出售强劲的微处理芯片时必须要提出申请。但是英特尔公司争论说，要想不让卖给友好国家的芯片最终不流入不那么友好的国家，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月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微处理芯片，并把它们运给全球几千名分销商，他们可不会阻止把芯片买个中国，”英特尔公司的发言人比尔·卡尔德说。“这儿有联系不畅的问题。”
尽管有现在的不利情况，但是没有人真正期望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技术业的支持者们争论说，如果对这种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就会把中国人赶向欧洲或是日本的供应商，而他们会向中国军方提供更多的信息。“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技术转让有那么严格，”休斯公司的杜黑说。“如果你想让盖子一直留着，那么就去和美国公司打交道。”
董建华与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经说过他对3位公众熟知的人物敬佩不已。他们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中国已故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如果董建华想把香港治理好，他应该从这3位他尊敬的人物身上吸取经验。
两年前，董建华被任命为香港结束殖民统治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香港市民拍手称赞。他是为数不多的受到北京领导层、工商界资本家和普通民众喜欢的香港本地人。然而，民意调查表明董建华的支持率下降到了57％，低于另外两位政府官员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爵士，他曾经拥有的高支持率在急速下降。当然董建华不是唯一一个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人，一些高级官员曾出过糟糕的建议，他们似乎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傲慢，却缺少英国人的办事能力。然而为什么董建华在两年之后还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他的政府，这依然是个谜。例如，他迟迟没有对香港的最高管理机构行政会议进行改革。过去，组成这个机构的是身居国外的官员和商人，他们就如何管理这块殖民地向总督提出建议。董建华用中国的利益代替了英国的利益，但是他还没有消除这个机构的主要弊端：行政会议的成员在担任公职的同时还允许拥有自己的私人公司。以行政会议的资深委员C.Y. 梁为例，他拥有并经营了一家调查公司，该公司由于得到大财阀的赞助而财源滚滚。梁说他不去参与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和其他人确实有才能，他们应该参加所有的会议，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这方面，董建华应该向李光耀学习。李光耀在当总理期间决不会允许他的助手间出现利益的冲突，更何况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例了。
董建华是人们公认的谦谦君子。他能够谦逊地对待指责，他的人品也无可挑剔。但是他固守着被误解的儒家信条。香港在北京领导下的基本原则可以用那句口号来概括：“一国两制”，这句口号是邓小平创造的。然而无论何时“一国”和“两制”之间发生抵触时，董建华总是遵从“一国”的原则。
对董建华来说一切还不晚。他还来得及改变他的作风，这种作风如果持续下去，将进一步加剧一个深受结构经济问题困扰的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方面尽管不愿意，还是不得不插手来拯救香港。对任何人来说，那都将是一场灾难。董建华应该从现在开始向他崇敬的伟人学习了。
台湾：危机四伏
1949年 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出大陆，在台湾建立了临时政府。中国共产党立刻做出反应，声称台湾为其所有并发誓要夺取它。
1972年 尼克松访问中国，签订了拥护“一个中国”政策的《上海公报》。
1979年 卡特总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反击，美国国会制定了一条法律，承诺继续支持台湾。
1988年 李登辉成为第一个台湾出生的领导人。他呼吁开通更多的与大陆交流的渠道。
1991年 李登辉宣布结束43年的戡乱时期，默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95年 李登辉对美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导弹试射作为反击。
1999年3月 中国公开批评美国提议的反导弹防御体系（这一体系将包括台湾），称这个体系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1999年7月 李登辉宣称台湾独立，他说中国大陆应当以“国与国”的关系对待台湾。中国说它准备“粉碎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1999年7月中旬说李登辉是在玩火的时候，并没有夸大事态的严重程度。他用几句富有挑衅性的话提醒亚洲和全世界，海峡两岸的关系是动荡不安的。他的言论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已经够严重了，但真正的危险却是可能会引发战争——这场战争可能会将美国和日本直接卷进去，其他东亚国家也会被间接卷入。
李登辉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应当是国家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话明显背离了台北以前的立场：中国是一个有两个政治实体的分裂的国家。一个中国的立场得到普遍公认。台湾官员放弃了这一原则，因而受到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疏远了同华盛顿的关系，并影响到了台北寻求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
严峻的事实是，台湾的2200万公民和他们的民选政府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要保持和平和稳定，就必须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无论自决权是多么令人羡慕，事实是，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美国不会用武力保卫或支持台湾，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承认一个主权台湾国。
台北的唯一现实的长远希望是在一个中国联邦或联盟里面取得最大的自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也许可能按照参加奥运会的先例，与大陆谈判以“中国台北”的身份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北京一定要允许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有这样的活动空间，但是，作为补偿，台湾要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就要求灵活地理解一个中国的原则，并重新定义中国的国家基础。这种灵活性在汪道涵——负责对台关系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的想法中是很明显的。在私下场合，汪道涵和他的顾问们就台湾在一个中国里面扮演的角色发表过灵活的意见，他们甚至表示愿意就新“中国”的新的国家象征物，例如国旗或宪法，进行谈判。台北最好是研究一下汪道涵的提议，并就如何定义“一个中国”进行谈判。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台北尚未表现出对这类政治谈判的兴趣。非但这样，它现在还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这可能会导致局势严重恶化。
台北面临的选择是很明确的：如果它想为自己的公民保持和平、稳定和繁荣，想继续统治台湾岛，想扩大它的国际生存空间，它就必须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行事。如果台北放弃这个原则，就可能会导致战争，其代价是高昂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为了使这个框架能够运作，并能够长期发挥作用，北京方面也需要灵活变通——特别是朝着联邦和民主的方向努力，而这正是台湾最重要的要求。
尽管双方都将海峡两岸关系视为一场得失所系的游戏，一个中国的框架仍然为双方提供了无限的取得积极成果的机会。它使得双方能够统一，超越内战所导致的分裂，同时，还使台湾能够度过它的国家身份危机，使北京能够保持中华民族的统一。
“我们严正警告李登辉和台湾当局，不要低估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一名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说。
美国方面对李登辉的言论感到吃惊，它立刻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国务院发言人詹姆士·鲁宾说。“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政策，也不支持一中一台的政策。”（华盛顿也警告中国说，它不会允许对台湾使用武力。）紧接着，它派驻台湾代表达瑞尔·约翰逊去见李登辉。在两人会面之后，李登辉说，台北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没有变”——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表态，不过他的话在别的地方大体上没有引起注意。
“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的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流亡政府，实际上这就是拒绝承认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输给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1991年台湾方面正式放弃了这一立场。然而，即使台湾方面过去一直宣称对大陆拥有主权，交战双方在一个关键点上——即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央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已经对李登辉的言论进行了反击，北京的反应还只是停留在言辞上。人们自然会提出这个问题，言辞是否会变成导弹发射或其他军事上的报复。“军方想采取强硬的反应，”一名驻北京的西方分析家说。唯一的一个亮点是北京方面处理台湾问题的首席代表汪道涵原定于10月对台北的访问并没有取消——尽管台湾官员相信他们在下一轮谈判上已经取得了优势。
在白宫，克林顿政府声称，它的严厉措辞已使得短期内不会发生危机，但是没有人认为可以长久保持和平。“火车就等着出轨翻车了。”一名白宫助理说。曾在国务院处理过中国事务的理查德·所罗门也表示赞同：“我们始终位于被卷入海峡两岸军事对抗的边缘。”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因此华盛顿面临危机时的选择是很少的。1996年中国向台湾发射导弹时，美国向该地区派遣了航空母舰。目前的中美关系可能经受不了那种巨大压力。北京宣称研制成功中子弹，既是对台北的警告，也是对美国国会指责其窃取核秘密进行的批评。与此同时，北京发表了一篇长达36页的报告，对考克斯委员会的指控进行了反驳，报告的标题是“事实胜于雄辩，谎言会不攻自破。”那名白宫助理说：“美中关系没有变化。”
APEC论坛的关键因素
当亚太地区的21位政府领导人1999年9月在奥克兰聚会时，他们将设法让这个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论坛恢复生气。
这需要付出一些努力。成立１０年之后，ＡＰＥＣ似乎离它确定的在整个地区（该地区占全世界贸易的７０％）实现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目标更远了。新西兰的国际贸易部长洛克伍德·史密斯说：“在去年的吉隆坡会议上，有一种看法是，亚太经合组织偏离了轨道。人们现在在说，新西兰必须让它重新走上正轨。”自１９９３年国家领导人加入他们的贸易部长、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来，这个论坛成了一年一度议而不决的会议，它为领导人和官僚们——从有权势的美国、中国和日本，到墨西哥和俄罗斯，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在一种在俱乐部气氛中闲谈的机会。ＡＰＥＣ的邀请信可能提到的是“贸易”，但是在幕后，这种会议还能让领导人们做交易、修补关系、建立友谊。今年的焦点将集中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主席江泽民的会晤上，这将是他们自北约５月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来的第一次会晤。两人将毫无拘束地讨论一切问题，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可能性到中国声称对台湾的主权等。
对ＡＰＥＣ来说，台下的会议通常要比主议程更有意义。可许多人说，这在一个目标是经济改革的组织中是个严重问题。在这１０年中，除了庄严的官方声明、程序上的一点点胜利以及遥远而又没有期限约束的宏伟目标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负责ＡＰＥＣ事务的官员巴利·莫尼亚加说：“我们善于提出主张和政策，可一到付诸实施时，我们的动作就太慢了。”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这个论坛是亚太地区未来经济繁荣的最大希望。新西兰总理珍妮·希普利说：“ＡＰＥＣ大大加强了我们地区的地位，这比我们各自糊里糊涂地干下去的速度要快。”但是，在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许多成员国在降低关税上背弃了早先的承诺之后，ＡＰＥＣ还能重新鼓起势头来吗？希普利明确表示了她希望这次会议达到的宏伟目标：领导人们重申他们对自由和开放贸易的承诺。
观察家们说，尽管新西兰的ＡＰＥＣ会议将讨论加强贸易自由化问题，但它也是象征性的，是一个舞台。ＡＰＥＣ将对１１月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作出的反应中，有许多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影响力很大的美国代表团正在领头要求进一步增加项目，其中包括禁止对电子贸易收税。在ＡＰＥＣ内部，许多成员国还希望开放空中交通、结束食品补贴，提高所有市场的透明度和竞争力。美国ＡＰＥＣ代表团成员、美国驻新西兰大使乔赛亚·比曼说：“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我们将继续力求让贸易自由化能够保持最快的速度。”然而，令人吃惊的高关税仍然是整个地区的棘手问题。进入泰国的葡萄酒面临着关税、课税、政府各项收费等共计362％的税收打击；日本对大米进口的关税维持在800％以上。平均下来，亚太地区的关税约为１７—１８％，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关税为５—６％。正如企业界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消费品价格较高。
要求进行关税改革的领头人是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然而，甚至连这些主要国家也在怀疑，它们是否能达到这个论坛大肆宣扬的茂物会议目标（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确定的）：到2010年，工业化国家的关税为零；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为零。发展中国家说，ＡＰＥＣ在根据经济和技术合作总体计划提供政策建议和支持方面拖拖拉拉，这对它们的贸易自由化进展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确定奥克兰会议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将是美国与中国接触的结果。奥克兰的饭店和它的历史博物馆将主办一系列的会议，议题从全球安全问题——例如平壤威胁要试射远程弹道导弹——到地区的小矛盾。然而今年，所有的眼睛都将集中在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的身上，他们将试图修复关系，并且重新考虑华盛顿４月份拖延的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问题。比曼大使说，这次会晤是“ＡＰＥＣ首脑会晤中的８００磅大猩猩事件”。它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希普利忽视：“我们将提供双方感到他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中立场地。”就企业而言，中美双方会谈的结果可以拯救ＡＰＥＣ———或者判定ＡＰＥＣ的失败。香港的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公司的大中华经济学家安迪·谢（音）说：“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破裂了，ＡＰＥＣ将会消失。”让中国加入ＷＴＯ将会为ＡＰＥＣ论坛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有着１３５个会员的全球性贸易组织提供发言权，从而增强ＡＰＥＣ的地位。ＡＰＥＣ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游说ＷＴＯ，努力让欧洲采纳有利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规则。１９９３年，ＡＰＥＣ的领导人在一次突然行动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它们迫使欧洲结束了长达７年的马拉松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开始了对农业和服务业降低关税的进程。
就在ＡＰＥＣ努力重新走上正轨之时，它的领导人——日本和美国——将大肆吹嘘这一进程。比曼说：“美国很清楚，我们必须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愿意结束对出口农产品的补贴。”日本通产省ＡＰＥＣ事务负责人上田的胆子要小一些：“新西兰希望扩大ＡＰＥ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甚至连上田也说，他认为日本现在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新西兰的ＡＰＥＣ特别工作组负责人马尔滕·韦弗斯说，尽管ＡＰＥＣ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比七国集团重要的政治聚会”。澳大利亚的墨尔本ＡＰＥＣ研究中心负责人艾伦·奥克斯利说，这个论坛将继续处理复杂的地区贸易问题。他认为，或许更重要的是，ＡＰＥＣ在缓和政治紧张关系上发挥的作用将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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