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女》2001年第5期

今年5月23日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50周年纪念日。50载春秋，50年风雨，当年在中南海勤政殿携手缔造西藏和平解放这一世纪伟业的汉藏干部中，如今健在的惟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一人，更为可喜的是，今年他老人家虽已是91岁高龄，仍然精神矍烁。怀着崇敬、带着祝福，我拜访了阿沛副主席及他的秘书———他的女儿才旺，阿沛副主席的家位于北京东城区一个素朴的院落。

记者：才旺大姐，听说1951年您父亲来北京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您是他带来的惟一一个孩子。您能细细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才旺：我那一年5岁。当时我父亲和母亲带我一块进京的，因为很小，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很多事情都是后来慢慢知道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当时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基本都已解放。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国内外形势和西藏的特殊情况出发，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

但是，当时西藏地方政权掌握在以摄政达札为核心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手里。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指使下，蓄意要搞西藏独立，并为此连续召开官员大会，讨论两大问题，一个是怎样武装阻止解放军进藏；另一个是要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派出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宣布所谓的“西藏独立”，乞求这些国家给予支持和军事援助。

在官员大会上，意见基本上是一边倒，当然这中间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官员是迫于权势而表态的。在那样一种形势下，我父亲是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他说：大家都知道，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权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西藏的问题只能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

记者：才旺大姐，您父亲也是贵族官员，以他的经历，应该是与那些官员一致的，为什么他会成为他们中间“惟一的一位呢”？

才旺：我想这可能与我父亲的成长环境、所受教育以及他的性格有关吧。

我父亲从小是同我奶奶相依为命成长起来的。奶奶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在奶奶的影响下，我父亲从小就很有正义感、慈悲心。其次就是因为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师从的喜饶嘉措和大苍活佛都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大师，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我父亲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实话实说，当时在官员大会上，我父亲能站出来，并不是像有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情。他完全是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角度独立思考后才提出反对意见的。他熟知西藏的历史，了解700多年来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渊源；更重要的是，在他眼中，农奴的生命也是宝贵的生命！现在要打仗，并且是明知打不赢还要打的仗，白白送命的肯定大多是农奴。他不忍看到这种结局，所以才会这样独立直言，提出反对打仗、主张和谈的意见。

后来，摄政达札派我父亲到昌都出任噶伦。我父亲不愿去就任，提出了“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官员大会因为想向美英等国求援，拒绝了父亲的请求。父亲只好就任，他一到昌都，就下令解散民兵，并做出了不再动员民兵的决定。他第二步还想把前线的藏军也撤回来的，但还没来得及，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6日开始了解放昌都的战役。10月18日，我父亲命令驻守昌都镇的藏军放下武器全线撤退。至此，昌都战役结束。昌都地区的解放，震撼了全藏，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加速分化，陷入一片争吵之中。主战派处境狼狈，亲英派头子达札摄政被迫下台，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以王其梅为首的18军前进指挥所进驻昌都后，继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而且对被俘藏军都实行优待。

亲眼看到这些真实情况后，11月9日，我父亲带领40名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以亲身经历讲述他们在昌都受到的优待、照顾，介绍共产党的政策，恳切要求进行和谈。

西藏地方当局见到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强大，政治上宽大，在康区已经颇得人心，而他们寻求外国援助毫无结果，遂不得不考虑与中央的接触问题。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报告他的亲政经过，表示了谋求和平的愿望。29日，中央复电达赖喇嘛，祝贺其亲政，并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和谈。在主和派的敦促下，达赖喇嘛终于在2月12日作出决定，派出以我父亲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5 人为全权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赴京谈判。此次到北京，达赖喇嘛带了一份只给我父亲的内部指示。这一次的谈判条件比起父亲和王其梅在昌都时的谈判有所变化，达赖喇嘛接受了部分意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仍不同意在西藏驻解放军。但是，在给我父亲的内部指示中，达赖喇嘛却有这样的指示：关于解放军进藏问题以及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其他问题，你可以审时度势，自行处理。这一指令对我父亲在谈判中处理一些问题就很有利了。

记者：那您父亲拿到这个内部指示之后，是不是就有很多问题都能放开来谈了？

才旺：还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是李维汉，全权代表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谈判中的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一是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一是西藏内部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关系问题。

在谈到军队进藏问题时，根据噶厦政府的指令：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但是，不同意解放军到西藏。假若西藏真的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确有必要时，可以请中央临时派解放军援助西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噶厦政府还提出，可照清朝旧制，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驻西藏，指导和监督西藏工作。我父亲个人是早在从昌都出发前就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的，但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从职责出发，如实地提出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上述条件。

在这个关键时候，李维汉多次找我父亲交谈，反复强调：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南国防，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人民解放军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人民发展进步，而绝不会伤害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建设，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更不用害怕。

据此，我父亲召开西藏代表团全体人员会议，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在会上提出，既然噶厦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个根本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人民解放军进藏是顺理成章的事。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父亲的意见，决定先向噶厦政府报告，建议接受人民解放军进藏这一条，如噶厦政府还坚持原来的意见，代表团就自行接受这一条，将来再向噶厦政府解释。

应该说在双方首席全权代表的多方斡旋之下，这个问题是圆满解决了，但还有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呢！

记者：是不是关于承不承认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合法地位的问题？

才旺：对。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几乎使谈判决裂。

记者：曾听有些知情人士谈到，其实在您父亲到北京之前，怎样接待西藏代表团和第十世班禅及行辕主要负责人，总理就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即便是迎来送往，请客会见等礼仪性的小事，也做了周密安排，以期不刺激和伤害任何一方。

才旺：这个细节我不知道。但在恢复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时遇到障碍这一方面，父亲回忆得较详细。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提出的 10项条件中没有关于班禅问题这一条，当他们提出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时，西藏地方政府只承认已在西宁坐床了两年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是一个候选灵童。所以，我父亲他们一方面向噶厦报告请示，一方面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表示坚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理由是他们来北京的任务是谈判解决中央同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班禅的问题是西藏内部关系问题，加之这个问题情况复杂，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无法谈判。而中央代表认为，第十世班禅是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批准的，它具有合法性，应该予以承认。否定已经认定的活佛，不利于西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坚持非谈不可，并提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和平谈判进行不下去，和平协议就签不成，谈判陷入了僵局。

记者：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有个特殊契机？

才旺：后来有一天，中央方面的和谈代表孙志远到北京饭店来看我父亲，他们两人一直谈了一整天，也没有结果。后来据我父亲讲是在傍晚的时候，孙志远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可不可以写上一条“维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我父亲一听当即表示赞同。为什么呢？因为达赖喇嘛从五世到十三世，班禅额尔德尼从四世到九世，这一时期双方根本不存在任何纠纷，维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这样写是合情合理的，界限清楚，便于处理。于是，意见统一了，正式的协议也就签订下来了。

记者：您父亲作为西藏当代历史的见证人，在50年后的今天，他是怎样评述这《十七条协议》的？

才旺：50年中，他亲眼见证了解放前的西藏和解放后的西藏发生的巨大变革和历史性的进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是《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他深为自己能够参加做这样一件符合国家和本民族根本利益，顺应历史趋势、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而感到欣慰。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之际，他真诚地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正视现实，丢掉幻想，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中来。

作者：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