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怎样正确看待“诡案”？“诡案”是否真的是鬼怪或其他非自然力量所为？了解和破解“诡案”对现代人到底有什么意义？

一谁把猪头换成了人头？

乾隆二十八年，福建长乐县。

这一天的傍晚时分，一位捕役在县署门口，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提着布囊经过，随口问：“小哥袋内盛何物？”少年说是猪头，捕役看那物什透过布袋露出的形状，不大像是猪头，多问了两句，少年火了：“非猪头，岂人头耶？！”一边说一边把布囊扔在了地上，谁知滚出的竟真是一颗鲜血淋漓的人头！

少年“大恐，啼泣”，捕役办了一辈子差，头一次见到这么诡异恐怖的事情，立刻将他锁拿，带进县署。县令也十分惊诧，把少年细细审讯了一番，听到的事情更加匪夷所思。

少年的母亲名唤李氏，是本地的民妇，25岁那年生下儿子，过了半年丈夫去世，家里只剩一个婢女和一个男仆。李氏全力抚养儿子，她的贞节让乡里乡亲都竖起大拇指。这天早晨，李氏起床，忽然见到一个白衣男子站在床前，她大喊大叫，男子钻到床下。婢女和男仆冲进屋，床下却空无一人。到了中午，在外面上学的儿子回家吃午饭，突然看到那白衣男子又站在床前，“骇而呼，男子复趋床下没”。

李氏对儿子说：“听说财神就是穿白衣服的，咱们这屋子祖居至今已经百余年了，难道是先人显灵，指点我们埋藏金银财宝的地方？”于是打开床下地板，只见一张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红缎银包一个，内有白银五铤”，李氏大喜，跟儿子说：凡是挖掘宝藏应该先祭祀财神，你去集市上买个猪头当牲礼，祭祀之后再打开青石板。

儿子于是来到集市上，买了个猪头，这时想起没有带钱，就把那个红缎银包给了卖肉的屠户说：“这里面包有五铤白银，先当做抵押，我到家拿钱再换回来。”然后把猪头装在布囊里回家，路上遇到了那个喜欢刨根问底的捕役。

县令马上下令，将卖肉的屠夫抓来，屠夫说确实有红缎银包换猪头这件事，红缎银包他还没打开，现在“以银袱呈上”。等打开那银包一看，里面却是一块血染的白布，哪里有五铤银子，“中包人手指五枚”！县令大骇，亲自带着一班捕役来到李氏家，启开青石板，只见里面躺着一具无头男尸，“衣履尽白，右五指缺焉，以头与指合之相符”。

案件发展到此，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鬼怪作祟，只能把屠夫和李氏的儿子暂时拘押在监狱，过一阵子再释放，而“长乐奇案”也成为一起无法结案的悬案。

二没有垫脚物是怎样悬梁的？

相信读者看到这里，已经明白何谓“诡案”了：凶案是真实的，受害者是真实的，此外的一切一切，都诡异莫名。

“长乐奇案”记载在清朝文学家袁枚所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子不语》当中，过去人们常常将这本书视为鬼故事集锦，却忽略了书中所写的许多案件，都有真实的事迹可循，如《田烈妇》写的是雍正年间广有影响的“田烈妇冤魂显灵案”，《王弼》写的是以恐怖血腥而闻名的“中书鬼案”等等，而从时间、地点和叙述的详细程度来看，长乐奇案应该也是以真实的刑事案件为素材的。

像此类的“诡案”，在史料笔记中数不胜数。

例如清代史料笔记《履园丛话》（钱泳撰）卷十七写“沈西园命案”：光州一个老贡生，儿子远游，家里只有儿媳妇和五岁的小孙女相伴。邻居见其儿媳貌美，就说老贡生之子出游前曾向他借钱，“书一伪券，以妻作抵”，然后拿着伪造的借据去告官，时任光州刺史幕僚的沈西园与另一吏目收受贿赂，判决“以媳归邻某”，老贡生认为借据有伪，又无计可施，愤而上吊自杀。儿媳妇先将五岁的女儿勒毙，也自缢身亡……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初七，沈西园“夜见一戴顶者，携一少妇幼女登其床，教之咳嗽，旋吐粉红痰。自此三鬼昼夜缠扰，遍身拧捏作青紫色，或独坐喃喃，自为问答”。这样迁延到正月十五日，沈西园在卧房里突然一声惨叫，家人冲进卧室，他已经死了，“其尸横扑椅上，口张鼻掀，须皆矗立，双目如铃”。

清代笔记小说《客窗闲话》（吴炽昌撰）中的一则“童子自缢案”，更堪称具有代表性的“诡案”：有个十二岁的小孩子，“父母以疫相继亡”。伯父母将他收养为继子，让他单独住在一间屋子里。一天，过了中午，小孩子还没有起床，呼之不应，打开窗户一看，孩子已经悬梁自尽了。“夫妇惊泣，呼邻里掇门入室”，发现“室中仅有土炕，无椅桌之类。自炕至所悬之梁，相距九尺余。童子何能跃而上？奇矣！”拿了梯子将尸体解下，发现小孩子是用四尺余裤带自缢的，而裤带绕在悬梁的梁木上有三尺，“项上仅有尺余”，脖子勒得紧紧的，那么是怎么“先给扣而后入颈”的？在发现“脑后八字不交”（自缢者的缢绳经耳后越过乳突，升入发际，在头枕部上方形成提空，所以索沟不闭锁，这是鉴定死者是否自杀的参考要素之一）之后，官府确认孩子是自缢身亡，至于他是蹬着什么器物到房梁下面的，又是怎样将脑袋伸进比脖子的直径大不了多少的缢索中的，答案只能付诸鬼神了。

三冤魂右耳为何挂一条白练？

还有一类“诡案”，虽然最终成功破获，但侦破过程却比案情本身更加不可思议。清代笔记小说《池上草堂笔记》（梁恭辰撰）中有一则“鬼魂诉冤奇案”，即是此类典型。衡水县有个男人死了，死者的侄子向官府控告，说死者是被谋杀的，但是仵作验尸之后，没有发现凶杀的迹象。侄子不服，上诉到巡按那里，巡按派另一个县的县令邓公去衡水县复审。邓公到了衡水县，反复验尸，也找不到他杀的证据。

这天深夜，邓公在馆舍里批阅案子的卷宗，不觉已到三更时分，桌上的烛光突然变得黯淡，一阵阴风吹来，墙角出现一个人影，乍隐乍现，然后就跪在桌案下，发出低微的啜泣声，好像在倾诉什么。邓公惊惧之时，觉得那人的身形酷似白天所验的尸体，而且右边耳朵垂下一条像白练似的东西，忽然有所领悟道：“你可以走了，我一定会替你雪冤！”那冤魂磕头拜谢之后，消失无踪了。

桌上刚刚黯淡的烛光，重新摇曳起了光焰。

第二天一早，邓公找来衡水县令和仵作。到了停尸房，邓公命手下检查尸体的右耳孔，仵作一听，大惊失色。结果从尸体的右耳里掏出了足有半斤重的沾了水的棉絮。原来，凶手是趁着死者熟睡时，用长钉从右耳凿入，刺入其脑髓，使其一命呜呼，在控干了耳中流出的血水之后，用沾了水的棉絮塞进耳洞，掩盖伤口。那仵作因为收受了凶手的贿赂，在验尸过程中自然也就“卖个人情”了。

而公案小说和古代戏剧中，这一类的“诡案”就更多了。《包公案》的《木印》写包公来到一个叫横坑的地方，发现“忽有蝇蚋逐风而来，将马头团围了三匝”，包公觉得“莫非此有不明之事”，派人跟着蝇蚋而去，结果在一棵枫树下发现一具死尸，原来是死者化为蝇蚋向包公申冤。还有以“中国第一鬼戏”而闻名的《乌盆记》，富商刘世昌路遇大雨，投奔到开窑厂的赵大家，被赵大夫妇杀害，肢解焚尸后，骨灰掺入乌盆，三年后赵大把乌盆送给张别古抵债，刘世昌的冤魂一路跟来，请求张别古替他申冤，最终包公审理此案，将赵大夫妇绳之以法。

四对“长乐冤案”

的推理

让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路，对前面提到的几个案子试做破解。

首先是“长乐奇案”。

刑事侦查学的相关研究告诉我们：物证比人证可靠，而在人证中，远离事件中心的人提供的证词，比接近事件中心的人提供的证词更可靠，这是因为越是远离事件中心，其由于利益或恩怨做伪证的可能性越小。

在“长乐奇案”中，最有价值的物证是人头、尸体和断指，它们说明了案件的本质：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被埋在李氏屋子的地板下面，人头和右手的五根手指被割下。再来看人证，不难发现，导致案件变得诡奇叵测、云雾缭绕的，统统是李氏及其儿子的供词——婢女和男仆并没有见到活着的白衣男子，他们对于白衣男子的印象都源自于李氏及其儿子的口述。在诸多人证中，卖猪肉的屠户距离事件中心最远，他的话可信度最高。

屠户告诉我们什么？一、他收到红缎银包一个；二、他给了李氏儿子一个猪头。

那么谁能把猪头换成人头呢？只有李氏儿子一个人。再考虑到如下条件：李氏作为一家之主，其卧室他人不能擅入；床下的青石板绝非一个人所能搬动，买猪头是李氏让儿子去的，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是李氏和她的儿子杀了人，并策划了这起“诡案”。

案件的真相推理如下：李氏和儿子前一天晚上杀死白衣男子之后，因为事情突发，只能把尸体藏在地洞里，由于婢女和男仆都住同一个宅院，不可能大张旗鼓地从外面捣腾泥土进屋掩埋，尸体很快就会发出异味，导致罪行败露。于是母子俩横下一条心，将案子变成“诡案”——在我国古代，相当一部分官员十分迷信，只要凶案与鬼怪挂上钩，或者笼罩着一股诡异气氛，他们就不会深究。于是，李氏和儿子割下受害者的首级和右手五指，分别放在布囊和红缎银包里，把红缎银包放在青石板上，重新压好地板。第二天早晨，儿子去上学，李氏开始表演“看见白衣男人”的独幕剧，让婢女和男仆以为真有神灵出没。到中午，儿子回来吃饭，再次声称看到白衣男人，加固诡异气氛，然后李氏假意说是“财神到”，打开地板，“发现”红缎银包，再差遣儿子去买猪头。儿子把受害者的人头先藏好，进集市买了猪头，并用红缎银包当做抵押，屠户忙着做生意，没有打开红缎银包——如果当时打开，提前案发，李氏儿子把白衣男子之事一讲，除了发现“无头尸”，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李氏儿子出了集市，把人头装进布袋，猪头扔掉，再去县署附近溜达，故意引起捕役的注意，接下来的一切，就按照他们的策划来发展了。

至于犯罪动机，我非常不厚道地认为是长期守寡的李氏与白衣男子有了奸情，受到他的敲诈勒索，才跟儿子一起下了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