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
近代上海住房问题严重,城市租赁越来越成了严重社会问题,再加上五方杂处、华洋混居等因素,租住于上海的人们,尤其是小户商民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日渐增长的房租面前,入不敷出。上海房客的减租、罢租运动,清末早已开始,参加者以小户商民为主体。这种持续性的减租要求,并未因为上海政权的更替而受到影响。清末的减租事务所,1920年代的房客联合会,1930年代的房租减半运动,不同时期的上海房客运动又因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状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清末上海商业与
房屋租赁市场
1900年,庚子事变之时,东南互保使租界上海成为国内乐土。国内富足之人多涌入租界,居留者乐不思蜀,沪地虽大,也有人满之势。于是房租日渐高涨,“遂递年俱进,自二十至三十、四十、五十元,犹为普通房屋,大有长安居不易之慨。”1905年开始,清政府推行立宪政治,上海通商大埠,得风气之先,居民社区意识高涨,邻里之间均有守望相助之义,但房屋租金高涨,顶费挖租之风日渐严重,盛行上海。
由于租金高昂,许多住户无力交纳。为维护房产业主利益,1907年2月,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订有《取缔租户章程》,规定业主对欠租户(一般为欠租3个月以上)可禀请公廨将房屋加封。房东只须开列姓名、店号以及欠租数目,向捕房报告,由捕房报会审公廨出谕单,通知欠租人限时付清。如租户仍不付清欠租,即将房内财物拍卖抵租。次年秋,法租界众租户曾呈请业主减租,各商家禀请商务总会后,移请廨员景明府传谕中西各房东酌减房租,但景明府表示:“尔等所禀确系实情,但房东有自主之权,若假以官力反多不便”。官方态度使减租风潮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1908年秋,一些外商声称在澳大利亚种有大量橡胶树,为开设橡皮公司大量招股,并不断抬高股票价格,部分外资银行如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与其相互利用,承做该项股票的押款,中国商民纷纷争购。时至1910年7月,幕后者以英国商人麦边为代表,趁股票价格升高之际,暗将股票卖出,潜逃国外。这时外国银行宣布停止受押,并追索以前所做的押款,于是股价猛跌,股票有卖无买。这就是上海有名的橡皮风潮,是时,上海数家西帮钱庄、票号如正元、兆康、谦余相继停业,沪市大动,米价及日用品相继飞涨,同一时间,北方鼠疫风潮乍起,大有蔓延沪上之势,上海居民均惶恐不安。
相当多的租界华界商铺由于房租过高,入不敷出,无法正常营业,申报上也多有“欠租潜逃”、“追缴房租”、“欠租封屋”等的报道,其海上闻谈栏目也推出多篇题为《沪上悲观》的短评,其中大多讨论上海房租过高的时局。
请减房租事务所的成立
1910年10月底,两江总督张人骏奉清政府之命到沪视察商业情况,并以官方身份商议钱业、票号向银行借款之事。公共租界小户商民听及此事后,遂有借官方之力进行减租的想法,张人骏转札上海道刘襄孙办理,其问道:“沪市商情困难,自系实情,所请减轻房租各节,能否办到?”
公共租界房主多为洋行,其中沙逊、哈同洋行等所属房产最多,势力最大,与房客矛盾也最剧烈。在两江总督的批示下,上海道台刘襄孙对此事开始关心。英公共租界请减房租事务所借机成立。商民代表胡芸青、孙文鉴等广泛活动,多次呼吁商会,希望借出官方力量,劝动房东,减低房租问题。之后,商会发布普劝华商各房东减租书。减租事务所还登报致谢首先减租的团体和个人,以此作为宣传手段,拉拢房东。减租事务所的工作受到上海部分士绅的关注,有人进行捐款。如霍堃、陈梅村、孙冠仁、(毕)才浩、陈笠卿、孙双志等人在新丹桂园茶园演剧,所收戏资抵除费用以外,全部捐给减租事务所做经费。
1910年11月30日,公共租界刘保昌、罗蔚等十二人再次请求会审公廨减低房租,英公共租界请减房租事务所发布传单,进行集议。12月4日,众人在西门斜桥西园集议,再次讨论减租问题,到者万余人,其中参与的主要人物有胡芸青、孙文鉴、孙冠仁、陈梅春、严统菴、孔吉甫、周廉生及公共租界代表刘德人、何德茂等人。会上诸人讨论说,请减房租这件事情,之所以没有效果,是因为“无一二最有体面人向各房东极力商请也,惟有恳求商会总协理及各商董出为商劝,必可达到减租目的”,会议议决,各路各弄各举代表一人,限定时日在事务所齐集,同往商务总会恳请。在英公共租界房客活动的感染下,南市商人沈旭初等与法租界商界相互联络,也有“一体减租”的意愿。
对此,上海道台的反应是:“深恐各商民持论激烈,致起风潮,即饬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谕告各商民宜和平商酌,免生事端”。会审公廨会审官宝子观致函商会总理周金箴、协理邵琴涛称:“盖减不减之权在房东,而住不住之权在房客,租界一隅,本系外人居留之地,此间既居大不易,何妨迁地为良,适彼乐土。”在该信中,宝子观又道出了会审公廨方面与其本人的苦衷:各商民之意似欲鄙人硬判原告减租,再行付租而后快,当今预备立宪,人民程度日高,与外人相处尤宜自范于法律之中,方不为外人所轻视。
但减租成果不著,众人均开会不止,《申报》详论减租之益处有三:一、市面的盗贼少;二、工部局收捐多少,以市面之盛衰为比较,十室九满,捐钱不至少收;三、房东与市面兴盛后,所有房地之价值必能增长。上海道台为了防止意外,特别委任浚浦局提调关烔之向华洋各房主磋商减租。关氏在会审公廨为谳员多年,深受华界商民信任,关烔之担任调解人员后多次发布谕示,也表达商劝的意愿。为了找到模范带头之人,公廨方面想出办法,首先劝请华商开始减租,并以种族、国家、同胞之情义劝谕,其信函写得琅琅上口,颇有趣味,其文曰:“念居停之情一二日亦为宾主,具国家之想四百万莫非同胞;似宜首先减租,以为西商之倡,公等须念众贫不能独富,散财即以生财,与其废屋空闲向西风而倾塌,欹若雕楹大敞庇寒士而欢颜,即博好义之名,尤收目前之利”。
上海县令还亲自到自治公所与董事李平书、王一亭商议办法。请减房租事务所也以中国传统的东翁与西宾的关系,致书华洋各房东,希望其暂时减免房租,在日后商情复苏,经济转好之后,另行补足。
此时作为地方舆论的《申报》,多数站在房客角度,其主要原因无非有二,一、租界房主多为洋行,处于强势地位;二、房客方多为华人,小本经营的商户,明显弱势。《申报》在三问租界各房主的系列评论中,以金钱与人生的轻重进行比较,其劝告说:“房主而不允其请,则租界中人必皆将讥讪房主重视金钱,租界各房主名誉重乎,金钱重乎?”
南市沪北罢市风潮与
房客运动
《申报》连续两次发表大篇论说,为上海商户减租摇旗呐喊,题为《为上海商人请减房租事敬告华洋各房主》:而自京汉铁路开通以来,上海商业又受影响,使津浦铁路告成后,上海商业又必为之一挫。使粤汉铁路亦能数年内首尾一律联络,此后上海之商业必有江河日下之势,凡在上海置地产、营商业者,虽有主客之分,要各存维持上海商市之心,房主减收市屋之租价,以轻房客之负担,审时度势应为之事,盖房租不减收,则房客之营业必致亏折而倒闭。
房客运动尚未达其目标,华洋杂处,良莠不齐,从中造谣生事不顾大局者日多。更有投机分子以减租活动的名义向各店铺收取费用。对此,南市及法租界请减房租事务所声明说:倘有不知自爱者私向店户收取经费,即是假冒。上海县令为了尽快消弭减租活动带来的动荡不安因素,因时因地,制订了一些标准,拟具章程五条。在此之后,沪南减租事务所随即解散。但租界情况却出现了意外,商民无锡人刘保昌(汉碧礼路165号长兴麦馆馆主)散发传单,被认为是煽众抗租,被捕房逮捕。1911年1月7日,公共租界出现大规模罢市,南京路、浙江路一带店铺相率闭门,只留小门交易。事实上,并非全部商铺一律停业,如南京路三阳南货店照常交易,围观的人认为其不顾公益,有意反对减租,于是滋事者竟有用石片掷入店铺,迫令其闭门者。
会审公廨并无良策,宝谳员只好函请商会劝导商家开门,信中分析说:“查现在闭门各店铺约分三种性质,一种为实系欠租之户,一种为并未欠租,随同附和希冀减租之户,一种为殷实商铺,深恐流氓乘机滋事因而闭门之户;大约南京路一带殷实者居其多数,……请一律开门,蔽处及捕房担任保护。”法租界公董会为了防止罢市风潮蔓延作了相应布置。英工部局也均做了相应布告,南市城自治公所警务长更加添涉巡岗,以防滋事。
此时,上海道台刘襄孙人在南京,尚未回沪,于是,道署派施子英邀集各方官员及地方士绅:商会总会总理周金箴、协理邵琴涛、南市商务分会总理王一亭;南北商会议董陈润甫、焦乐山、沈缦云、丁价侯、沈仲礼、朱五楼、席立功以及上海县令、海防厅查司马、会审公廨宝谳员,均由商会乘车至抛球场,向西步行,依次劝说各店铺开市营业。刘襄孙回沪之后,各店逐渐有开门的迹象。沪道刘襄孙函邀各房东商议办法,定于初八日,邀集了上海客籍各帮的大部分知名人士及团体,其中有广帮的谭干臣、梁纶卿、关湘泉等;宁帮的方镇记、李诵清堂、叶树德堂、周湘云、朱葆三、苏葆生等;绍帮的孙植斋等;苏帮的盛公馆、王驾六、祝兰舫等;湖帮的刘贯记等。
为了防止意外变故,刘保昌被开释以安众心。刘保昌跑到南京路,手持白布一方,上面写着“房租已蒙宪准劝减”。并在大街上高声呼喊:“务请各宝号速速开市”,结果刘又被带入捕房。但经会审后,沪道坚持减租之事实应属官方劝谕,希望刘某毋须多事,而陪审的美副领事则认为刘某似乎有疯病,沪北罢市则以此闹剧收场。
11日左右,沪北罢市风潮刚有所缓解,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市再起罢市风波。原因不详,但可以得知的是:南市减租事务所代表陆吟江至商务分会求见商董王一亭,结果未获接见,遂起了推动罢市之心。第二日,在大东门、十六铺码头的三和米行,均有骚乱发生,上海县令只好将为首的沈旭初羁押一段时间,之后,将其为首的请减房租事务所解散并吊销薄据。同时,在新北门、老北门、小东门、大小各街以及庙前街、豫园内、福佑路、旧校场等处也多有商铺停业闭户,其间甚至有将开业的商铺毁坏的情况,而沪道及上海县均出谕示:“减求必出和平,非要挟所能办到。”
清末房客减租运动之评论
《申报》虽然对于商户持同情态度,但也对于沪南、北市罢市骚乱提出了批评。县令、城乡自治公所等官方均出示了谕告,为了通晓明白,以便识字不多之一般人能够看懂,上海县令发布四言韵示曰:请减房租、办理宜平,宾主和商、毋庸争竞,租界风潮、刻已平定,城内南市、更加安静,各商铺户、谣言勿信,即刻开市、照常经营,官为保护、差弁梭巡,流氓滋扰、拿办严惩,棍徒鼓煽、科罪勿轻,为此诰戒,各宜遵循。
之后,英公共租界、南市各将其所认定的惑众闹事之人一一羁押,于是罢市风波总算平息。
报纸时评将减租、罢市骚乱与当年的橡皮风潮、票庄倒闭、鼠疫蔓延同视为上海的四大恐慌之事,其文对此总结评论说:检查鼠疫之祸变方息,而减租罢市之风潮又起,此亦为上海工商业日就衰败,金融机关日趋窘迫之见端也。使金融宽裕,工商发达,人民生计不虞艰难,则安居乐业,想望太平,亦何致有相率请减房租之举?故人皆为房客悲,而我独为上海之前途悲也。无如各房主懵于大势,固执不悟,始终拒绝,不稍通融,即有此次罢市要求之举。沪道邀请商议之事,然各房主利令智昏,未必即能就范,所可(惧)者,全体商人迫于维持之为难,今虽隐忍不发,静候商办,苟其卒也,仍无良好之结果,则继此以往,倘更有集众要求之举,必成一发不可复遏之势,此于上海之治安,大有关系。以如此市情之日趋恐慌,若再加以商民之暴动,则一败涂地,其后患实有不堪设想者。是所望在上者之弭患于无形耳,此今年上海减租罢市之恐慌也。
1910年请减房租事务所及其影响下的减租活动,是上海自开埠通商以来第一次有了相当规模的房客运动,以其参加的人员及所引发的罢市风潮来看,均以小户商民为主体,因此,可以视为上海较早的一次商民运动,但更确切地讲,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减低房租,而且减租事务所的成立更是一个相当大的创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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