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强迫迁入特莱津犹太隔离区的犹太人。

二战之后被驱逐的苏台德地区的德裔人家。

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种种事实，世人皆知。近一些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档案的公开，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背景见诸天日，而一些多年被淡忘的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战前曾广泛分布在中东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民在二战末期和战后被驱逐出其祖辈生活的家乡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欧地区各民族混居现象相当普遍。据1931年的统计，波兰东部1160万人口中，波兰人仅占38％，而62％是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仅乌克兰人就有440万。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人口普查时，捷克人仅占50％，斯洛伐克人占14．7％，其他则有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喀尔巴阡乌克兰人、波兰人等等。德意志族也广泛分布在东欧各地，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有400多万，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和奥地利接壤的苏台德地区就有350多万。此外，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联等都有不少德意志族人。二战前，由于各国都普遍奉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因而民族矛盾尖锐。而希特勒正是利用保护德意志人利益为德国扩大所谓的“生存空间”为借口，从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地位下手，拉开了纳粹侵略欧洲的序幕。在法西斯德国侵占了波兰西部之后，希特勒为实现其建立“千年帝国”的迷梦，发起让散居在东欧的德意志人“回归帝国”的行动，移居了约100万德意志人到其侵占的波兰领土上，而为了给他们腾出地方，约120万波兰人或惨遭杀害，或被驱逐出去。

但是到了二战后期，尤其是战后初期，被驱逐的命运落到了德国人和中东欧各地的德意志族人头上。一方面由于美英苏这3个反法西斯盟国在规划战后欧洲秩序过程中错误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饱受希特勒铁蹄践踏的欧洲各国出于对法西斯德国的仇恨，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平民成为新形势下的受害者。而最突出的例子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早在1943年11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移，波兰东部的领土划归苏联，而波兰将从德国获得领土。同时还决定，波兰人从划归苏联的领土上迁出，德国人则从划归波兰的领土上迁出。1945年7月—8月的盟国波茨坦会议同意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把德意志人迁出。而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考虑战后重建问题时，也主张以驱逐德意志族人作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当时美英苏三国的指导思想是，要在德国和其邻国之间创造“永久的和平”，惟有通过建立民族单一的国家才能实现。其实，这种“净化民族国家”的思想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广泛存在于欧洲各国的政界和思想界。英国首相丘吉尔早在德黑兰会议前很久，就主张仿照1923年希腊土耳其“交换”居民的办法，来构建战后的欧洲国家格局。

当二战炮火在欧洲刚刚停歇、波茨坦会议尚未召开之时，中东欧、巴尔干各地即掀起迫害德意志族平民的风潮。德意志族人成为发泄对法西斯仇恨的对象，曾在各地发生了不少被枪杀、抢劫、凌辱，甚至被活活烧死的暴行。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上世纪70年代通过调查确认，在当今德波边界奥德—尼斯河以东的地区约有3300个城镇乡村发生过这类暴行，受害的多是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例如，1945年7月3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奥西格，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德意志族人被围殴、杀害、从桥上推到河里淹死的惨剧，数十人死亡。据现在的调查结果，这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煽动的结果，而非当地个别人背后挑唆的偶发事件，更不是所谓群众“自发”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战后首任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早在流亡伦敦期间就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要加倍地向德意志人无情地讨还他们自从1938年以来欠我们国家的债”，“把他们赶出家门，德意志农民不许拥有哪怕一寸土地”。

以类似希特勒法西斯对待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手段，来对待战后的德意志族和德国平民的政策和行动当时十分普遍。例如，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就任伊始，宣布首要任务就是把“德国人赶出去”。当时德国人必须佩戴白色袖标，禁止用德语交谈、使用德国标记、演奏德国音乐，波兰人禁止与德国人握手，等等。1944年11月，在德国法西斯军队被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赶出南斯拉夫之后，铁托宣布德意志族人为“人民公敌”，剥夺其公民权。当时留在南斯拉夫的德意志族约20万人受到残酷报复，被关入集中营的约为16万人，到1948年3月，被杀害、折磨致死的达5万人。

战争一结束，有关国家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一切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居民。在最野蛮和最混乱的驱逐初期，往往是限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而后或赶上闷罐车或令其步行到德国的边界之内。被驱逐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与战争末期逃避战火的700万难民挤在德国各占领区，局面极为混乱，一度甚至引起饥荒。死于逃亡和被驱逐路上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要以10万计。美国《时代》杂志当时用“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1946年10月，《纽约时报》的报道评论道：“这种范围的迁移和它实施的条件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谁若是直接经历这种恐怖，他会毫不怀疑这是对人类的犯罪。历史将会给予它可怕的报复。”

一九四五年战后被驱逐的德裔难民在行进中。

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驱逐的德裔难民。

1945年8月2日，美英苏三国的波茨坦会议最终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推移200公里，并开始更大规模地驱逐“遣返”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截至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动正式结束，从前德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710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110万，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290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被驱逐的合计为70万人。这种所谓的“民族交换”还涉及无数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犹太人等等。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过这样令人难忘的话：“甚至中世纪开始前后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也无法同波兰国家面临的这种规模空前的运动带来的困难相比。”

这种大规模驱逐和强迫移居的结果是，欧洲战后普遍形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犹太文化已被希特勒德国消灭，德意志文化现在也从中东欧消失。许多曾经繁荣的大城市如维尔纽斯（现立陶宛首都）、柯尼斯堡（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布列斯劳（现波兰的雅罗茨瓦夫）的居民构成彻底大换血。这样惨痛的经历在被驱逐者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创伤。（本报柏林电）战后被驱逐者：重新作痛的伤疤———战后被驱逐者问题引起的争论（下）江建国

对于上千万被从世代居住的家乡驱逐出去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融入战后的西德社会，但那种悲惨的经历是难以忘怀的。战后他们在西德成立了“被驱逐者联盟”以及各个同乡会，维系对故乡的感情，保持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德意志文化。他们在短暂的时间内曾成立过自己的政党，西德政府在战后初期曾建立过被驱逐者事务部。历史学界也曾经收集整理过大量的有关资料。但是，战后重建期间更为重要的任务以及欧洲分裂为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现实，把被驱逐者问题挤到了一边。

这个问题在最近的两年来重新突出起来，乃至演变成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有两个因素发挥了作用。其一是前南斯拉夫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内战中发生的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使人们不能不想起二战后其实也是种族清洗的被驱逐者历史；其二，中东欧国家政治体制转轨之后，不可避免地要总结自二战以来自己走过的历程。这样，被驱逐者问题终于逐渐成为近年来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中心。诚如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去年8月的一篇社论所说，这是战后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最后一个未触及的章节，也是欧洲把它的未来建立在对历史的共同阐释的基础上所必不可少的。

近几年来，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都出版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文章，还有电视连续纪录片等等。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前年出版了1945年1月苏联潜艇发射鱼雷击沉德国难民船，致使9000余名妇孺老幼丧生的史实为基础的中篇纪实小说《蟹行》。已故知名出版家、政论家马丽昂·多恩霍夫女士对东普鲁士（当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回忆录重印了20多次。波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相当多严肃公正的历史学家出版了对波兰战后发生的迫害犹太人和德国平民的研究著作，捷克也对贝奈斯总统驱赶德意志族平民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暴行。

去年，德国的“被驱逐者联盟”主席、基民盟议员埃丽卡·施坦巴赫发出一项倡议，在柏林建立一个“反驱逐者中心”，作为整个欧洲对历史上发生的种族清洗问题的一个资料中心和研究机构。然而，此议一出，却激起东欧许多人相当大的反感。给欧洲曾带来深重灾难的德国现在要诉自己受过的苦，曾经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却要承认自己也干过不义之事，这样的对话使许多人难以接受。尤其是波兰这个二战最大的受害国家，担心自己因此被钉上耻辱柱，在国际上和欧洲落个虽然受过害，但也是害人者的名声。波兰认为，纳粹德国在其占领区针对非犹太人的罪行以波兰为最烈，仅在华沙被杀害的波兰人就比整个二战期间被杀害的法国人多一倍，社会精英几乎全部消灭，物质损失无法计算，在波兰受的伤害远远没有在欧洲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占有一个牢固的位置之时，这样的一个“反驱逐者中心”会使国际社会形成对波兰歪曲的印象。因此上述建议一出，波兰各政党不分左右齐声反对，更坚决反对它建在柏林，由德国来主持。

此后德国冒出来的“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扬言要为被驱逐者遭波兰没收的财产索取赔偿时，波兰人就更加群情激愤了。虽然这个所谓的公司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德国各政党、包括“被驱逐者联盟”主席都反对它的举动，波兰却极为敏感，诸如“德国要以受害者的角色推卸罪责”、“以赔偿要求转移对德国历史罪责的注意”等言论不绝于波兰的舆论界。

应该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波兰，主要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能从维护、发展两国友谊的大局出发，以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场争论。去年10月底，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波兰时，与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曾就这段历史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认为，“欧洲人应该共同重新评价和记录发生在20世纪的欧洲一切迁居、逃亡和驱逐事件，让公众了解它们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后果。而所有这些只能在和解和友谊的精神下实现。”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匈牙利的领导人几年前都曾对驱逐德意志族人表示过道歉。但另一方面，如捷克现领导人至今仍认为驱赶德意志族人做得对，是对希特勒在捷犯下罪行的“正义的复仇”，抵触心理强烈。

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是那个“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是否真会向波兰法庭以至于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赔偿要求，虽然德国总理施罗德今年8月访问波兰、参加纪念华沙起义60周年活动时的确表示反对，但是却不能阻止它提起诉讼。今年9月27日，波兰总理贝尔卡在柏林与施罗德总理会谈后，双方表示将成立一个联合法律专家委员会来找出法律根据，驳回上述个别人向波兰和国际法庭可能提起的诉讼。贝尔卡总理还明确表示，波兰政府不会向德国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10月4日，施罗德总理在对捷克进行一天的访问时表示，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但也不应成为共同未来的障碍。他说，他对波兰的表态也适用于捷克，即被驱逐者不应向捷克提出赔偿。但经济赔偿涉及到欧盟的法律，其发展态势仍有待观察。

关于被驱逐者的这段历史的争论短期还不可能画上句号。在二战结束已经将近60年、德国和捷克、波兰都已成为北约、欧盟中完全平等伙伴的今天，历史问题却成为它们双边关系中的现实政治问题，这本身说明了两个事实。其一，抚平历史造成的创伤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和漫长，和解的过程远为复杂和曲折，仍然需要有关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拿出勇气；其二，欧洲一体化的新形势凸显了利益的不同。捷克和波兰的领导人和广大民众都明白，没有德国的支持，它们不会这样快地被北约和欧盟这两个“西方俱乐部”接纳。正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与）德国（为邻）是捷克的命运。但是，德国和捷、波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利益共同体”。波兰在伊拉克战争和欧洲宪法问题上与德国对立的立场只是两个例子而已。历史问题以及相应的赔偿问题是又一例。《柏林日报》今年9月14日的社论说，德国必须认识到，作为北约和欧盟伙伴的波兰实际是德国的一个“全新的邻居”。人们可以想象，德国和波兰、捷克如要实现德国和法国那样的历史性和解，还需要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