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探索6月18日报道 有专家学者称，全球抑制HIV的感染率的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为此，《环球邮报》的John Donnelly和一支记者队伍深入非洲南部调查。事实上，非洲南部国家抗击艾滋病的成功经验值得美国学习，在美国的一些城市社区，HIV的感染率一直非常高，特别是在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中。但与此同时，首都华盛顿的政客们对财政拨款争论不休，抗击艾滋病的成果岌岌可危。
如果把美国的首都当作一个非洲的国家，那在54个国家的HIV感染率排名上，它列第23名——华盛顿的HIV感染率比刚果（金）、加纳、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28个非洲国家的要高。
就在几年之前，华盛顿的艾滋病泛滥，甚至那些参与全球艾滋病抗击的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官员们也冷嘲热讽：华盛顿应该成为全球艾滋病抗击运动中的重要一站。
这些联邦官员们声称，哥伦比亚特区应该成为第16个接受“PEPFAR计划”的国家。PEPFAR计划是“总统抗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简称，这个项目由乔治·布什总统在2003年发起，旨在援助全球15个艾滋病最严重的国家。
确实如此，华盛顿是艾滋病问题最糟糕的地区之一。据联合国的统计，华盛顿15-49岁居民的艾滋病感染率为3%，这比五个PEPFAR国家的感染率都要高。
华盛顿下月将举办国际艾滋病大会，而华盛顿本地的问题将受到2万名会议代表的关注。不过华盛顿如梦初醒，已经开始有效地抑制艾滋病的蔓延。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向非洲国家取经。
国会拨款支持的全球艾滋病抗击计划终于给自己带来了回报，因为曾经参与PEPFAR计划的专家已经回国，并在哥伦比亚特区重新扛起抗击艾滋病的大旗，惠及国会山周围的社区民众。这些专家从非洲带回许多技术和方法，而这些技术和方法已经在非洲的艾滋病抗击中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凭借这些丰富的经验，专家们获得更多的信心去扭转美国艾滋病抗击的局面，那怕是在艾滋病问题最严重的华盛顿。
在艾滋病问题上，特区政府的高层常常拒绝把华盛顿与非洲国家相提并论，因为这意味着把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和发展中国家等同起来。但也有高层官员认为这个比较是恰当的，因为非洲的经验可以给哥伦比亚特区带来积极的启示。
“在更深层上，人民不愿意提及非洲的经验，但它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的模范。”Toni Young是社区教育组织的主管，他负责监督几个预防艾滋病的项目，Toni Young接着说，“我们在非洲的资金投入有一个动机，我们想拯救生命，我们在非洲学到了很多治疗的办法。”
抗击艾滋病的转折点源于一个简单的决定：了解艾滋病的传播。多年以来，哥伦比亚特区一直未能深入掌握艾滋病的传播情况，并目光短浅地把问题大大归咎于同性恋者和注射吸毒者。但新披露的数据显示:艾滋病的转播以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为中心，并向异性恋的大众人口渗透。哥伦比亚特区有近7%的非洲裔美国人被检测为HIV阳性。
这个认识改变了一切。这意味着抗击艾滋病的重点不应该再仅仅放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而是扩大到整个城市，并鼓励更多人去参与HIV检测，以及加大宣传，令更多人意识到艾滋病的风险就在他们身边。
前些天在国会山和白宫的附近，十几个HIV外展工作人员带着装满安全套和宣传册的亮黄色行李箱，站在安那卡斯迪亚地铁站外，等待着下一波从地铁出来的乘客。
当成百上千的乘客从地铁里涌出来，外展工作人员就会分散开来，走到乘客当中，向他们分发免费的安全套，并向介绍艾滋病常识，打破人们对艾滋病的误解。这个地铁站每10分钟迎来一趟地铁，这个情景就每10分重演一次。数小时之后，外展工作人员就已派发出几百盒安全套，并说服了21个路人参加HIV检测——停在附近雪佛兰厢式车里，工作人员用口腔棉花擦拭法采得检测体。
“每个人都有责任了解自己的状况，我更希望自己安全，而不是遗憾。”25岁Alvern Harris在等待测试结果。“我们所作的一切都会反映在更年轻一代的上。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们以后也不会更好。这会成为对另一代人的诅咒，他们很多人将会慢慢死去。”
这种宣传工作形式和在许多非洲国家的首都所进行的一样。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之下，年轻的非洲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地走上大街小巷，鼓励同辈们更多地讨论和了解艾滋病问题，并向他们传播自我保护的知识。
非洲进行的项目中，工作人员还使用了许多检测HIV的创新方式，包括上门检测；在社区和教堂中开展“艾滋病检测日”等，而华盛顿也已经开始考虑应用这些检测技巧。但第一步是先要收集数据——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PEPFAR计划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以评估非洲进行的项目和抗击艾滋病的效果，”Tiffany West是主管特区公共卫生部HIV监测事务的官员。“特区政府非常善于把国际上最好的经验引进到国内来。”
尽管有经验可循，但华盛顿的安那卡斯迪亚，和布朗克斯、新奥尔良、洛杉矶的一些社区一样，仍然为降低HIV的感染率而苦苦斗争着。这要归咎于姗姗来迟的应对措施，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艾滋病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这里的瘾君子和酗酒者的问题本来就根深蒂固，这些人还会常常中断治疗。
安那卡斯迪亚位于哥伦比亚特区的第八区，在白宫和国会的右后方。这个区的男性和女性非洲裔美国人的HIV感染率不成比例，黑人男性占男性感染人口的近75%，黑人女性则占女性感染人口的90%左右。这个情况并非哥伦比亚特区所独有，根据2007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在全美范围内，黑人的感染率是白人的八倍。
41岁的Erika Williams是一位外展工作人员，她说非洲裔美国人的高感染率，是她决定向黑人同胞宣传艾滋病知识的原因之一。
“我的一位朋友因感染HIV而逝世，”她接着说，“那时她能接受到的（帮助和知识）和现在大不一样，而这却能大大地改变了她的一生。”
抗击艾滋病：从国外到国内
2005年，哥伦比亚特区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政府聘请了前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Marsha Martin，他曾出访世界各国，研究它们的防治知识。而后，特区又请来曾经在非洲磨练过的艾滋病专家。现在，哥伦比亚特区的防治工作由George Pappas来领导。
“PEPFAR计划给非洲和亚洲的国家来了科学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数据之上。现在，你可以说我们是‘出口转内销’。”Martin说。“我们到外面转了个圈，现在回来解决国内问题。”
或许，对华盛顿的艾滋病抗击影响最大的是Martin的继任者Shannon Hader，她曾出任美国疾控中心的津巴布韦项目主管，以及PEPFAR计划的高级科学顾问，后来她成为哥伦比亚特区艾滋病管理处主管。
“在国外亲眼目睹了这么多巨大的转变和成功案例之后，回来却没有看到国内取得多大的进步。这非常烦人。”Hader说。“我们需要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现在的情况不妙。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是时候向前一步走了。”
Martin和Hader的主要合作伙伴是Alan Greenberg，他是Hader疾控中心的同事，现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教授。2007年下半年，哥伦比亚特区的艾滋病管理处发布一份报告，对本地艾滋病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数据。这是五年来第一次发布这样的报告。
这些新揭露的数据显示，受艾滋病问题困扰的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依照这些信息，Hader告知相关组织部门需要改变策略。她希望他们可以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整个东南区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而不仅仅是国会山南面的安那卡斯迪亚河地区。她同时要求他们在国会山附近的社区开展更加积极的外展工作。
这些治理理念，很多都是受到非洲经验的启发，开始在哥伦比亚特区仓促的开展贯彻起来。这些组织决定与诊所和医疗服务中心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保证任何人一旦被检测出HIV显阳性，即可马上接受治疗。同时，他们与宗教领袖合作，让宗教领袖在布道传教时，增加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堂和教会甚至开设“检测日”，方便教区的信众——或是社区里的任何人——前来参加HIV检测，以了解自己的状况。
他们也与八个医院中的六个订立了新协议，根据协议，医院将会默认自动为所有病人提供HIV检测，除非病人拒绝参与。各类组织开始培训更多的外展工作人员，然后把他们派遣到行人密集的地方去，譬如地铁站外。而最近，他们开始在车辆管理局的地盘常驻，向行人派发杂货店的礼品卡，以鼓励行人参加HIV检测。
2006年，哥伦比亚特区共有42000人参加HIV检测。
2010年，110000人参加了检测，足足增长了261%。
其它令人振奋的迹象是：整个特区2010年新增HIV感染人口降至的825人，而此前一年增长了861人，同比减少了4%；2009年仅有75%的艾滋病病人接受治疗，而2010年增长至84%；与此同时，在这些接受治疗的病人当中，无法检测病毒载量的病人增加了三分之一——大大减少了向其它人转播病毒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哥伦比亚特区在抗击艾滋病问题上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能充分肯定局势被扭转之前，政府希望看到好转的迹象持续下去。“如果要肯定HIV感染率已经大大下降，我们还需要看未来几年的统计数据。”Greenberg称。
前进的绊脚石
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许多初级保健医生拒绝为病人定期检测HIV，另外两家医院也没有提供日常的HIV检测。据估算，哥伦比亚特区大约有20%的艾滋病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年轻的男同性恋者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感染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时，特区仍然需要阻止更多的人中断治疗。
“在让病人接受治疗方面，我们的确做得很好。”特区现任的艾滋病管理处主管Pappas说。“但他们不会长期接受治疗，而是常常中途而废。而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停止服药。”
而这些理由正反应了艾滋病抗击工作的难度之大。被检测出HIV呈阳性的人当中，一些人无家可归居无定所，一些是酗酒者和瘾君子。但也有它原因，比如病人害怕自己的艾滋病问题被身边的人发现。
打破禁忌
D.D. Rogers是一位56岁的奶奶，她的HIV测试呈阳性。她以前常住在安那卡斯迪亚的马克斯·罗宾逊中心的马路对面，因为方便治疗。
尽管住的地方离马克斯·罗宾逊中心很近，但Rogers每次都会先绕一大圈，步行经过马丁·路德·金大道的那些老旧的砖式建筑，然后才从中心的后门进去。因为她不想让人看到。
“我还记得人们在窃窃私语，”Rogers回忆起那些对话。“一些女士说，‘啊，她得了那个病’，这些话深深地伤害了我。”
但最终，她还是鼓起勇气直奔主题，直接横穿到马路的对面。2010年，Rogers从这个诊所的前门走了进去，并询问那里的主管Siham Mahgoub，她是否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
这座建筑在这一带小有名气。在1960-1970年代，这个中心是一个殡仪馆，附近社区的人们常常在这里祭祀逝去的亲人朋友。1993年，人们开始更关心生存，而不是死亡，这座位于马丁·路德·金大道的建筑被更名为Max Robinson Center——以一位死于艾滋病并发症的新闻记者的名字命名。
和外面街道的感觉不一样的是，这个中心的里面令人感觉温馨。Rogers和其它经常来诊的病人在候诊室里握手和拥抱着，互相寒暄。而楼上更大一间房里，是一群更虚弱的病人。
Rogers长期在这里志愿工作，去年转职成为正式员工。她被Positive Pathways组织雇佣，为病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以解决特区病人治疗配合度低下的问题。
“她从这所诊所得到了鼓励，”Mahgoub博士说。“她已经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在提及以前的种种担忧时，她说，作为一个社区卫生工作者，正是以前的种种顾忌，令她能设身处地地为病人考虑问题，与他们走得更近。
“一位女士，因为过于害怕而不敢前来参加治疗和会诊，因为她以前常常在这一带骗人和贩毒，”Rogers说。“但我用折中的办法帮助她，我们另选治疗场所。”
她经常和忧心忡忡的客户在快餐店里见面，喝喝咖啡和果汁，而不是在诊所里见面。她说。或有时她也会角色扮演，她假装成病人，而病人却假装成陪同她前来治疗的朋友。她对这些毫不不在乎，她真正在乎的是她的客户能一直参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
“我告诉他们，‘我是过来人，曾经和你们一样，’”Rogers曾经长期对霹雳可卡因上瘾成性。“但你不能因为仅仅有了这个病而放弃生活。”
最近在Robinson中心地下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中， Rogers和同事们开怀朗笑。他们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打开心扉畅谈自己的状况，心中的禁忌就会被打破，对艾滋病的误解也会随之消失。
但实质上，有些工作者自己也没有办法打破这些忌讳。当被问到是否会公开自己的HIV阳性的状况时，Rogers的一位同事摇着头说“不”。她说，她害怕会连累到在附近的一所私人学校上学的孙子，他可能会受到同学的排挤。
特区艾滋病管理中心的主管Pappas说，忌讳问题在哥伦比亚特区比在非洲地区更严重。“没有人会谈论起艾滋病——我们仅能在教堂教会让人打破禁忌，而几年前非洲已经实现了。”
他说，哥伦比亚特区在许多方面仍然要学习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的成功经验，无论是以教堂为渠道，还是以上门检测的方式。但他同时指出，七月份前来华盛顿出席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专家们将会看到一个积极抗击艾滋病的城市，几年来，华盛顿已经取得不小的进步。
十年之后的现在，华盛顿或令人刮目相看
从国会山到安那卡斯迪亚河地区，社区教育组织是表现最出色的社区组织之一。Young是这个组织的主管。她对以前抗击艾滋病的日子记忆犹新，那时Martin、Hader和Greenberg这些专家还没有来。
“那时的抗击方式很野蛮，像西部大开发一样，”她说。“谁先进入那个领域、谁喊得最大声谁就能拿到拨款和资助。不论你是对是错，不论你所做的一切是否徒劳无功。有人喜欢你，你就能拿到资助。而且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和监管。”
曾经参与PEPFAR计划的专家们回来后，Young的组织开始走进社区，并尽可能多地开展HIV检测。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把HIV检测和治疗无缝对接起来。
社区教育组织一年能培训30名HIV检测员，而培训员必须是来自第6、第7或第八区——这也是检测员们最终工作的区域。新领到培训合格证的检测员会与其它HIV组织一起工作，但也有很多与Young一起，走向大街小巷、大学，甚至是教堂，为人们检测HIV。
“大家应该明白，现在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样子了。我们虽然来迟了，但艾滋病的流行确确实实的被控制住了。”Young接着说，非洲和华盛顿的经验应该推广到整个美国。她对发展前景非常有信心。
“要不是有PEPFAR，我们就不会有国家艾滋病战略，”Young说。这个战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专业知识；需要联邦、政府和社区的合作，以及每一个人的努力，去扭转形势。”（来源：GlobalPost 编译：D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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