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案物证缺失被告仍获死缓(组图)

　　2014年6月下旬的一个中午，绵竹市区的一家小酒楼里。当年与杀人嫌犯陈满一起赴海南的王福军和马力勇相聚。
　　如今，王福军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马力勇则是绵竹市某机关单位的中层领导。提到陈家人在坚持申诉时，他们都表示愿尽力帮忙。
　　马力勇偶尔也会和朋友聊起1988年。那年年初的一天，他带着新买的相机，来到海南最著名的景点—天涯海角边上。他们一个个上前拍照留念。镜头前的陈满，穿着一件单薄的毛衣，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咧着嘴笑。
　　陈满会等来自由的那一天吗？
　　如果早能料到后来的种种变故，陈满一定不肯丢下“铁饭碗”去海南。
　　1988年初，海南确定为“经济特区”的那一年，这个25岁的年轻人，和一群四川老乡来到海南。
　　1992年12月末，一起杀人焚尸案震惊海口：四川人老钟遭人杀害后，凶手纵火后逃走。陈满随即被锁定为凶手。1999年4月，经过长达6年的司法程序，陈满二审获判死缓。
　　此后，从海南到北京的政法机关，开始陆续收到陈家人有关此案的申诉材料，但案子一直没有转机。
　　近日，早报记者走访四川、海南等地，查阅陈满案的卷宗材料，发现诸多悬疑：由于“物证丢失”，本案主要物证并未在庭审中出示；陈满坚持喊冤，且其有罪供述亦多处存疑；另一些被判决书认定可证明陈满犯罪的证言，在律师看来恰可反证其没有犯罪……
　　1992年海口凶案
　　1988年4月，海南省政府正式挂牌。据说，那一年有十万青年来到这个中国最南端的海岛，陈满正是其中之一。
　　“也不是说要赚多大的钱，就是想去自我实现一下。”马力勇和陈满相识多年。当年，两人一起在原单位办了停薪留职。1988年的春节刚过，陈满和马力勇、王福军等8个四川老乡，落脚在离家千里的海南岛。
　　而后，各自命运却南辕北辙。
　　1992年12月末的一天，民警突然找到王福军。“一开始就说，‘你可能再也见不到陈满了’。”
　　这句话让王福军彻底蒙了。“说是陈满死了，被人杀了。”
　　王福军提出去看看尸体。那副惨状至今让他不寒而栗—脖子被割得极深，近乎断裂，整个人被烧得面目全非。但王福军一眼就认出：死者的真实身份是老钟。
　　据早报记者了解，老钟是四川某公司驻海口的工作人员，时年46岁。其公司在振东区（现已并入美兰区）上坡下村109号的房子，平时由他看管。陈满曾是这里的租客。
　　王福军后来才得知，原来民警在老钟的身上搜到了陈满的工作证，以为死者是陈满。
　　1994年11月，海口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认定，1992年12月25日晚7时许，陈满从宁屯大厦去往上坡下村109号，将老钟杀害，并焚尸灭迹，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被判处死缓。
　　海口检察院认为判决过轻，当即提起抗诉。1999年4月，海南省高院审理后，依旧维持原判。
　　没有作案时间？
　　据一审判决书认定，1992年12月25日晚7时许，陈满得知上坡下村停电，且钟就要返回四川，便从宁屯大厦窜至上坡下村109号。见钟在客厅喝酒，便与其聊天，随即从厨房拿起一把菜刀，趁钟不备，朝其连砍数刀，致钟当即死亡。接着，陈满焚尸灭迹。
　　起诉书还称，陈满在杀人前先换上了事先放好的衣物，杀死老钟后又换回来。
　　作为陈满的申诉人之一，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仔细梳理过所有案卷。他首先得出的结论是：陈满不可能有作案时间。
　　易延友根据判决书援引证人的证言分析，案发当日的18时至20时，陈满一直在宁屯大厦。这些证言由警方搜集，且取证时间多为案发后数天内，证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较高。
　　易延友注意到，不同的证言之间，存在一定的空当期，但空当的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据陈满的一、二审辩护人曹铮当年的实测，来回宁屯大厦和案发地点就需14分钟。
　　在空白的20分钟里，陈满要先从宁屯大厦走到上坡下村109号，然后完成进门—寒暄—更衣—持刀杀人—拖尸转移现场—再次更衣—搬煤气罐纵火等过程，然后再次返回宁屯大厦。易延友认为这根本不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在律师们看来恰可证明陈满没有作案时间的证言，却被判决书列为定罪证据。
　　本案的一审审判长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简单回应了以上问题。
　　他认为，“证明他几点到几点不在（凶案现场），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也做过现场试验，结论却是：陈满有足够的时间作案。
　　证言口供多处矛盾
　　逻辑上诸多矛盾，也是律师们质疑的重点。
　　首先是陈满的工作证问题。据起诉书显示，他杀死老钟后，将自己的工作证放入其裤子口袋。
　　陈满的一份笔录显示：这么做是为了“造个（已死）假象，公安局就不会找我了”。但曹铮认为，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如果是为了遮人耳目，那陈满在杀人后应该销声匿迹，可为何他还要接着领着工人干活？”且陈满被抓的地点在宁屯大厦，这表明事发后他依旧在“熟人圈”里活动。
　　其次是杀人动机。据海口中院认定，陈满之所以起杀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是债务纠纷。1992年1月起，陈满搬进上坡下村109号老钟公司的房子租住。其间，因其未交房租，陈与钟产生矛盾。
　　另一方面原因是，钟声称要告发陈满私刻公章帮人办工商执照的事，并于同年12月17日要其搬出。“陈满怀恨在心，遂起杀害钟的歹念”。
　　据曹铮了解，以上动机的依据，主要来自一份证人证言。
　　这名证人称，其曾听老钟抱怨陈满欠他房租，让他帮忙办执照的钱也没给，老钟说要去告陈满。
　　但据曹铮了解，陈满当时已有几项工程款即将收回，经济状况还算宽裕，没理由为了这点钱起杀心。另外，通过这位证人的话也能看出，老钟本人也参与了私刻公章办执照，他自然不会去举报自己。且他说这番话距离案发已有好几个月，但他也一直没有这样做。
　　同样关注此案的深圳律师肖海峰认为，即使是两人间存在经济纠纷，陈满也明知老钟就要离开海南，他若是为了躲债，只要消失即可，何必还要去杀人。“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无论是在庭审中，还是宣判后，陈满始终强调，他的多份有罪供述，均是刑讯逼供的结果。
　　根据易延友的统计，陈满总共的13份笔录，可以分为5个阶段：不供认—供认—收回供认—供认—再次翻供。
　　陈满被抓获后，在前三次讯问中，他均不认罪，并详细交代了自己当天的活动轨迹。但在被抓后的第11天，在“反复交代政策”、“多次提审”后，他终于认罪。
　　其后，陈满的口供又历经多次反复。“一个开始完全不承认自己杀人，却在凌晨两点突然承认，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供述？”易延友在申诉书里反问。
　　曹铮在分析案卷后还提出，这些口供也有许多与实情不符之处。据他的统计，矛盾的地方至少有18处。
　　“没保管好个别物证”
　　陈满的另一位申诉人、四川律师王万琼认为，物证是一大“硬伤”。
　　据勘查笔录记载，当时的勘查人员提取的物证有带血衬衫、各种刀具、10多处血痕等。
　　在王万琼看来，按理说只要充分检验、分析这些物证，至少可以确认凶手是否确为陈满。“做一个血型鉴定，或者验一下指纹，看看和陈满的是否符合，这总不难。”
　　但据她了解，警方几乎没有做任何的鉴定或检验，要么称未提取到有价值的物证。
　　让她更生疑窦的是，勘查笔录中几把菜刀、血衣，甚至包括陈满的工作证等重要物证，在法院两次开庭时均未出示。“说是被警方搞丢了，案子还没审判，怎么就能丢了！”王万琼认为，既然物证未出示，而且本案中几乎也没有旁证可予佐证，那就应视同没有物证，甚至不能排除刻意隐匿证据的可能。
　　早报记者查证，在一审判决书中，海口中院依旧将“遗留在现场的物证”作为定案证据，却对“遗留在现场的物证”到底为何，未作任何说明。
　　陈满案的一审审判长告诉早报记者，由于公安机关没有保管好“个别物证”，确实存在“疏漏”。
　　但他强调，对于现场物证，勘查笔录里仍有记载，其中的细节问题和陈满的口供也是一致的。“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是他干的……”
　　他还透露，正是考虑到公安机关的“疏漏”，他们才判处陈满死缓，而不是死刑立即执行。
　　警察涉嫌作伪证？
　　在陈满案的二审现场，检方提交的一份新证据，一度引起庭审骚动。
　　这是一份据称是陈满手绘的《犯罪现场示意图》。其中标示的老钟尸体位置、煤气管位置等均与勘查笔录相符。如果这张图确为陈满在没有任何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势必大增其作案嫌疑。
　　但在曹铮的记忆里，一审时，他并未看到这张图。根据陈满说法，这张图是在办案人员画好后，“强迫”他画的。
　　似乎是为了增强这张图的证明力度，此次庭审中，检察员还请来了民警于某作证。
　　“他说自己是在1993年8月参加的工作，同年9月起参与对陈满的预审，他亲眼看见陈满画下这张图。”曹铮回忆道。
　　“他说到这里时，陈满立刻表示这张图是1993年1月画的，情绪一下就失控了。”曹铮也认为这张图应该是当年1月前后所作：通过纸张装订线等方面的细节判断，这张图的纸张和1993年1月时审讯笔录的纸张属同一类型，和预审笔录纸有明显的不同；且这张图也被放在陈满当年1月所做的两份供述之间。
　　在曹铮看来，这足以表明，身为警察的于某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没参加工作就能见证陈满画下这张图，这不是作伪证是什么？”
　　据早报记者了解，陈满老家四川绵竹当地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曾将这一情况反映至最高法人大代表联络处。但后者答复称，经海南省高院的审查，于某作伪证的说法不能成立。
　　（应被访者要求，马力勇为化名）
　　早报见习记者 刘旌 实习生 魏居娴 李润阳
　　作者：刘旌 等
　　（来源：早报见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