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的青岛岁月(组图)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束星北是个陌生的名字。这位早年求学于剑桥、麻省的“海归派”，曾和王淦（音gàn）昌一同开创了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先河，并曾培养出诸如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等一批知名学者。他本有机会成为“两弹元勋”那样的功臣，然而命运则将他的后半生卷入了政治的风暴。在青岛，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30年，而如今走过鱼山路的“束星北故居”，又有多少人会想起这位学者的传奇往事？
　　留学归国，一身傲骨
　　“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恃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下去。”
　　—束星北，个人档案散卷
　　1907年，束星北生于扬州当地的一户富裕人家。17岁时，他进入杭州之江大学学习，次年又转到济南齐鲁大学 。之后的几年，他游学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地，并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进修物理，直到1931年母亲催他回国成亲，他才结束了自己的海外求学生涯。
　　回国之后的束星北受到极大的关注，于第二年被聘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物理学教官，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介石到学校来视察，专门要见他。他当着大家的面问蒋介石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从东北一枪不放就撤了。这一下子就把蒋介石问火了。”束星北的长子束越新回忆，父亲年轻时脾气耿直，心里存不住话，而且嗓门相当大。“我婶婶是宋美龄的秘书，她说宋美龄跟她说了，老头子回家很生气，让我们赶紧跑。”于是束星北带着全家人离开南京，前往浙江大学任教。
　　来到浙大的束星北很快和日后的“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成为了朋友。而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敦厚内敛不同，束星北锋芒毕露。他经常当面和人争论学术上的分歧，王淦昌虽是他的好友，但两人却整天吵吵闹闹。而在给学生讲课时，则时不时蹦出几句“什么狗屁东西”。尽管颇有争议，但他还是在28岁就成为教授。然而，他对待自己喜爱的学生又格外热心。“那时李政道每周都要来我家吃饭，我真嫉妒啊，爸爸给他吃鸡腿，我都吃不上啊。”束越新回忆，那时父亲时常会带学生回家吃饭、聊天，“现在这些人都出名了，其实我小时候都见过的。”
　　而当时束星北也的确有骄傲的资本，他不仅与王淦昌共同研究了β衰变问题，还开始探究相对论。而除了物理学之外，他还涉足激光、无人机、雷达、发报机等领域。1945年，他造出了中国第一台雷达，不久他又做了一场《原子弹理论》的学术报告……
　　1952年，从杭州到青岛
　　“哲学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他科学也不能管。”
　　—束星北，1952年与华岗通信
　　束星北的才华与个性让他成为了浙大有名的“束大炮”。而在这所被誉为“东方剑桥”的学府里，他也过得自在逍遥 。然而，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后 ，束星北不得不离开浙大，并最终来到当时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
　　“刚来山大时，束星北的名气很大，他那时穿件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很有气派。”当时在学校负责党务工作的徐瑜回忆，时任山大校长的华岗起初十分看重束星北，并将其安排在鱼山路的高级教授别墅里。但束星北似乎对现状并不满意，“那时他在会上说学校官僚主义太重，又说什么‘不能抬头’之类的话。而华校长是搞革命出身的，理论性很强，喜欢开导人。”由于迥然不同的观点，两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第一次见面便争吵起来，一个强调“哲学是科学之科学 ”，另一个则坚持“各分各的账，谁也别管谁”。不欢而散之后 ，回到家的束星北火气依然未消，又写信给华岗继续理论，两人的矛盾日益升级。
　　其实，束星北并不愿参与到科研之外的纠纷。但是性格的原因让他难以袖手旁观，早在浙大“三反五反”时期，他就因替苏步青仗义执言而成为众矢之的，而这次刚来山大又与校长展开了论战。虽然他经常说“以前大学都这样”，但他忘了，当时的形势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没有错，为什么要认罪？”
　　“山东大学里据说有什么‘华大派’、‘山大派’，我摸不清楚，让别人去揭发吧！”
　　—束星北，1957年《山东大学右派言论集》
　　束星北没有想到，他和华岗的争论在1955年中断了。那年“肃反”中，他们两人被同时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华岗从此落马，最后死于狱中。而束星北则相对幸运，在经过一番调查后 ，他被“无罪释放”。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其实他刚来山大的时候是教物理的，后来去搞气象学了，再后来又研究海洋学了，所以我们现在给他的称呼是海洋物理学家。他搞气象实际上是遭人排挤的结果。1956年，山大去了济南，他也没跟着去。”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杨洪勋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束星北的学术研究便趋于停滞，因为一个又一个运动将他彻底从实验室里拖了出来。
　　1957年，本已“无罪”的束星北因反映自己在“肃反”中的不公正待遇而被打成“极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1958年他又被发配到崂山月子口修水库。期间因为饥饿难忍，还下地偷过地瓜。1960年水库修完后，他又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我老爸这个人，真是不懂政治，人家一引他，他就上当。我当时因为他的事，部队的工作也丢了。我就回青岛来劝他，教他如何应付那些人。后来人家说，写个检查就可以不抓你爸，我就劝他写。他就说我又没有错，为什么要认罪？还说那都是毛主席让他说的。”束越新回忆，在遭受批斗的初期，父亲的对抗十分强烈，“好几次我都把他按倒在沙发上，要不然他就要冲出去和人吵。”
　　被时代拧断的钢筋
　　“我发现刷茅房能帮我刷掉剥削阶级的意识，增强劳动人民的思想。”
　　—束星北，1965年《申请长期刷茅房》
　　但渐渐地束星北不得不面对现实。他和妻子先后丢了工作，而家中的7个孩子除了同样丢了工作的束越新外，其他都还在上学 。这个曾经“工资比毛主席还高一倍”的教授瞬间开始面临生存的问题。不久，束家人又被要求从鱼山路的教授别墅搬出来，住进了合江路的两居室里，再后来全家人又被安排住进了登州路的一个更小的房子里。“其实就一间屋，十来平米，我和爸爸、妈妈三个人住，妹妹住校了。放不开家具，我就天天晚上在桌子上睡。”束越新说。
　　而除了吃住的困境外，批斗与揭发也在冲击着束星北的精神。“我从海洋一所里边拿到很多束星北的档案资料，这其中有他自己写的检查，也有他揭发别人的检举信，他已经被当时的形势压垮了。”《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者刘海军介绍，在重重压力?
　　下，束星北如同一根被拧断的钢筋。
　　其实在长达20年的“改造”中，束星北也希望能通过好好表现来“摘掉帽子”。他除了认真完成打扫厕所的任务外，还主动维修医院里的贵重仪器。他甚至提出，希望允许他联系自己在海外的学生一起为国家研究原子弹，但这个设想因不久后中国原子弹成功试爆而破灭。到了上世纪70年代，年近古稀的束星北陷入了绝望。他在思想汇报中公开恳请：“希望领导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以前，让我发挥下‘一技之长’。”
　　直到1972年，事情出现了转机。“那天突然把我爸喊到办公室，说束星北你表现很好啊，明天给你开摘帽大会。我爸一听很激动，然后私下想，我怎么突然表现好了。过了几天才知道，原来是李政道要来了。”束越新回忆，当年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回国，并受到周总理的接待，期间并不知情的李政道提出想见自己的恩师束星北，这才有束星北“摘帽”的机会。“但当年只摘掉了一个‘反革命’的帽子，那个极右的帽子是1979年才摘掉的。”不过，青岛医学院经过综合考虑，还是拒绝了李政道来青岛看望束星北的请求。
　　1978年，“文革”结束后的束星北终于再次回到科研舞台。他被聘请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驻青岛)从事海洋学的研究。尽管自己是物理学出身，尽管已离开科研前线20多年，但他凭借自己深厚的数学基础，很快对海洋内波展开了深入研究 ，并填补了国内空白。1979年春，束星北设计的一项航天方案被国家采纳并实验成功，他也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轨道的计算者。1979年，束星北终于赢来了彻底的平反。
　　“他只是一个标本，那个时代的标本。”
　　“没办法，人是不会改变的。”
　　—束星北，1980年与王淦昌在青岛重逢。
　　重获新生的束星北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一会儿带着团队出海考察，一会儿又会点评学生的作业“你这狗屁玩意还有点用”。1980年，王淦昌来青岛看望束星北，两位久别重逢的老友激动不已，没想到不一会儿两人又吵了起来，一问才知道他们又聊起40年前争论的物理学问题……
　　但真的一如既往吗？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回忆，在父亲“摘掉帽子”后，她在公园丢了一辆自行车，后来一个民警到家里来。没想到父亲一看警察来了，异常紧张，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女儿一问才知道人家是来送自行车的。而刘海军则说：“我没有说束星北是完美无缺的偶像，我们也不好去指责他的妥协。那时千千万万的人都是这样的，束星北只是一个标本，一个最典型的标本，一个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而如今同样从事物理学科研的束越新则说：“我还是觉得老爸只是个科学家，不要说得他多戏剧性。他从小就和我们说：一要为人正直，二要锻炼身体，三要好好学习，就这么多。”
　　1983年，束星北在青岛病逝，享年76岁。临终前，他决定把遗体捐给自己生前工作的青岛医学院 ，用以做成教学标本。然而遗体捐赠后，恰逢各级领导班子调动 ，此事被人遗忘。半年以后，有人突然想起此事，发现束星北的遗体早已腐烂不堪，只得草草安葬在学校篮球场旁的一副双杠下……
　　文/
　　我的老师束星北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彼此关联。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先生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八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十六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学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一九四三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电机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个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的，我就准备转学。一九四五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一九四六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练都直接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本文原为《束星北档案》一书序言)记者 孙英男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