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都市——1950年代上海》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张济顺近二十年论文的合集，以“社会与文化”为研究视角，从基层政治动员、文化体制转型等方面讨论国家对都市社会日常生活的控制与基层社会的反应。篇幅所限，在此主要介绍《时尚不再：别了，好莱坞》这部分。

好莱坞电影曾经在上海文化消费领域称雄数十年，培养了这座城市观看西方电影的日常生活习惯，影响甚重。尽管1950年代的上海迅速摘去了“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等帽子，但 “香风毒雾”“糖衣炮弹”还有大众文化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对上海电影业体制进行变革，开始并没有完全禁止好莱坞电影，只是从1950年5月1日起实行限制原则，“放映美帝影片的日数，按月最多不超过两星期”。虽然放映受到限制，不过《美人计》、《卡萨布兰卡》等好莱坞经典影片依然能看到，《出水芙蓉》甚至一度成为上海票房冠军。当时上海影迷流行着一句话：“早上唱《国际歌》，晚上看贝蒂·赫顿”。

为了清除西方电影大毒草，改造小市民的观影趣味，政府加强了舆论引导，例如1950年6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大众电影》将严肃的政治宣教通过活泼的形式呈现，用选择题的方式提高观众的鉴别力，其中关于《魂断蓝桥》的三个答案是：1.暴露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2.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黑幕的，3以寻找不出真实根源的悲剧来曲解生活真相的。正确答案是第三项。

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快了禁绝好莱坞的步伐，报纸杂志发起了声讨好莱坞电影的浪潮。在大批判中，由好莱坞影迷现身说法，比如《美帝影片浪费了我的少年时光》、《我曾经疯狂的迷过贝蒂葛兰宝，现在挣脱了美帝影片的魔掌》。《大众电影》分三期发表著名演员黄宗英的长文，描写了一个因为迷恋好莱坞电影而荒废学业的女孩子的觉悟过程，引用了这个女孩子的信：“（资本主义文化）充满悲观、色情、神秘，企图掩盖他们政治上的失败与腐朽；（苏联电影）使我心灵洁净，又扩展了我们的知识，更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确信一切黑暗和反动势力将会被我们打垮。”1950年11月，全上海影院响应巴黎大戏院职工的呼吁，纷纷向上海文化局提出停映美国电影的申请，12日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发表声明，14日起停映所有美国电影。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文汇报》即刻停止讨论，一致声讨美帝。

好莱坞电影被扫地出门，但是电影经营者 “在商言商”，仍然想方设法多放映“打得结棍、苦得厉害、既轻松又紧张”的香港片。上海小市民阶层转而追逐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电影“投影”的香港电影，而夏梦、石慧、陈思思等成为新一代的梦中情人。《远古的都市——1950年代上海》作者张济顺是上海老城厢张家的后代，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对作者来说1950年的上海不是一段冷冰冰的历史。在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之外，作者善用个体记忆与作为上海人的集体记忆来描摹感觉层面的历史，比如用细节表现上海人对香港电影的狂热，每逢香港电影上演，有冲破大门的，有踩坏座位的，有因购票挤伤送医院的。上海影迷说：“千方百计为‘一计’《美人计》，三日三夜为‘一夜’《新婚第一夜》”。直到1963年，除了内地与香港合拍的影片或者香港独资的戏曲片外，香港故事片在大陆停映，上海影迷的狂热才偃旗息鼓。

1949年是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历史又不是完全断裂的、泾渭分明的两段，《远古的都市——1950年代上海》展现了上海大众文化的转型与延续。如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