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22中央官员空降地方|163

进入8月，来自中央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副部级官员，调任地方进入密集期。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空降安徽，任安徽省委常委、副书记;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空降广东，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空降江西，任江西省委常委。 8月刚过去一半，就有3位副部级官员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担任省委常委。

京官“空降”地方有何优势

翻看十八大以来赴地方任职官员的履历，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绝大多数官员此前长期在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任职，仅毛伟明等少数官员拥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

地方治理的经验对于治国理政能力的培养和锻炼甚为重要。在古代，诸多京官起于县郡，原因也是如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处于转型期，“中央官员有更宽阔的视野，站位也比较高，对主要大政方针把握得比较准确，所以，让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则认为“央地互动交流”能直接促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 ”

离京高官大多数为60后

2009年下半年，中央发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其中特别强调要 “推进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在此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以省部级干部调整为标志的干部交流力度明显高于往年。

统计显示，在此轮官员“央地互动交流”过程中，60后逐渐成为主力。汪玉凯表示，国家是要培养年轻干部，“50年代出生如果不是正部级也会慢慢退休，60后成为领导架构的主力是必然趋势，所以选拔这些官员，相对年龄比较小，有一定培养前途，同时能在地方接受一些锻炼。 ”

在胡仙芝看来，干部年轻化是事业发展可持续的一项制度安排，而中央部门的一些优秀干部长期在中央部门工作，客观上更需要得到地方工作的锻炼，才能拥有更全面的工作能力和更丰富的工作经验。“所以，央地干部交流中基本上都选择同一个层级中具有年龄优势的中青年干部。这也是干部成长的客观需求和规律性选择。 ”

来自纪检监察系统官员居多

22位调任地方的中央部委官员中，有5位来自中央纪委、监察部，他们到地方后依然担任纪检等相关职务，其中又以担任省纪委书记的居多。

纪检系统的大规模 “空降”成为十八大以来人事调整的重要特征。在胡仙芝看来，“纪检监察官员交流任职偏多，这种现象与我国当前中央重拳治腐的大环境基本相适应，这也说明了我国各地打击腐败治理贪官还远没有结束，中国治理腐败还继续在路上。 ”

调往东部的官员最多

22位离京官员中，调往东部沿海地区的有9人，数量最多。之所以调往东部的官员比较多，在胡仙芝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十八大以来，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等地调往中央的高级官员比较多，这些岗位造成的空缺不会全部从地方填补，派京官任职顺理成章。

其次，与当地的反腐倡廉有关，“某个地方因腐败抓了一批人，可能容易发生窝案、串案，不适合在当地选拔官员，这个时候就可以派高素质的京官到地方，对地方的工作开展更有好处。 ”

“在反腐败以及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面临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个情况下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地方官员选不好会影响当地的整体发展战略，所以选调一些经过考验的、比较廉洁的，有能力的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的发展意义重大。 ”汪玉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