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西风劲吹、尚新厌旧的时代，洋气的、时髦的文学总是更受推崇，而为大众津津乐道。时风如斯，一批尊崇传统审美经验、执著本土文化的作家就难免被视为“土气”。其实，“土气”的作品未必不耐看，像刘绍棠的“土气”中逸着清丽，路遥的“土气”中透着宽博，贾平凹的“土气”中含着锋芒，亦蔚然成大风景。

刘益善的创作从不追赶时髦，笔法老实地一路写来，也是可以归为“土气”一类的。收录在《东天一朵云》中的21部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他的老家—金水河畔的农村生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市场经济冲击下农村的风尚变化和农民的心灵变迁，既没有故作高深的头巾气，也没有炫耀技法的才子气，扑面而来的正是质朴而浓郁的“土气”。这些“土气十足”的小说往往以小见大，在平淡中寓新奇，于老成中见机巧，颇耐人咀嚼。

我们都知道，生生不息繁衍数千年的乡土中国存在着一种“超稳定文化结构”—扎根于乡村社会并一直延续的道德伦理、人际关系、风俗民情、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等，而且一般不会随着世风的变化而改变。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对乡土文学有什么新贡献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摈弃革命暴力美学，续接五四传统，对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的重新发现与书写。在刘益善的小说中，对此也有着多角度的呈现。

《母亲湖》是一部颇有代表性的作品，它通过一场诗歌朗诵会，将乡村少年在湖中历险时所体验到的敬畏情感与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所表达的扬善抑恶主题勾连起来，并借助“山”、“湖”两个充满象征性的意象，揭示了乡村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小说集中有不少悲剧故事，像《一枝梅》中的梅嫂为了丈夫免于处罚而委身武装部长，最后遭村人嘲笑而郁闷死去；《东天一朵云》中少女云无意丢失了手表，被父亲冤枉而出走失踪。这些悲剧的出现，绝非人们通常理解的源自主人公的愚昧无知，深层的原因乃是主人公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乡村业已存在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发生了激烈冲突，除了死亡或消失别无选择—作家通过平静的叙述，将隐藏于故事背后的道德伦理、人际关系、情感状态真切地裸呈出来，催人深思。

还有一些作品，譬如怂哥儿发财之后的尴尬（《怂哥儿的红领带》）、老五盗墓的闹剧（《错位》）、巧姐对故人的欺骗（《清明雨纷纷》），则生动地折射了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所受的冲击和挑战。

总而言之，刘益善叙述的乡村故事尽管显得有些“土气”，但是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时期的乡村文化状态和农民的精神境遇。

记得刘益善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孙犁的文章，极为欣赏那种浑朴自然、隽永单纯之美。其实在他的小说中，也有着相似的审美特征。他擅长运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寥寥几笔，轻描淡写，人物形神毕现，像云、怂哥儿、毛耕等人，都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

以《东天一朵云》为例，这篇作品不足万字，用笔极为简约，多用环境描写暗示情节和烘托气氛，将大冲突留在叙述的空白处，寓大悲痛于平静的对话之中，看上去平平淡淡，字里行间却潜涌着波澜，别有撼人的力量。古人说，“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我想，这也是刘益善所追求的境界吧。

据刘益善在小说集的后记中介绍，这些作品全部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只发表了很少一部分。二十多年过去，这些作品重新拿出来发表并结集出版，读来丝毫不觉得陈旧。这至少说明，“土气”的文字亦有魅力。正如时尚界的黑白二色因为简约朴素而永远不会过时，“土气”的文学也因“不事雕饰”“不逐潮流”，可能一时不会夺人眼球、引发喝彩，却能风韵绵延、引人回味。

与曾经享誉文坛的诗集《我忆念的山村》一样，刘益善的这部小说集《东天一朵云》也质朴明丽如田野上的无名小花，在一派浓烈的泥土气息中摇曳出丝丝缕缕淡远而蕴藉的风情。我相信，这种老老实实的写作，自会引起那些不逐时风的有心读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