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爱摩·康斯、阿里·阿布·卡马尔、希沙姆·穆罕默德·哈达耶、尼达·马里克·哈桑与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伯德、赵承熙、亚当·兰扎有什么共同之处？前面的四位被人们看作美国政府亵渎和压迫穆斯林的反抗者，他们袭击了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帝国大厦、洛杉矶国际机场和位于德克萨斯的美国陆军基地胡德堡。后面的四位似乎是受一些个人动机所驱使，他们在小学、高中和大学制造校园枪击案。

大家一直认为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未失去理智，他们是在进行政治作秀；与之相应，以自杀为目的的杀人狂是孤僻的精神病患者。其实，这两类人有很多共通之处，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展开了对包括采访、个案研究、袭击者的自杀记录、殉道录像带和证人证词等材料的研究，发现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从临床的意义上来看，表现为自杀行为。这一发现与许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假设大相径庭。尽管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可能接受了某些组织灌输给他们的一些理念，他们最初的动机还是希望去杀人和被人杀，这恰恰与大多数杀人狂的动机完全一致。

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许多杀人狂理解为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去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在一些案例中，他们声称是为了一些理念而战，如新纳粹、优生学、男权至上或反政府革命等等，但是，和自杀式恐怖袭击者一样，他们采取行动往往出于某些更深层、更私人的原因。

有一些特征把杀人凶手和一般人区分开来。第一个是这些人大多有一些精神疾病，疾病使他们产生寻死的念头。具体的精神疾病各种各样，包括抑郁症、由创伤应激障碍引发的精神分裂以及其他精神疾病。2010年美国的自杀率是1.24‱（15年来最高）。 这个自杀率是相对较低的，但是在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自杀率更低。无论是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还是杀人狂，都来自于极其有限的一个群体。

第二个特征是这些杀人者都深深感觉到自己是牺牲品并坚信自己的人生被那些欺侮、压迫或虐待他们的人给毁了。毫不意外，精神疾病会使这些想法发酵，从而让凶手失去理智，在意识上夸大自己被侵害的程度。至于这个想象出来的施害方是敌对的政府（针对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还是凶手的老板、同事、同学或是家庭成员（针对杀人狂），并不存在什么差异。

真正关键的是，这些愤愤不平的个体感到自己遭遇了严重的不公正对待，并且坚信采取暴力手段复仇是正义的。在许多案例中，复仇的范围扩大了，并且更具有象征意义。复仇的对象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这些人要为袭击者的苦难和伤痛付出代价。这时，自杀的渴求已经转化成为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这种变化更加罕见。最近一个涵盖16项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每年，每一百万美国人中只有2到3人会制造自杀式袭击。

第三个特征是从杀人中获得名利和荣耀的渴求。超过70%的凶手杀人后自杀的案件发生在伴侣、情人或性伴侣之间，作案地点往往在家中。凶手厚颜无耻地在公共场所制造自杀式袭击是非同一般的。大多数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都相信自己死后会被人们尊奉为“烈士”。显然，恐怖组织会制作一些殉道录像带和大事记，以便吸引那些绝望的灵魂自愿地把自己炸为飞灰。

非常相似的是，杀人狂魔也经常会为死后成名这种想法着迷。“我们将得到与我们成就相当的尊重，这不是很愉快的事吗？” 科伦拜校园枪击事件的凶手埃里克·哈里斯曾说。他曾经和同伙迪伦·克莱伯德幻想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昆汀·塔伦蒂诺两位导演将会为谁来翻拍他们的故事而大打出手。

我们揣测，亚当·兰扎决定袭击康涅狄格州纽敦市的小学生时可能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关注越多越好。与人们的误解恰恰相反，许多精神病人善于使自己的袭击具备某种象征意义。2002年华盛顿狙击手约翰·艾伦·穆罕默德和李·博伊德·马尔沃枪击了一名中学生后，他们留下一张字条嘲讽警察：“你的小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安全。”兰扎先生或许发现唯一一个比随意杀死无辜的成年人能吸引来更多关注的方法，那就是随意杀死无辜的儿童。

反观近来美国的历史和思考美国的问题，包括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问题，是很吸引人的话题。在伤痛、暴怒和寻死的表象下，暴虐的杀人狂，如兰扎先生，和变态杀人狂，包括来自国外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者，是极度相似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为哪种文化塑造，以及他们打算采取什么具有破坏力的手段来发动袭击。美国的枪击案发生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里面只有一部分是自杀式袭击，其他国家则一般是被自杀式爆炸所折磨，较少遭遇校园枪击。

我不禁猜想，如果埃里克·哈里斯、迪伦·克莱伯德、赵承熙、亚当·兰扎出生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河西岸，为恐怖组织充满仇恨的宣传所蛊惑，他们会不会把炸弹缠在腰际，把自己炸得粉碎呢？我想恐怕答案是肯定的。（来源：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