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先生(图)

　　广州酒家的铁皮月饼盒已经放满了。这种盒子一般的信封竖放两排，非常实用。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年中秋没有得到新盒子。11月初广州的空调还簌簌簌地工作着；簌簌簌是因为出风口黏着一张报纸阻风，这时便看见报纸上傅先生的照片。是一篇纪念傅先生的文章。
　　于是就在簌簌簌的空调机下面读傅先生的信。
　　和傅先生通信应该始于他的《牌戏人生》出版之后。2008年9月1日的第一封信里，他很赞同我寄去的报纸上黑马的书评，很有可能我便是从黑马那里打听到傅先生的联系方式。前辈沈昌公有言，编辑就是请客吃饭。我偏居海隅，只有靠打电话和写信。和D. H. 劳伦斯专家毕冰宾先生（黑马）如何联系上的，已经记不得，但我一直记得他那篇回忆自己开始劳伦斯研究的文章，多年前贴在我第一本剪报集里。首先是读者，和很多老辈结缘，无不如此。而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文学的读者，他们是把译者连同原作者一起感谢的。只要读过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权力与荣耀》《布莱顿硬糖》，以及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等文学名著，便不能忘记傅惟慈这个名字。至今我仍然是格林迷，那时候，在我眼里“傅先生的书”基本上指的是这些名著，而他自己的著作，那部随笔集《牌戏人生》，我当时并没有细读。每封信里老人都有一句“如果写出有些内容的东西，我会首先寄给你过目，看看是否有发表的价值”，那时候，我更关心傅先生的新作，编辑这种生物，大概就是“只对新作或未刊稿感兴趣的人”吧。
　　作为翻译家，傅先生信中谈及译书甘苦只有两处。一是对黑马评论他著作的感慨（他很赞同黑马说的“文学翻译从本质上是人文精神的传播”），二是在同年9月19日第二封信中谈到他翻译的《丹东之死》，当时《毕希纳全集》刚出新版：
　　另件寄上不久前出版的《毕希纳全集》，里面收录了我译的《丹东之死》。李士勋先生为重版又作了细致的校对。我译《丹东之死》还是“文革”前几年的事，当时明明知道在那时的环境下，决无出版可能，可是我受这一剧本内容及文字吸引，还是译出来了，直到“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才用文学小丛书形式把我的译文出版了，刘小枫写的《沉重的肉身》对此剧有评论，不知你看过没有。
　　因为当时《周作人散文全编》出版了，同一信中还谈到：“我也同意用‘人归人、文归文’的格式对待周作人的遗作。今天他的全部著作能够出版，多少标志了时代的进步吧！”他还提到了友人巫宁坤的自传等等。我想，如果读过《丹东之死》，再读信里的这些话，大概是能体会到傅先生的一些看法、一些标准、一些态度吧。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处跟翻译有关的地方，信里写的都是日常生活。比如第一封信里说他八九十年代时常来广州，1983至1984年还在深圳工作了一年，“我很喜欢广州相对自由的气氛，有几篇我的短文也都是在《随笔》上发表的”。在2010年7月21日的第三封信中，得知我是四川人之后，他写了整整一页对四川的回忆：
　　只因为我在20岁左右就在四川生活了很多日子（流浪、当兵……），叫我对四川省和四川人感情极深。抗战胜利后离开大西南，直到20世纪，我连续五六次去四川各地漫游，寄给你的《心中的大佛》是1990年去乐山、峨眉山等地漫游的经历。另一次从广元下车，一站一站往南走，经昭化、剑阁、阆中、南充，直到重庆，再从三峡出川。这次漫游（为一部分）是重返我20岁（1943年）初次入川的足迹。再有一次，我听人说，四川、云南交界处有古僰人悬棺，我就从成都乘火车去宜宾，再坐长途车去珙县，寻找僰棺遗址。归途又去岷江上游羌族人聚居地，游了个多月……
　　傅先生生于1923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已七十岁上下，还能作这样的壮游，可见生命力的健旺。现在，从书里，尤其是从他去世之后的一些回忆文章中，很容易了解到他除了翻译之外的爱好，比如热爱旅行，比如是钱币方面的大藏家（第一封信是写在抬头有“中国钱币”标志的信笺上，可惜我懵然无知）；在叶兆言的回忆文章中，就提到他北京的堂兄与傅先生是朋友，七十年代便在一起听古典音乐，纵谈文学等等。信封上落款“北京西城四根柏”的信件，只找出四封，2010年11月2日日记里记着收到傅先生寄来的签名本《一只出卖的枪》及“一信一札”，这次没找到，无从核实是笔误还是两封信。倒是去年夏天寄来的《牌戏人生》增订本一直放在办公桌上，在他去世之后我零零碎碎地读完了。这里面是另外一个傅先生，或者说真实的傅先生；就像这次重读他的四封信，也正是这种感觉。他在信里娓娓道来那些山川、岁月、经历，让人觉得很感动：相同的文字，因为时间的不同，也有不同的感触。
　　这封信里提到的《心中的大佛》，是傅先生那年寄给我的一篇散文，他很客气，只是附带说给我看看。如前所述，这是他在四川乐山等地漫游的经历，不过，文章中还有一位叫“何君”的人，是傅先生在乐山大佛遇到的。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因为对他在重庆郊区煤矿子弟学校读书的生活不满意，怀揣梦想，准备去西藏—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艾芜和沙汀，身边带的两三本书里就有《南行记》，这让傅先生吃惊，因为他当年也是受了艾芜这部书的影响。一个月后傅先生收到何君寄来的信，很显然铩羽而归，信上还有一首《心中的大佛》的诗。几年之后，当傅先生在成都再次遇到何君，他已经娶妻成家，对现实也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这是个普通人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普通的故事，当时我拿着这一摞手稿，颇觉为难，文章有六千多字，也超出了版面的限度。放了一阵，终于还是写了很多抱歉的话，寄还给了老人。后来文章刊于《读库》，也收入了增订版的《牌戏人生》。在和傅先生有限的交往中，这篇来稿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令我经常不能忘怀。记得在《读库》上读到时，觉得松了一口气，文章终于发出来了，但也有点“心塞”：就算刊发了一篇平淡的文章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自己从来没有刊发过“普通的故事”吗？
　　何况现在来看也未必平淡。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又读了一遍《心中的大佛》，才注意到老人的立论：“我要讲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是我年轻时的影子。上帝本来眷顾他，想叫他看看外面的奇异世界，但中途又把他抛弃了。”何君这个萍水相逢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引起傅先生的注意，引起他其后的关注，乃是因为他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也正是十九岁那年开始在大后方流浪。而他之所以热爱旅行，至老不衰，亦良有以也。何君是否知道傅先生是何许人，这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傅先生对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并没有成名成家的人常见的矜持自重，反而是平等的、真诚的。由此再来看他给我的信，那么毫不见外又亲切自然地谈他自己，这些琐碎的文字似乎正可以反映老人的性格和性情，这是作为收信人的我尤其感慨的。世间的书信发表，无不以材料珍贵或有秘辛为发表前提，我想傅先生的信是有别于此的价值，无论对于我这个行当的人还是傅先生的读者，或许可以多一点了解那个排印在格林、毛姆之下的名字。
　　记得海上章汝奭先生在他和陆俨少的书画合集《欣于所遇》出版时，有一行附注，大意是希望读者不要以为他是为了自我标榜抬高自己。写这篇小文也有这样的心情，希望这样的披露没有哀乐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