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嘉浜臭水沟变林荫道

　　新中国首个居委
　　1只台子、2平方米
　　广场
　　的诞生
　　从左至右：新建人民广场公园工程计划书；市政府对新建人民广场公园的批复指示；辟建人民公园总结。
　　早报记者 储静伟 实习生 郑林
　　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第一个工人新村，上海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改造……
　　从今日起，“上海先行·档案记录”展览将开始在市档案馆外滩馆展出。
　　3组40余件珍贵档案反映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在城市治理、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工业生产、金融贸易、科学研究、文化事业等各个方面先行于全国。
　　其中，反映上世纪50年代上海城市规划和改造的史料相当丰富。包括跑马厅改建人民广场、肇嘉浜改造等在内的建国后的重要工程，有不少内容都是首次披露。
　　这些档案也是上海档案馆首次向市民集中展示。
　　苏专家协助首份城市规划
　　从公布的档案看，上海市城市规划也曾有几次变化和调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开启了上海城市规划改造的新局面。1953年9月，政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委派该局顾问苏联专家穆欣来上海指导城市规划工作。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组织领导下，指导城市规划与有关部门编制了《上海市城市规划示意图》。
　　根据这份《上海市城市规划示意图》，确定境内以人民广场为市中心，福州路为中轴线，以西藏路连接上海北火车站广场及邑庙区中心（南市区），用环形辐射的干道系统联系各个区域中心。境内中山东一路及浦东大道是规划城市内环线的组成部分，拟建黄浦江隧道，联系浦西与浦东。陆家嘴设中心文化公园，并筑纪念塔。全市规划9个成片居住区，境内崂山新村是其中之一。
　　此后，人民广场建成，福州路、西藏路等部分主要道路分段建成。此前规划中的部分计划却并未实施，在此后的规划中又发生了些变化。
　　1959年，市规划部门编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草图》，仍以人民广场为市中心广场，并予以改建，福州路西段（福建中路至西藏路）拓宽为林荫大道；确定延安路为东西向主干道，黄浦路为南北向主干道；保留并改建南京路等主要商业大街；分期改建福州路、威海卫路（今威海路）、西藏路沿街建筑。住宅建设方面，首先消灭棚户简屋、旧里阁楼及危险房屋，有重点地改变城市面貌。结合越江工程建设，适当发展浦东地区，解决浦西居住用地不足的矛盾，逐步减少旧市区人口。浦东陆家嘴中央文化花园拟列为市级公园。
　　同年，按照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相应编制《黄浦区总体规划》，境内浦西地区在8-15年内成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迁移15%的工厂，拆除60%的旧式里弄房屋，建筑11.8万平方米的新住宅；拓宽河南中路、北京路等主要道路。人民广场周围地区建造商业、文化等综合性公共建筑，建设福州路文化街，扩建南京东路商业街，绿地面积从17万平方米扩大到70万平方米，人口由48万压缩为19万。
　　“南京路、外滩等重要地区、路段，是上海的‘窗口’，市、区规划部门为此作了多次规划，也逐渐落实。可也有一些规划因规模过大，一时难以实施。”上海市档案馆相关专家表示，一些不超前或不太符合实际的规划，此后又被逐步调整。
　　人民公园开园首日
　　“爆棚”接待40万人
　　人民公园与其毗邻的人民广场，曾经都是殖民地时期的跑马厅，解放后却变身成新上海的中心广场和公园，这一巨大转变发生在1950年代。上海市档案馆昨天公布的一批档案材料显示，1950年9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跑马厅的南部辟建为人民广场，北部改建为人民公园。而在这之前， 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3月6日发文，明确规定跑马厅为绿地范围，不准建造有碍于绿化的任何建筑。当年8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收回跑马厅产权。
　　对于跑马厅改造为人民广场，其中除了抹去跑马厅遭到帝国主义侵占80余年的历史污点之外，市政府当时考虑的是缓解中心城区人均公共绿地极度缺乏的境况。1952年的《新建人民广场公园计划任务书》介绍了当时上海市公园绿地的概况。根据统计，1949年上海市中区内的公有绿地包括公园、苗圃、广场面积总计约84.5公顷，每人平均仅占0.2平方米，若单以公园面积共计63.35公顷，平均每人只占0.15平方米。与北方城市平均每千人有公共绿地1.2公顷相比较相差达到60倍，绿地之少非常明显。
　　针对上面提到的公共绿地的情况，上海市政府决定在人民广场北部的土地上建造一个公园。1952年初，上海市工务局下达建设人民公园工程计划任务书，公园面积为18.85万平方米，建设投资为26万元，要求9月25日全部完成，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此大兴土木也必然隐含着一些政治职能的考虑。1952年12月印发的《辟建人民公园总结》的档案，记载了跑马厅辟建人民广场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配合人民防空，保留空地可以在群众掩护疏散时发挥重要作用等。由此可见，人民广场的兴建在当时可谓是一举多得。
　　人民广场最初的设计遵从了三个原则，首先是经济节约、不能要求过高；其次是发挥最大的实用价值，适合今天劳动人民的需要；最后是整个设计的美观与协调。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则，决定了人民广场在总的形式方面是自然取材。
　　地点的适中，交通的便利，加上当时中心城区公园寥寥的实际情况，使得人民广场刚刚开放就获得了民众的喜爱，甚至被市民看做是“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骄傲”。
　　根据1952年的档案资料记载，人民广场建成之后，迅速成为上海市民娱乐休闲的中心，市民在公园里开展各种文娱活动。1952年10月1日，公园对外开放，陈毅市长题写了园名。公园开放的第一天，“全市人民从四面八方赶来，第一天游客人数竟达到40万之多”。当时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社会各个阶层都组织了人员游园观赏，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人民广场受到的“追捧”，让当时的上海市委部门惊诧不已。同时，也使得市政建设委员会和人民广场建造委员会关于建造公园的决定被认为是“贤明而正确的”，符合广大市民的利益。
　　然而，游客蜂拥而入给“初生的人民公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公园设计建设过程的种种缺陷日益暴露出来。
　　“公园中的草皮都被游人踏光了，大草坪变成一片黄土，假山变成了光秃的土丘，河道没有考虑安全问题，煤屑路面和石板路面不便游人行走。”《公园总结》的档案提到，公园设计工作的缺陷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产生了强大的破坏力。
　　人民广场的问题除了对游客数量的准备不足，还因为当时设计工作的“急于求成”。
　　由于时间紧急，计划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人民公园的兴建是重要的基本建设，按理应该按照基本建设计划程序有步骤地进行，但是由于赶任务，急于求成，在这方面工作是很差的，在工作中显得草率忙乱。”档案中指出，公园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固然是因客观条件有所限制，但是其中引出的“基建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充分，今后是必须纠正的”。
　　此后，人民公园经过多次调整与改造。2000年配合市政建设进行大规模改建，面貌焕然一新。因为经历多次整改，如今的人民广场早已焕然一新，再想从中找出建设之初的“蛛丝马迹”已有些困难。
　　第一个居委会宝兴里
　　探索群众自治
　　此次公布的馆藏档案中，有一份关于上海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宝兴里居委会的详细内容。根据史料，1949年12月成立的“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后改名为宝兴里居民委员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居民委员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根据陈毅市长的指示，进一步改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今后各区的主要任务之一。鉴于新社会的建立，生产的恢复，建立一种新的城市基层组织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上海市政府选择黄浦区金陵东路的宝兴里作为试点。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居民都散居在各条大小不同的里弄里，因此，加强和组织各区里弄居民的工作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当时的黄浦区是全市商业中心，区内的机关和办公大楼比较多，流动人口亦是全市最多的。再加上解放前区内云集了所谓“上海三大亨”（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四金”、“十三太保”、“九条龙”等流氓势力，还有赌场、妓院、毒窟以及潜伏特务、散兵游勇等，吸毒贩毒、敲诈勒索、盗窃抢劫等时有发生，是旧上海著名的藏污纳垢的“三宝一中”之地，俗称“低头弄堂”。
　　1949年12月，在黄浦区接管会代表、地下党员王怡白和公安机关代表、地下党员屈大勇等的组织下，金陵东路的宝兴里居民自发成立了“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他们组织一批积极分子，深入居民家庭，按原有户籍册逐户核准户籍，摸清每户的状况，把里弄居民组织起来。福利会带领居民克服种种困难，在防特、防盗、防火、爱国卫生、福利生产、购公债、捐飞机大炮、办妇女扫盲班等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1年4月，“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改名为宝兴里居民委员会，宝兴里居委会也成为上海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当时流行“自吃饭， 呒工钿，倒贴鞋袜钿”，每户居民捐5毛钱搭起一间2平方米的小屋，买了一只写字台，就算居委会的办公室。在居民的支持下，居委会干部工作积极性都很高。
　　居委会下设治安组、文教卫生组，积极组织居民防火防盗，轮值纠察，并办起了黑板报，组织了读报小组。居委会每周组织一次卫生大扫除，还组织妇女和失学儿童开办识字班。居民间发生邻里纠纷，往往由小组长召开居民小组会，评理开导，使之得到合理调解。
　　据相关史料，当时沪中区妇联的同志如柳亚子先生的子女柳无垢、柳无忌，郑君里的夫人能约春，以及荣漱仁等都支持过宝兴里的工作。宝兴里居委会在诸多方面起了带头作用，给基层组织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1950年《文汇报》对宝兴里居委会工作经验的报道等档案均为人们还原了这段历史。
　　今天的宝兴居委会仍然存在，属于黄浦区金陵东路街道，四至分别为金陵东路、宁海东路、福建南路、云南南路。据居委会干部熊长江介绍，现在的居委会叫宝兴居委会，在福建南路84弄办公，仍然保存了治安、文教小组，另外还有劳动就业、卫生等5个小组，一共11名工作人员，“我们都知道居委会的光荣历史，前几年还搞过纪念活动。”
　　此次展览上，展出了1950年宝兴里家庭妇女积极踊跃捐赠寒衣救济灾民、宝兴里第一代居委干部办公的照片、王怡白的劳模评定表等。
　　肇嘉浜改造
　　没有一个“钉子户”
　　上世纪50年代，由上海市政府主导的肇嘉浜改造，也是当时一大突出民生工程，赢得了民心，肇嘉浜路迄今仍然是上海一大标志性的景观道路。
　　肇嘉浜原是上海的一条河道，东接黄浦江，西连蒲汇塘，是上海旧城厢正中的干流，也是上海进入松江府的运粮内河。全长10公里。自清末开始，肇嘉浜东段陆续填没筑路，打浦桥以西段成为沪西排放污水主要出口河道，环境恶劣，至民国时期已经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臭水沟”。尽管居住条件如此恶劣,但逃亡到棚户区的居民依然有增无减,至1947年,两岸有棚户2000余户、居民约8000人,成了旧上海最大的水畔棚户区。
　　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十分关心肇嘉浜的改造，经过多次论证，决定再次填浜筑路。当时，上海市政局局长赵祖康专程从北京请来苏联著名城建专家莫辛，着手制订了新的上海发展蓝图，其中决定填没肇嘉浜，建成通车干道和街心花园。同时，上海市工务局也成立了城建规划小组，拟投资2200亿元（相当于新币2200万元）。
　　1954年，浩大的肇嘉浜工程正式上马。工程前期准备中，共拆除房屋2.3万平方米，拆迁工厂、作坊、住宅2000余户，动迁居民8000多人，没有出现一个“钉子户”。工务局先在漕溪路兴建漕溪新村,后又在龙华建造一批平房作为动迁用房，将原来居住在这里棚户区的居民妥善安置。同时，各区政府还筹措资金,补贴、救济部分特殊困难户。
　　当年9月,工务局选调第一批共400多名青年工人,开赴肇嘉浜工地,成立肇嘉浜工区。他们在今高安路的一片荒地上,搭了个大草棚,国庆一过,动员大会就在这里进行。工人们坐的是长竹竿做的“椅子”,晚风吹过墙壁,悬挂的小灯微微摇晃,透过天花板上几处漏洞,可窥见夜空闪烁的星斗。泥地上卷着的草垫,是工人夜间的床铺。工程就在这样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上马。
　　1955年1月,抽干恶臭的浜水,开始挖泥埋管。3米多深的浜底,覆盖着一层薄冰。几十名干部、党团员脚穿草鞋带头提镐跃入浜底,破冰挖泥,双脚都被冻裂,鲜血和臭泥糊在一起。前期的工程进展顺利。不久，工务局又调来1200名工人，壮大了施工队伍。整个工程分成几个段落：第一段从徐家汇到谨记桥，第二段从谨记桥到太原路，第三段从太原路到日晖港，还有一个肇嘉浜泵站工程称为第四段。
　　据史料记载，改造肇嘉浜工程中，除了负责施工的工人外，同济、交大、华师大、南洋模范中学等大中学校师生和许多工厂企业的团员青年,利用节假日踊跃参加义务劳动。工地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学生、工人互相拉歌,开展劳动竞赛。暮春,在长达3公里的浜底,用混凝土浇铸了6米长、2.8米宽、1.9—2.8米高的巨型拱形管。
　　1956年夏,施工方从郊区运土15万立方米进行填浜，年底开始植树。至12月25日下午,肇嘉浜工程全线竣工。同月29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命名这条林荫大道为肇嘉浜路，连同南岸的斜徐路，北岸的徐家汇路，南侧车行道宽7米，北侧车行道宽8米，少数路段宽达10米，中间则辟有30米宽的绿化带，成为上海市当时为数不多的景观大道。
　　（本版图片 早报见习记者 李坤 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