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今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指出中国家庭收入差距明显，收入最多的20%的家庭和收入最少的20%的家庭相差19倍左右。

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收入差距将会趋向收敛。同样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下，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出现收敛的迹象，还扩大至危险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同时，国有企业的高收入、高福利和高管理腐败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中国人抱怨政府多于个人努力

当然不只是中国。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用于测量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其数值范围在0和1之间，越接近0意味着收入分配差异越小)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美国独立性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4年10月发布调查报告，发现贫富差距成为各国民众担忧的主要问题。在参与调查的44个受访的国家中，平均60%的受访者表示在他们的社会里，贫富差距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而中国是其中“佼佼者”。据官方数据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0.4为警戒线），2014年上升至0.469。不过其他统计渠道则普遍认为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应该更高。

同时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各国人对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的理解迥异。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政府经济政策、工资差异、教育体制、国际贸易、税收制度和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异这6个造成不平等的原因里，前两者是主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抱怨政府政策导致贫富差距加大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43%的人将主因归咎于此。相比之下各国平均只有29%的人认为政府政策是罪魁祸首。

贫富差距的产生是赖外部环境多一些还是赖自己多一些？作为唯一的个人因素，调查中“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异能够反映出人群对社会公平程度的看法。在贫富差距被认为较高的美国，归咎于个人努力程度差异的人数占比为24%，在44个国家中排第2(与英国相同，第一为尼加拉瓜31%)。他们抱怨政府的比例相比其他国家也较少，占比同为24%，低于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在“多劳多得、兼顾公平”的中国只有6%的人认为贫富差距的原因来自于个人努力程度的不同。

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导致资源错配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民众都把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矛头指向政府政策?专家研究发现，我国贫富差距加大与中国转型式增长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关。

中国经济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因为地方政府不仅控制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而且政府权力几乎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在“GDP 竞赛”中获胜，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地方政府不惜成本，通过补助和定价调控把土地、电力及包括水在内的其他公共资源等关键投入品的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吸引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私营企业到本地发展。

虽然此举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动力和热情，但这种在地方政府干预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一种高效、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扭曲了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进而扩大了收入差距。

国企垄断利润降低社会福利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垄断扭曲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导致竞争的缺失和福利的损失；特别是政府垄断或政府授予垄断，即行政垄断，更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内在原因。

1994 年开始，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将下游市场中的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而对上游市场的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保持垄断或寡头垄断。

垄断部门不仅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而且不断向社会转嫁其运营成本，造成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利用对上游要素市场的垄断力量获得了大量的垄断利润，提高了垄断福利。

比如说，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上的倾斜，压抑了民营企业壮大所需要的资本。我国政府允许国有银行对特定的投资者，尤其是大型国企，提供低息贷款、放宽部分贷款条件。财经金融评论家余丰慧认为，这种体制大大扼杀了市场机制机理，抹杀了市场效率，挤压了市场经济中最活跃民企的市场份额，从而使得整个经济发展的持续力和后劲严重不足。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褚敏、靳涛在《政府悖论、国有企业垄断与收入差距》（2013年）中指出，全国 40家国有垄断企业平分了 169 家中央企业总利润的 95%，其中以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为主的 12 家垄断企业的利润超过了 100 亿元，囊括了中央企业总利润的 78.8%。

这些垄断企业利用所占有的全民资源获得的垄断利润用于国有垄断企业经营者和其员工的高工资及福利，把本该属于全体公民的垄断利润由其内部人控制并使用，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化，降低了社会福利；同时，这种行政垄断还妨碍了吸纳较多剩余劳动力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间接损害了一般劳动者的福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鹏在2011年研究指出，垄断行业要较之非垄断行业不合理地多出相当于平均收入水平1/4的收入。

除此以外，影响收入差距的政府因素还有多样：比如政府的再分配能力不足, 导致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和救济的缺乏；以及城乡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人力资本断层，低文化的人只能干低工资的工作, 获得很少的报酬。对于他们来说难以掌握先进技术、运用先进理念来改善生活条件。

金融发展反而扩大收入差距

除了政府因素外，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也在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并不符合主流经济学观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以印度为例，从1977年到1990年，印度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许可证规则促使大量商业银行支行在农村的开设，结果发现印度政府的干预政策促使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下降并降低了印度农村的贫困水平。

然而，这在我国走向了另一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叶志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他在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的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在城市，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严重。以利润为考核指标的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地区战略性撤退，目前农村金融处于几乎完全贫血状态。

其次，虽然金融资源高度聚集在城市地区，但由于金融系统的高度垄断和高度国有，金融发展并没有促进城市居民收人的增长。金融系统的高度垄断使银行丧失了项目甄别的动力，而高度国有则容易使银行不得不服从于政府政策上的需要，由此带来的低效率以及对城市居民收人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因此，如何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我国政府和金融业需要考虑让金融资源更公平地流向农村，以及增加金融系统的活力和效率。

(文|郭伟豪 编辑|张建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