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51年，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绿岛成立“新生训导处”。此后，成千上万的思想犯或政治犯被成批押至此地，实行离岸集营。罗昌平“离岸恐慌”系列，带领大家走读绿岛，辨识昔日印迹，聆听历史足音。

此为“离岸恐慌”系列第二期，第一期请见《 寻找“余则成”》 。

文|罗昌平

第二天，我与小林如约走进了那座监狱。

准确地讲，那是一个监狱群，多数名人游记混淆了它们的字号、时代、职能与住户。半个世纪以来，这里分别建成了保安司令部新生训导处（新生之家）、国防部感训监狱（绿洲山庄）、内政部警政署技能训练所（进德山庄），以及沿用至今的法务部矫正署绿岛监狱（自强山庄）。

那些看似金庸笔下的侠义隐室，却是恶魔的现实明居。“在一看诗意地栖息”，不过是旁观者无聊假想。只有亲历，才可能体会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的离岸恐慌。马年春节前夕，在燕城服刑的薄谷夫人写下绝食书，她表示自己就像困在枯井，而每个人都在不断往里扔东西。年过九旬的母亲独自探访时劝勉她，绝食这事，在国民党的监狱可以做，现在没用，养好身子比什么都重要。

绿岛的监狱，由保安司令部到国防部，再由内政部而法务部，正是战争模式向转型模式的切换。目前新生之家与绿洲山庄合体建成绿岛人权文化园区，这是蒋公治下白色恐怖最具象征的集体记忆。解说者说，绿岛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类似波兰奥许维兹集中营（1979）、日本广岛原爆遗迹（1996）、南非罗宾岛（1999），诸多特征已经符合悲剧遗产（legacy of tragedy）或负面遗产（negative heritage）。

绿岛人权文化园区内的人权纪念碑。一道长约十来米的石墙上，刻满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名单。

绿岛位于台东外洋的沧海碧波之中，面积约15平方公里，它与另一小岛——兰屿，宛若两颗明珠，浮翠在台湾东部的太平洋。

它早年人称火烧岛，因岛上发生一次严重火山喷发，烧掉了一半的树木。几经演绎，相传另一动人故事：岛上住有一对恩爱夫妻，夫君出海久日未归，妻子焚木导航，结果烧掉岛上草木仍不见夫君，遂跳海殉情。

太平洋筑起了绿岛与台湾之间的天然屏障，监狱往事更让绿岛增添神秘色彩。百年翻过，这一传承最早可追溯到日据时期，1910年4月，日本人在此设置浪人收容所，将要犯押送至此，任其自生自灭。由于离岸的犯人几乎有去无回，因此，火烧岛又名“恶魔岛”。

开车环岛一周，不到一个小时。旅游旺季，这里云集喜好潜水、骑行、纵酒的少年，他们结队飙车，呼啸而过。街市也就千米，顺时针而行，会经过一个V型河谷，名曰流麻沟。流麻沟旧称鲈鳗沟，恰巧此处设有狱政机构，加之台语中“鲈鳗”与“流氓”谐音，遂得此名。

流麻沟是绿岛最长的溪河，也是水源地，流麻沟十五号则是政治犯的共同户籍地，谓之新生之家。自1949年国民党败退屈身台湾，绿岛由此定名并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坐标。

新生训导处（1951-1965）至今保留了旧有的格局，来此的离岸服刑者包括解放军战俘、中共地下党员、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国民党派系受损者，他们被分成12个中队（包括一个女生分队），每一中队120至160人。不管是初来的菜鸟，或呆了十年的老囚，一律都是新生。

“新生之家”和“革命之门”是新生训导处的两个大门。两门寓意为：“政治犯”进入“新生之家”，接受劳动思想改造之后，刑期届满走出“革命之门”，成为“反共抗俄革命大业的一份子。”

在此监禁15年的陈孟和，于2002年耗时六个月手绘了监狱全图，加上囚友回忆以及老照片，后以真人蜡像重现第三大队房舍就寝前的生活面貌——那是不自由中的自由，有人下棋、看书、写信，或弹吉他、拉小提琴，拥挤的空间挤了150人，个人尺幅不到40公分。

我与小林的兴趣在此时出现了分叉，他继续寻找余则成们，而我将目光投入更复杂的受难群体。

起初，这里只有简单房舍，新生白天要到海边挖礁岩，搭建被戏称“万里长城”的围墙，等于是自己挖石头，自己搬运建造，把自己关起来。这等戏剧场面并非孤例，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在文革中被投入他主持修建的秦城监狱，而且是同批犯人中最迟一个被释放者。他留下一句卡夫卡式的名言：“早知道自己要坐进来，我一定将它造得好些。”

余则成们的监室后方是厕所，分大小便池。驻卫警察宋光宸介绍，当时有女生分队，若想约会，得从粪坑偷钻出去，有如电影情节。但是，无论黑暗如何深不可测，无论恐怖如何白同烈日，还是有人性在，有爱在。

这种爱首先发生在高墙之内。女性受害者张常美的人生在1950年突陷暗黑，有一天她被校长叫去谈话，随后两个陌生人将其载走。她回忆，刚入囚室，每临睡觉都会想到不如死去，“后来看到很多难友比我更凄惨，有怀孕的，带着小孩一起服刑的，还有因为看一本书就被枪决的。”

幸福果然是比较级的！

张常美辗转移监台北、台南、绿岛，被编入女生分队72号，之后转送土城生教所直到刑满。她表示，绿岛和生教所的生活较为平安，可以上课、与同学聊天，由于女生很少，一有机会总能收获男囚的注目礼。难友欧阳剑华在狱中给她写信表白，两人相隔一年接连出狱，并共组家庭。直到解严之后，她才把这段过去告诉孩子。

女生在牢舍旁的围墙内做传球活动。在管理者眼里，只有受到“洗脑”，完全“驯服”的新生，才可以遵照指示，做出传球这种协调性的动作。

突破高墙的爱，代价更大。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是政治犯曾国英——1962年被判10年流放绿岛；一个是绿岛乡长的侄女苏素霞——自由的原住民，两人因军民同台表演相识并相爱。狱方一个刘姓的保防官苦苦追苏而不得，发现她爱上了政治犯，对曾屡下毒手。苏素霞以对保防官的许婚换来曾国英的自由，但不久服毒殉情，骨灰在40年后才被台籍老兵许昭荣找到。

绿岛三段深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同火烧岛当年的岩浆喷发，势不可挡。爱情的动力能否被人为压制，正如火山的喷涌能否被强行消解？毫无疑问，不能！人性的顽强有着类自然的力量，于是，我们看到两条重叠的上升K线，一条是台湾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一条是犹如赤壁般的火烧岛到今天生机盎然的绿岛。

台湾报人杨泰兴给我提供了一份长长的书单，都与绿岛存在交集。其中曹钦荣的《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及其它》，是少数整本以女性受难者为角度的著作，全书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请五名主角回忆当年经历，第六个施水环例外，她死在监狱，只能以家书还原。这六人分别为——

张常美，省立台中商职一年级学生，老蒋说“宁可错杀一百个，也不要放掉一个”，她自述是九十九分之一。

黄秋爽，台北静修女中三年级学生，全家七人被刑，她与父亲被判刑时均未拿到判决书。

张金杏，彰化大肚国小老师，人称岩石缝长出的小草，立志要比那些没有被关的人更厉害、做得更好，“就是要走出来给你看。”

陈勤，台北福星国小老师，原本期待灿烂岁月的未来，不料婚后即遭无妄之灾，身系囹圄五年六个月又十六天，这日子是数着过的。

蓝张阿冬，被抓时女儿才一岁多，“我正抱着她喂奶，看他们一堆人进来，我的脚就软了，手还抱着女儿吃奶。”

施水环是台北邮电局职员，白色恐怖定格了绿岛青春，她枪决前的家书记载：“当每晚梦见慈祥的妈妈跪在神前为了您儿女祈祷，我眼泪暗暗地湿透了枕头，只有您的来信，无时在我的身，入睡前一定拿起重念一遍。”

庆幸的是，张常美与欧阳剑华婚后，半生圆满，身体硬朗且生活充实，四个小孩分为舞蹈家、大学学院院长、系主任与大提琴演奏家。忆及过往，她总一句“很辛苦”。她肯定现在民主多了，但对当局不免摇头：“连‘赔偿金’都要叫‘补偿金’，不肯承认欠我们！”

这当然不是绿岛的全部。从新生之家步行前往燕子洞，有一个阴森的去处，跟整个绿岛的阳光、明媚形成鲜明对照，那就是通常所称的“十三中队”——不，它并非实际编队，而是对不幸逝世者公墓的别称，施水环就曾在那里。

新生之家的大广场，曾是囚犯集训之地。如今居中置有蒋介石雕塑，立座上竖排刻着“永怀领袖”。罕见的是，蒋公雕塑通体红色，好比美国队长面对的大反派红骷髅。尽管仇恨者那么多，但没有谁去砸掉它。在花莲，民众对日据时期的军国标志也持相似态度，他们保留了那些入侵图腾，目的不是宽恕他们，而是想让后代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

新生之家广场上的蒋介石雕塑。

转型并非围观者所理解的那样顺畅和简单，政治升级仅仅是一方面，社会再组织与弥合分裂实则更为重要，路阻且长。在台北，一条街道的商业招牌中，包括众多民间组织。比如，《流麻沟十五号》系由郑南榕基金会策划，他们同时出版了《青岛东路三号》《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美援时代的鸟事并不如烟》等，均以本岛近代生活为主题，是近年书市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

对于受害者来说，赖以生存的一束光芒：活下来，传讲自身的经历作为见证。但是，不留活口，是独裁者的统治公式，白色恐怖之时尤其如此。其中不少官兵来自大陆，乡关何处，亲人何在，无从查考。所以身后未获认领，墓碑被恣长的野草掩埋，任凭风吹雨打。那些放养的黄羊，大概是岛上唯一相伴的生灵吧。

重庆红黑交互甚浓之时，当地律师会长孙发荣这样婉拒我同事的采访：“等天亮时，我会告诉你天黑时发生的一切。”这又让我想起吴薇女士重拾自由后的感慨：“30天，回来了。我守住了。给我些时间休息，好长的一个噩梦。”

（未完待续）

作者：热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