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纯 李君扬

以信奉“社会市场经济”著称的德国在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适合自身发展的特征和模式，为其经济、社会的相对平稳健康运行构筑了良好的框架条件，这在2009-2013年的欧债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德国因之在欧盟成员国中呈现出经济“一枝独秀”、社会相对平稳的良好局面。本文将探讨其背后支撑德国发展模式的原因，以及德国模式在经过此次危机后的发展前景。

欧债危机中

德国经济社会的良好表现

随着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受到重创，成为“重灾区”，而德国则是“鹤立鸡群”，不仅在经济领域“一枝独秀”，而且社会局势相对平稳和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表现

(1)经济总体表现良好

虽然德国经济遭受了欧债危机的严重冲击，200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萎缩5.1%，创下了两德统一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差纪录，下跌幅度甚至还略高于欧盟平均跌幅；但此后在2010年和2011年，受惠于德国政府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外部需求旺盛等临时性因素，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德国发展模式的长期结构性优势，德国经济出现强势反弹，经济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了4.O%和3.3%，增速约为欧盟的2倍；尽管自2011年下半年起，由于受欧债危机传染效应的影响，德国也随同其他欧盟国家一起二次探底并于2013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复苏。但其经济增速仍分别达到0.7%和0.4%，明显高于欧盟-0.4%和0.1%的平均增长率。

(2)劳动力市场创造“就业奇迹”

首先，危机期间，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持续攀升，2013年高达10.9%，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甚至飙升到23.2%。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同期德国的失业率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9年的7.8%降至2013年的5.3%，尚不及欧盟平均值的一半，仅为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希腊和西班牙的五分之一。德国青年失业率2013年底也仅有7.4% ，不到欧盟平均的1/3。

其次，从德国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历史沿革来看，欧债危机期间德国劳动力市场延续了2005年以来就业持续改善的趋势，并于2013年开创了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失业率纪录。

最后，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奇迹还表现在，不仅本国就业人数上升，失业率较低，而且开工率足，吸引了大批外来劳力。这可以从流人德国的外国移民的数据得到验证：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三年净流人人口不断攀升，分别达到12.8万、27.9万及36.9万。而2013年德国的外来净流人人口超过4O万，创了2O年以来的新高。外来移民的增加，扩大了生产潜力，缓解了工资增长压力，同时对深受老龄化困扰的德国社会保障筹资来说，也起到了改善人口结构和缓解资金缺口的作用。

(3)出口旺盛，成为主要增长动力

欧债危机未能撼动出口在德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总体上看，德国出口继续呈现高歌猛进的态势：其一，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33.8%增加到2012年的41.1%；其二，2013年德国对外贸易顺差达到1989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三，自2010年后，出口再次成为德国经济复苏的引擎，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私人消费中，其对德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远超消费和投资(见表1)。

(4)政府赤字和公共债务增长较为温和

欧债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都经历了经济衰退并为此实施了大量追加的财政刺激措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因之显著恶化。而德国尽管在危机初期也采取了财政刺激举措，财政赤字率从2009年的3.1%上升为2010年的4.2%，超过《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的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亦从危机前不足70%攀升至2010的82.5%的水平，越过了60%的红线。但较之其他成员国，德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比率明显低于欧盟平均水平，更不用说深陷债务危机之中的外围国家。(见表2)

(二)社会方面表现

(1)劳资关系较为和谐

尽管欧债危机恶化了各国的经济和就业状况，但德国社会形势总体表现平稳，尤其是劳资关系较为和谐，这从罢工人数和因罢工损失的工时数这两大指标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罢工还是因之损失的工时数均有所下降而非上升。

(2)社会贫富差距缩小，财富分配趋于相对平均

尽管在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中，德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分化苗头，进入本世纪后扩大之势加速。以低于社会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作为贫困的判定标准，本世纪初德国约有13%的贫困人口，2007年上升至20.6%，达到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的贫富差距出现了明显收敛的趋势。以不同收入人群收入比来看，最高收入的20%人群与最低收入的20%人群收入比由2009年的4.5倍缩小到4.3倍。而以全面衡量社会收入差距最具有代表性的基尼系数来看，结论也是如此，从2008年30.2%下降到2012年的28.3%。

德国模式

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

欧债危机期间德国经济表现良好、社会状况平稳绝非偶然，其背后有着一系列国内外、结构性和临时性的因素，其中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模式的作用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主要原因。

德国模式在经济方面主要体现为以制造业为本、坚持出口导向和出口区域多元化、重视职业教育和产学研相结合、鼓励创新、恪守平衡财政等内容；在社会方面重视建立各社会伙伴间平等参与、积极对话与形成普遍社会共识；在坚持社会市场经济原则的基础上完善和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在对外关系方面则始终坚持在欧洲一体化框架内发展，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

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依据是德国奉为圭臬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代表弗赖堡学派的瓦尔特·欧肯等，还有米勒-阿尔玛克等学者及其战后真正的实践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这些先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德国模式的实践者和奠基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力求以市场经济为主，倡导自由竞争，给经济以活力；政府只起到维持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作用，做裁判员而非运动员，实施反垄断和反危机举措，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同时，强调走不同于完全自由竞争和中央管制计划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即“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伙伴间的对话，保护各社会伙伴参与经济以及分配决策的权利，通过形成社会共识来减小实施的阻力；提供社会保障在内的各种缓和社会矛盾的举措，以及分配决策的形成方向并非仅有增加公平这一单行道，亦可随着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

(一)经济层面

(1)重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

德国具有重视制造业的历史传统。早在19世纪工业化初始阶段，德国就根据自身的自然资源、地理便利和知识结构等要素禀赋，大力发展采掘、冶炼、机械制造等实业；二战后，德国政府继续扬长避短，夯实制造业基础，同时倡导实用技术，在制造业领域形成了以汽车、机械、化工和电气部门为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目前，这四大产业占德国全部制造业产值的40%以上。而制造业提供了全德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作岗位，占GDP的比重超过30%，分别比美国、英国和法国高出10.6、9.6和11.4个百分点。该比重在2001-2012年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2个百分点以上，德国制造业的逆势上扬主要得益于德国对外出口的高速增长，这在服务业占主导地位、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的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非常罕见。而注重实体经济的德国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本次危机中，偏重虚拟经济或房地产的国家如美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均深受冲击。

(2)坚持出口导向并注重出口地区的多元化

出口是德国的立国之本。二战后，德国长期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并通过颁布《对外经济法》(1961年)加以贯彻，鼓励企业自主经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优胜劣汰，国家只提供制度框架保证和出口信贷等支持，鼓励德国工商大会等贸易促进机构提供辅助服务。与同样推崇贸易立国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0年代，德国并没有为救出口、保企业而人为抑制德国马克升值。德国企业因之经受住了全球竞争的考验，磨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令德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保持了世界出口冠军头衔，目前仍位列前三甲。

另外，尽管德国出口以欧盟为主要对象，长期以来占比超过50%，但仍一贯重视出口地区的多元化，此举让德国在本次危机中获益匪浅。欧盟国家、尤其是外围国家深陷债务危机，被迫实施紧缩政策，造成内需乏力，导致德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却表现优异，2011年和2012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6.2%和4.9%，而发达国家同期增长率仅为1.7%和1.5%。经合组织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60%下降至目前的51%，20年后将进一步萎缩至40%，令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上述此起彼落的结果就是德国出口在危机中出现了一些地区结构性的变化：对欧盟内国家的出口占德国出口的比重虽然仍居50%以上，但下滑幅度较大，导致德国通过内部贸易产生的顺差在危机期间减小了约30%，对外围“欧猪国家”的顺差降幅更大；另一方面，欧盟以外贸易体对德国外贸的拉动作用日渐明显。从德国角度来看，欧盟以外的贸易伙伴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以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四国为例，危机中德国对上述四国的外贸逆差缩小了约三分之二，主要是出口增长显著，占德国全部出口的比重从8.5%上升至11.6%，进口比重的上升则较不明显。

(3)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和力促产学研相结合

支撑德国制造业和出口的秘诀就是独具特色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和产学研转化体系。在两至三年双轨制教育模式下，学生在课堂学到的知识与职业训练得到有机结合，毕业后能立即融入职业生涯，从而为德国制造业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实用性人才，保证了德国在生产工艺和产品制造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德国还建立了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三位一体的实用技术研发与转化体系。企业是技术研发的主体，研发支出占全德科研经费的三分之二，绝大部分的大企业拥有独立研发机构，中小企业则成立联合研究机构以降低研发成本。德国的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但也承接企业委托研发的任务。德国政府鼓励大学与企业加强合作研发，以早日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德国联邦教育和科研部国务秘书柯外奈-提伦2011年就表示，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是德国在危机中比其他国家表现更好的原因。此外，以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赫尔姆霍茨协会和莱布尼茨学会为四大骨干的专业科研机构和大众、西门子等公司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将研究方向直接定位于企业所需。

(4)积极创新

积极创新与产业不断升级是德国模式保持经济活力的源泉，也是德国政府一贯的政策导向。针对德国经济在上世纪70、80年代石油危机后“南起”、“北落”的趋势，积极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以电子、机械制造、生物技术等高新科技为引导，在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南部地区缔造了德国版的“硅谷”，而在北部传统经济区则尝试产业结构转型，比如鲁尔区从典型的重化工业区转变为第三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物流产业并重的新兴产业带；自20世纪9O年代起，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德国这艘“创新之舟”再次起航，大力促进高新产业发展，如2000年通过了《再生能源法》，2004年正式启动“主动创新”战略等。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经济虽然表现良好，但德国政府居安思危，在危机中进一步加大了对创新的扶持力度。具体措施为：

第一，明确战略规划。德国于2010年7月通过了《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汇集了德国联邦政府各部门的研究和创新举措，重点关注气候与能源、保健及营养、交通、安全和通信五个领域。其主要措施包括：加强教育和培训，吸收国外技术人才，增加对东部地区的支持，财税制度上向创新倾斜，积极开展同欧盟，美国等的研究合作等。

第二，培育高新行业。为了培育国内风电市场，德国政府从本世纪初起对风电上网电价给予政策关照，对其他可再生能源也同样积极扶持；2012年5月修改了《电信法》，促进高速网络的建设；鼓励国际合作，如德国电信及其他德国企业与科研院校于2012年加入欧盟组织的METIS2020计划，开展5G技术的研究，2013年3月英德两国亦合作进行类似的研发；至2016年为氢燃料电池的研发提供7亿欧元等。

第三，扶持创新企业。德国中小企业林立，占德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不仅吸收了70%左右的就业，更是德国创新的生力军。它们贴近市场，反应敏锐，约有75%的专利来自于这些企业。为了进一步加强扶持力度，德国政府一方面成立了风险资本投资补助基金，四年内累计投入1.5亿欧元，任何投资于新设立的创新性企业的私人资本，都可以在企业创立三年后从该补助基金获得20%的报销；另一方面，继续执行中小企业创新计划，仅在2013年就投人了5亿欧元资金，任何500人以下的公司都有资格申请。

第四，提高德国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包括增加英语课程数量、课程设置更为灵活、基于精英大学计划为顶尖大学提供资金资助以促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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