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杀奸淫

日军在安徽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对安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在安徽的主要城市中，日军烧杀奸淫横行无忌。

在安庆。日军1938年6月12日进城之时就滥杀无辜市民行人200余人，大街小巷，死尸累累。强奸妇女的恶行，无日无之。为制造恐怖气氛，日本宪兵穿着便衣，在汉奸带领下在城乡滥捕滥杀“中国兵”，只要他们认为像“中国兵”的青壮年，就将其抓走，或施以残酷刑法，或交给新兵当活靶子，用刺刀戳死，然后推入江中，随江水漂去。宪兵队主管人员在工作调动时，不愿把被关押人员留给继任，全部杀害了事，名曰“清号子”。日本投降后，在宪兵队队部发现的被害人“良民证”就装满了两箩筐，没有良民证的被害人无计其数。安庆市民视宪兵队所在的吴越街为虎口魔窟，不敢走那条路。

在合肥。日军1938年5月14日占领该城时，在12架飞机掩护下，从德胜门、小南门入城。居民向西、北方向奔逃。日军尾追其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射击，街道小巷内横尸遍地。北门外石桥桥面狭窄，市民蜂拥上桥，夺路而逃，日军用机枪扫射，桥上桥下填满尸体，河水为之断流。 16日，日军挨家挨户搜捕中国士兵，青壮年男性只要是剃光头或平顶头的，或穿灰、绿、蓝色衣服的，都被抓到苗圃、卫衙大关等地集体屠杀，有5000人惨遭杀害。合肥日军警备司令古性与三郎，公开宣称自己有杀人瘾，一天不杀人就感到难受。有一次，他下令将掳来的200多名难民，用铁丝穿手心、锁骨，押到南门外，指挥日本兵先用刺刀戳小腿，然后割颈椎。许多人因为喉管未断，不会很快死去，呼号惨叫，惨不忍闻。在占领合肥期间，日军经常在夜间突击检查户口，凡认为是形迹可疑者，就抓进宪兵队，被抓进去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日军强奸妇女的兽行令人发指，他们经常三五成群，持枪到城郊农村奸淫妇女。

在蚌埠。日军1938年2月2日占领该城后，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继2月18日制造黄柏郢惨案后，6月2日 （端午节）又在城西郑郢村制造惨案，残杀平民 20人，烧死 1人，烧毁房屋500间。

在芜湖。从日本官方宣传机关同盟社特派战地记者发表的消息可知，攻占芜湖的日军为：长冈部队、富士山部队、小酒井部队、野副部队、小池部队、浅野部队、片冈部队、井泽部队。日军1937年12月10日占领芜湖后，首先占据赭山顶上的芜湖中学，在那里设立日军司令部，并在全市占领高楼据点，构筑工事，其后又在铁路、江边码头等处构筑坚固工事，置江城人民于罪恶的枪口之下。日军见市民稍有不满举动，即行枪杀；见有驶往长江对岸的民船，就用机枪扫射。仅在1938年一年，市区万字会统计被日军残杀的同胞留下的遗体，即有997具。日军进城不久就建立了“皇军慰安所”，抓去许多妇女供日本兵糟塌。

外国记者哈罗德·约翰·廷珀利在1938年出版的《侵华日军暴行录》（JapaneseTerror inChina）中，记录了日军在芜湖的残暴行径。

廷珀利是澳大利亚人，先后任路透社、美联社和《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他写道：“芜湖是长江流域一个相当繁华的商埠，距南京58英里，距上海263英里，约有人口14万。 ”接着，他公布了一位在芜湖的外国传教士1937年12月30日写给他的信：“日本兵对尚未撤退的少数中国士兵，极力进行摧残。对于不能满足日军苛刻要求的平民，也同样如此。任何试图驶往对岸的民船或舢板，都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 ”“（日军）占领芜湖后的最初一周里，暴徒们滥杀无辜，恣意抢劫，其酷烈程度远远超过我在华二十年里所经历过的任何事变。 ”这位正直善良的传教士，在12月30日的信中写道：“芜湖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所以情况尚不似其他多处那样严重。日本士兵似乎特别注意搜索和强奸妇女。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保护妇女就成了我们的主要活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