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官营”的历史(组图)

　　早报记者：是不是从管仲开始，中国古代就有了食盐官营制度？
　　黄敬斌：管仲在齐国推行食盐官营，其事见于《管子》，但我们对这个制度的内涵、政策延续的时间，很多问题仍然是不很清楚的。制度上比较清楚的、全国范围内实行的食盐官营政策，应该说起于汉武帝时期。
　　早报记者：明清时期，国家在食盐生产、运输、销售几个方面，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黄敬斌：这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而且实际内容相当复杂。简单地说，明代初期的食盐官营是控制得比较严格的，食盐的生产由世袭的灶户来承担。灶户的产品不是拿到市场上去卖，而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相当于在服徭役。在销售上，明代初期采用开中法，商人运粮到边境供给军队，取得盐引，盐引就是贩盐的定额许可证。
　　明代中期，开中法慢慢败坏，后来建立纲法（注：明万历以后所实行的商人垄断食盐运销制），少数盐商家族逐步独占了食盐销售的特许权，只要交够税，就享有盐业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对生产的控制也在慢慢放松，由灶户把盐产品完全交给官府，到有一部分产品可由自己支配，最后全部折纳货币，这和明代赋役制度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
　　此后灶户从事食盐生产，对国家的经济义务则取得了税收的性质，这也为商人资本进入食盐生产开辟了道路。
　　所以食盐管理制度在明代是由较全面的官营，逐步走向“官督民办”，除了收税、出售特许权，其他方面的控制都在慢慢放开。清代前中期大体上延续纲法，这一时期的扬州盐商在历史上的名声非常大，他们从世袭的垄断体制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作为国家盐业政策的基石存在着。
　　道光年间改行票盐法（注：即凭盐票运销食盐之法，其原则是，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主要是打破这些盐商家族的世袭垄断权，商人只要交盐税，即可贩运官盐，“官督民办”的性质则是没有变的。
　　早报记者：明清的大盐商对地方或社会有无很大作用？
　　黄敬斌：当然，现在在明清史的研究里这是一个大课题。包括士绅、商人在地方社会的作用，我们越来越加以肯定，从地方的史料中看到这些商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盐商，他们在地方积极参与到地方社会事务之中，如在灾荒赈济，修建城墙、桥梁、官府衙门等公共工程，以及办善堂等其他慈善事业，都有盐商在发挥重要作用。
　　早报记者：清代晚期私盐的泛滥非常严重？
　　黄敬斌：私盐在中国盐业专营制度里一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从来没有很好地解决过，并不是到晚清才出现的。有些学术著作中也许会比较强调晚清私盐的泛滥，我觉得一方面是资料的问题，清代史料留存较多，所以我们知道得比较清楚。二是清代的官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一种特许经营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由官府控制盐，政府只要保证财政收入，对禁止私盐就不会太上心。最后一个情况，则是清代人口有较大的增长，而“体制内”的官盐供给相对是比较僵化的，缺口自然会有私盐来填补。
　　早报记者：私盐和官盐在价格和质量上有什么不同？
　　黄敬斌：私盐价格当然比官盐便宜得多。质量上总体来说，私盐比官盐总归也要好一些。所以现在放开食盐专营，对于未来盐价的涨落大家会有一些争论，我认为垄断解除后，引入竞争，理论上价格肯定是下降的，质量上也不至于比以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