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悠悠蓝天情》吴楚材：我的源头活水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军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部队官兵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下的达80%，干部中不到高小程度的占68%。为此，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2年6月1日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这场文化教育运动有一个响亮的名头：向文化大进军。

我于1952年5月从张家口军委工程学院调入北京的军委第三部直属队政治处任文教干事，正好经历了这次“文化大进军”。转瞬60年过去，抚今思昔，感慨颇多。仅就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写一点零零散散的回忆。

一、扫盲之页

“文化大进军”展开后，直属队政治处靳主任（名字忘了）和波涛副主任极为重视，要求我务必在一年左右的业余时间内，完成政治处所属各单位共约30多人的扫盲任务，并进而让他们会写简短家信和小作文。我接受任务后，立即马不停蹄，深入了解学员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认真备课。最后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较好地完成了上级所交给的任务。学员们脱盲后更是十分高兴。记得有一天深夜，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书籍，炊事员老李忽然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面条进入室内来对我说：“吴干事，我学会写家信了，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动手，给农村的妈妈写了一封信，我太高兴了，真不知怎样感谢你！一年来，你太辛苦了，我做了一碗鸡蛋面条送来给你吃！”听着老李质朴的话语，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心情激动，长久无语。

1953年9月，军委第三部政治部在遗光寺召开表彰大会，奖品是给每位在向“文化大进军”中有贡献的教员，赠送一本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

二、办校之页

随着“文化大进军”的进一步深入，中央军委希望通过在军队中创办速成中学和速成小学的方法，首先在军官层面上快速地普及中、小学教育。1953年秋，军委直属队速成中学在河北良乡正式开学，学校开设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等七门课程。1954年，我调入良乡军委速中教历史，主要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年底，学校在天津李七庄修建的新校舍竣工，1955年初，学校便由良乡迁往天津，校名改为解放军第94速成中学。1956年又改称为防空军速成中学。

学校搬来天津后，有了新校舍、新教室，各科教学也全面展开，呈现出一片正规化的新气象。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入，学校为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向文化进军，要求各科教员结合学员特点，搞一些形象化的直观教学。为此，我们史地组在教务部门的协助下，设计制作了一套形象化的大型教学图表。全套图表共约20板块，每块长约1米，宽约80厘米。这些图表概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使用下来，学员普遍反映不错。那时，正逢防空军在北京举办规模宏大的“防空军展览会”，我校选送了全套历史教学图表，参加展览会“文教部分”的展出，我也被借调至北京展览会工作了约三个月，主要从事一些接待和解说工作。

罗荣桓元帅来展览会时，身着一件黄色呢料军大衣。参观时，他对各种展品看得十分认真，当他走到我校送展的历史教学图表前时，正好我在解说，他慢慢地走，仔细地看，我记得他问过一句：“你们在上课时如何使用这些图表？”我回答：“不是在课堂上全部张挂出来，而是讲到什么内容，就张挂与内容有关的图表。”罗总点了点头。观看完全部图表后，他轻轻地说了声：“这种直观教学形式很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对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三、热潮之页

从1959年开始，全军又掀起了向文化进军新的热潮。总政治部提出了部队文化教育的“十年大计”，要求从1959年起，以十年为期，分两步走，在全军干部中完成普及中、高等教育的任务；并要求有条件的文化学校开办文、理两科的高等师资训练班。

对总政的“十年大计”，作为解放军技术军种的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和空军党委极为重视，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开办师资训练班。上海空军文校接受空军政治部委托，很快就筹建了训练班，学制为每期约半年，从1959年至1961年，办了四期，总共培训了师资270多人。

其二是加强机构建设。在上海空军文校训练部内，组建了语文、数学、史地、理化等四个教研室（后又增设函授教研室），空军领导并于1961年1月1日颁发了正式任命书，我当时被任命为史地教研室副主任。

其三是组织编写各类教材。空军政治部成立了“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下设“政文教材编写组”，由空政宣传部部长夏梨亲任组长负责整个政治、文化教材的编写工作。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各类教材于1964年大功告成，并由空军政治部在上海正式印刷出版。

四、思源之页

我1975年由部队转业到地方，于1978年调入上海市港务局党校工作，至1988年离休。在党校工作的整整十个春秋可以说是我的“闪光十年”。为什么说是“闪光十年”？不是因为在职务上我当了副校长，也不是因为在职称上我评上了副教授，而是因为我在长期的中共党史教学工作中，向数以千计的党内外干部，倾情地讲授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十年来，我讲授党史课约2000课时（含部分校外讲课），多次获局先进工作者、优秀报告员等称号。1991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授予我“上海市党史工作先进个人”的奖状，这对我是极大的褒奖，我深感骄傲。

在这里，我体会最深的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我之所以能在讲授中共党史方面作出一点微薄贡献，主要还是得益于过去自己在部队文教战线上，特别是在向“文化大进军”中多年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参与编写《中国历史》的长期历练。正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其《观书有感》一诗中所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饮水思源，部队的长期历练，就是我的“源头活水”。

附：

空军中学版《中国历史》与我的历史研究之路

吴　潮

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这几个月，每次我回家探望父亲，总见他在奋笔疾书。父亲告诉我，应老战友之邀，他正在写一些纪念当年“文化大进军”的回忆文字。父亲毕竟已是80多岁的高龄，伏案执笔很吃力了，但他仍兴致盎然地笔耕不已，在模糊的记忆中追溯着那久远年代中的故人和往事。一稿、二稿、三稿……父亲不停地修改，几千字的回忆文章，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作和梳理，足见当年岁月中燃烧的激情至今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1952年开始的“文化大进军”，是一场在我出生之前于军队之中兴起的普及性文化教育运动，与我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历史行程的风云际会却是如此的神奇莫测——由于父亲作为军中的一员直接投身到了这场文化教育运动之中，而后他又调入上海的空军文校，参与并主持了空军中学版《中国历史》的编写工作。正是父亲的这段经历，尤其是他亲手主编的那套空军中学版《中国历史》，引领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影响了我之后的人生轨迹，并借此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

《中国历史》的编写地点在上海江湾五角场空军文校的二院。父亲编书之时我还在上幼儿园，儿时模糊的记忆中，除了“五角场”、“条令队”、“二院”这些概念，就是二院里掩映在树荫下面一幢又一幢的两层小楼，编写组就在这些小楼中工作。至今我还记得：小楼前后，满树的知了在夏日中不倦地欢歌。

等到我上学读书，并到了能够阅读历史书籍的年龄时，“文革”浩劫降临，此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可以说，我少年时期正规的学校教育就停留在此了。“文革”中父亲蒙难、身陷囹圄数年，我们的家庭也因此饱受打击与磨难。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我发现了一套父亲存留于家中、在“文革”中成为漏网之鱼的《中国历史》！无书可读的年代，能有这样一部书籍相伴，实在是最好的精神食粮。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教材的理论观点和政治史观受到了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待完善，但是，《中国历史》以它通俗易懂的行文，丰富多彩的典故，纵横捭阖的架构，激发了我对历史的探索兴趣，建构了我对历史的基本理解。

初中毕业时“文革”依然如火如荼，学也没的上了。16岁的我被迫来到农村插队落户，整日里田头耕作、灶前忙碌，读书成为一个只能是在心中蒸腾不已的希望之梦。从农村回江湾五角场的家中探亲，每每路经复旦大学，但见满楼明晃晃的灯光，想象着坐在里面的人不仅可以每日免去如我这般面对黄土、风吹日曝、劳筋乏骨之苦，而且有学可上，有书可读，所谓仙境，对我而言莫过如此了。

劳作之余，能有一书相伴乃是最惬意之事。《中国历史》始终陪伴着我在农村的耕耘时光。父亲知我爱读书，在他落难后打工的造纸厂废纸堆里，替我捡得一本老版的清朝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此书已遭虫咬蠹蛀，缺篇少页，而且这种竖排本、文言文、繁体字的书籍，对于在小学四年级时就因停课“闹革命”而实际上处于失学状态的我也过于艰深了些。然而，正是借助了《中国历史》最初的学术熏陶，尤其书中关于唐朝的介绍为我提供了研读唐诗的历史背景，使我能够辨清和体会唐诗中的典故与意境。夜深人静时，但闻远处海涛声声，草庐孤灯下，默吟唐人美词佳句，这是一段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青春年华。

我之所以走上今天的历史研究之路，并非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指引，更没有成名成家的奢望，实在地说，只是得益于一盏由艰难生活点燃的兴趣火炬的指引，这盏火炬的燃料，正是那部空军中学版《中国历史》。我现在回想起那段光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虽然我当时处在人生灰暗和压抑的阶段，却始终没有放弃和崩溃，真诚地守护着心田里一个遥望而不可及的梦。生活中的磨难反而益发磨砺出了我的兴趣爱好，一朝高考恢复，还有什么专业能比历史更能打动我的心弦，倾注我的欢乐呢？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制度，机遇在向我招手。我正儿八经的读书经历只到小学四年级，因此，我的所有文化底蕴全靠着自己平时的学习和积累，父亲也凭借《中国历史》帮我梳理复习思路。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在临考前一天的晚上，有如鬼使神差一般，我与父亲一起将《中国历史》中关于辛亥革命的章节细细研读了一遍。第二天，历史考卷发下来后，分值最高的一道考题正是论述辛亥革命（具体题目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坐在考场的座位上，我心中充盈着天助我也的得意与兴奋之情。虽然我的数学考得一塌糊涂，但是凭借历史考卷的高分，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我所填报的第一志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高校工作，从事的就是历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虽然在学术的道路上，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越过了《中国历史》的程度，这块敲门砖对我而言本已是作为珍藏品压入箱底了。但是，在多年的历史教研工作之后，我再次发掘出了《中国历史》的研究价值。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阅读过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很多套历史教科书，也曾参与过大学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的历史教科书所具有的通病：看上去四平八稳，符合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基本规程，但都是强调严谨以至于近乎刻板，缺乏趣味性与可读性，使学习者对历史敬而远之。而空军中学版《中国历史》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兼具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普及读物两者的功能，在两者结合方面做出了革新，在保证历史教科书严谨与系统之基本风格前提下，大量采用故事形式，用故事串起历史的过程与演变，用故事来阐述一些对初学历史者而言较为深奥的理论问题，使这套教材具有《百家讲坛》说历史的风格，易于激发初学者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因此，空军版中学《中国历史》不仅是历史教科书，对于历史初学者、爱好者而言，也是一本置于案头、闲来翻阅、极具可读性的历史普及读本，向他们展现了鲜活的历史，起到了激发学习兴趣，普及历史知识，承载文明演进的作用。所以，空军版中学《中国历史》作为一套编写于50年前的历史教科书，为我们今天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例。

我把我的这些研究心得整理成学术论文，这篇论文2012年发表在全国核心期刊《历史教学问题》上。我以这种形式，表达我对当年从事“文化大进军”事业各位前辈们的敬意。

几十年过去，父亲对这段历史岁月始终萦绕于怀，对共同度过那段难忘岁月的战友们念兹在兹。2011年11月，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遵照父亲的嘱咐，我于会议间隙代表父亲去看望了当年与之一同编写教材的老战友，其中包括当时的空军政治、文化教材编辑组组长，后来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程建宁少将。程叔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我，聊起当年与我父亲等老战友编写空军中学教材的经历，他侃侃道来，感触良多。作为军中的高级将领，程叔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回顾了军队文化教育的历史和作用，他的见解使我得益匪浅。

作为一名历史教育工作者的我产生了强烈的感受：“文化大进军”是一场20世纪50-60年代在中国军队中开展的文化教育运动，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它是世界军队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奇观，是中外军事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领域。

60年之后，当年从事“文化大进军”的前辈们已是耄耋老人，他们还在努力地搜寻残存的记忆，追忆那段以“文化大进军”为标志的军队文化教育的激情岁月。时过境迁，世事沧桑，这一段历史，希望前辈们的回忆与文字，能够为后人留下一些历史的雪泥鸿爪。

［吴潮：吴楚材之子］

(原标题：[连载]《悠悠蓝天情》吴楚材：我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