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四川巡抚能泰奏准朝廷后，在重庆港内设立渝关，查验进出港船只并征收赋税。
　　那一年，康熙帝作了他有名的六次南巡中的最后一“巡”。问鼎中原足足一个甲子的清王朝，已从最初根基不稳、动乱频仍的艰难岁月里走了出来，踏上百年盛世的坦途。
　　那一年，也是依港而建、因商而兴的山城重庆，得以远离战火与政争，进入超过200年稳定发展期，最终由地区性的川东货运集散中心，向全国性商业都市转型的重要关头。
　　三江总汇 巴蜀咽喉
　　清乾隆《巴县志》所载重庆府及附近水驿示意图。重庆港为川省货物进出口枢纽的形势，一目了然。
　　有清一代诸多地方督抚大吏中，主政四川五年（1704~1709年）的满族官员能泰，知名度算不上很高。他任内另一政绩，是主持修建水势汹涌的大渡河上的那道铁索桥，还请来康熙帝亲笔题字“泸定桥”。这一座关和一道桥，足以让他雁过留声了。
　　重庆与泸定，相距千里以上，但设渝关以利征税，修铁桥方便行旅，两者并非毫不相干。
　　原来，明清易代纷乱之际，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一带成为各方拉锯主战场，战火绵延三十余年，社会民生惨遭浩劫，昔日天府之国，几乎到了十室九空、千里无人的地步。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实行减免钱粮、鼓励移民入川垦荒等休养生息政策，极力重振四川经济。
　　经过多年恢复，四川耕地数量大增，以重庆地区为例：康熙十年（1671年）重庆府可耕地仅12.4万亩，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达584万亩，到雍正六年（1728年）更多达1260万亩，此后长期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下。自康熙朝中叶起，即能泰任职四川前后，川粮又开始大批外运。同时，川盐、滇铜、黔铅等西南地方特产，也要经川省水陆两路调运至中原内地。
　　为此，清前期历任四川督抚对川江（宜宾至宜昌段长江之通称）、嘉陵江、岷江及其支流河道相继作了整治，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和长江南岸一些支流小河，也逐渐得以开发通航。大渡河为岷江最大支流，能泰之督造泸定桥，应是该时期川省航路大规模基建工程的一部分。
　　随着地方经济复苏以及航路疏通整治，四川境内长江流域的保宁（阆中）、顺庆（南充）、合州（合川）、绵州（绵阳）、遂宁、泸州、内江、资州、嘉定（乐山）、叙府（宜宾）等州府县，逐渐成为地区商业中心城镇，促成了清代川江航运的大发展，推动号称“三江总汇、巴蜀咽喉”的重庆港转口贸易重新兴盛，并最终确立其川江航运的枢纽地位。
　　据乾隆年间刊行的《巴县志》记载，乾隆初年（1736年后），重庆城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荟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俨然已是长江上游各省的商品集散中心，又是连通全国的长江东西贸易的西端起点。
　　回想此前三十年，四川巡抚能泰力主在此设立渝关管理船运兼征商税，实属颇有先见之明。
　　乾隆初年，重庆城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荟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
　　天生重庆 铁打泸州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华蓥山南麓，恰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左挟右带，控驭便捷”，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史料记载，该地周朝时为巴国国都，秦时为巴郡郡治江州县，隋唐宋三代通称为渝州。“重庆”一名，最初启用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距今将近830年。
　　据说战国时大纵横家、秦相张仪先在此筑城，汉代则有“江州城固而粮多”之誉，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李严修建之大城，周长十六里，规模可以想见。但因农耕条件远不如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也比不上川北嘉陵江中游地区，其政治地位历代时有起伏，经济文化更长期落后于成都，隋唐五代至北宋的数百年间，竟作为朝廷贬谪流放罪犯之地。
　　到南宋中前期升格为重庆府后，一来周边地区逐步开发，二来适应宋金南北对抗之需，朝廷逐步将四川的政治、军事、财政、司法等机构都集中于此，故经济实力增强，工商业渐次兴盛，人口日益密集，城区也有所扩张。重庆这才开始了从功能单一的军政之城，向集军政、经济、文化、交通于一身的综合性城市演进的过程。
　　南宋晚期，四川是抗击蒙元大军的主战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拼死抵抗达40余年，不可一世的蒙哥大汗（元世祖忽必烈之长兄）更命丧重庆以北的天堑钓鱼城下。但常年的争战与围困，极大破坏了重庆的社会生产，人口大量死亡或逃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即南宋覆亡及钓鱼城陷落11年后，元朝中央户部统计的重庆路在籍人口仅22395户、93535口，即使加上大约相同数量的流散人口，也只有南宋正常年份的20%~25%。
　　自元至明代中期，元气大伤的重庆及整个四川经济，都未能恢复到宋代的水平。但重庆的军政地位，却一如既往地重要。它一直是元朝四川南道宣慰司和重庆总管府的驻地，又一度为四川行省的驻地。元末，四川义军领袖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以重庆为都城。明朝初年设重庆府和重庆卫，明将戴鼎在宋代城池基础上，顺山势筑石城，居高临下，俯视江心，时人将之与地势相若的泸州（长江与沱江交汇处）相提并论，有“天生重庆，铁打泸州”之叹。
　　由于明廷在重庆府、卫及各州县驻扎大量军队，以控制川东、贵州，加上统治机构官吏众多，重庆人口不断聚集，周边农业耕作进一步开发，城市商业再度兴旺。据记载，明代四川的田粮额数，成都府31州县约为157729石，重庆府20州县及5土司则约为344497石，后者超过前者一倍以上。《明史·食货志》所提及的全国工商业较发达的30余个城市中，重庆榜上有名。
　　货满川江 西南易主
　　清代的重庆之所以能成为一座公认的商业都市，其以航运、贸易为首带动的工商百业的迅速成长，无疑最为重要。
　　自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长达230年间，以往屡经战火蹂躏的重庆城，再没有遭到过重大战事或民众暴乱的直接冲击。相比之下，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广州乃至汉口、武昌等中东部大城市，都没有如此幸运，尤其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的晚清70年间，它们所受的历次劫难，每每令人扼腕。
　　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给了重庆后来赶上的良机。继康熙朝之后，重庆及整个四川的经济复兴在雍正（1723~1735年）、乾隆（1736~1795年）两朝得以持续。其时川江水运相当繁忙，外运出川的货物，以川粮为第一大宗，据估计，每年沿江东下的商品米粮，约有150万石左右。
　　乾隆《巴县志》称：重庆为四川运粮船“换船总运之所”，城区上下的津渡大都为转运粮食的“米口”，嘉陵江沿岸的炭坝渡等16处津渡，就有“米口”9处，长江的溉澜溪等9处津渡则全为“米口”。
　　乾隆年间，川盐年产量达到1.6亿余斤，大量食盐经水路运抵重庆，除本地销售外，主要通过綦江、乌江运至贵州，也有部分运往湖北西部销售。嘉庆朝（1796~1820年）以后，沱江流域逐渐成为新兴的产糖区，川糖除省内销售外，大多沿长江经重庆转口到湖北一带。
　　每年经重庆港外运的滇铜、黔铅数额也相当庞大，有些年份在数百万斤以上。另外，丝绸、夏布、山货、药材等川省传统外销品，经重庆运往内地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自长江下游上溯的商船，则将江浙、湖广一带的原棉土布及苏广杂货等运抵重庆，转销四川各地与云南、贵州，甚至远销缅甸一带。
　　因此可以推测，至迟到乾隆年间，重庆已成为一个水运极为繁盛，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商业都市了。
　　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专著享誉学界的美国学者施坚雅（1925~2008年，曾到四川实地调研考察）则断言：19世纪20年代，成渝两地的城市地位明显颠倒过来，到了90年代，重庆是名副其实的西南经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