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可 编辑|史毋意 监制|张鹭

抗战时期，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护特殊时期的社会运转。然而，战时国民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

除军费支出大幅增加外，中国财政紧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等沿海地区相继落入敌手，国民政府的三大税收来源——关税、盐税和统税（民国时期的一种消费税）——大都落入敌手。

在全面抗战开始前的1936年，国民政府这三大税源收入分别为：关税36900万元，盐税22860万元，统税15600万元。到1939年，关税收入只有8600万元，锐减77%；盐税收入10100万元，减少56%；统税收入9100万元，剧减42%。（数据来源：金普森《外债与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且国民政府能拿到手里的数字，还在一年比一年减少。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始终徘徊在70%至90%之间。为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国民政府除对内采取一些特殊经济手段和政策外，另一个卓有成效的办法是向国外借款。

苏联与法国率先借钱给中国

根据吴景平、宓汝成、金普森等学者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总共借了25笔左右外债，外债总额约在11.6亿至12.6亿美元之间（其中，英镑按当时1：5的汇率换算成美元）。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强国，是向中国借款的主力军。荷兰、捷克、比利时等国，也曾向中国提供小数量的贷款。

最早向中国伸出援手的，是苏联和法国。彼时，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明哲保身，对中日战争形势采取观望态度，不愿参与其中。苏联为了避免被德国和日本两面夹击，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斯大林曾明确表态：中国将继续得到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包括弹药、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

1938年3月至1939年6月，苏联先后同中国签订了三次易货贷款合同。所谓易货贷款，是指中国无需用现金还款，而是用某些货物根据售价抵付。

中苏三次贷款合同总额为2.5亿美元，年利率均为3%，期限分别为5年、5年和10年。这些借款均用于中国在苏联购买军火和物资，中国则以茶叶、皮革、兽毛、丝绸等农产品，以及钨、锡、锌等矿产品偿还。

中国与苏联的这三笔易货贷款，是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最早获得的大额外债援助。这几笔借款在苏联所购的战备物资，经过西北交通道运至中国，无疑给当时孤立无援的中国提供了巨大支持。

1938年4月，法国也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借款合同，资助了战争爆发后新修的第一条铁路——湘桂铁路。合同规定，法国将为中国修筑湘桂铁路南镇段提供共计1.8亿法郎的材料和工款，并与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共同提供工程所需款14.4万英镑（其中法方承担49%）。1939年底，中法又达成了叙府-昆明铁路借款合同。这两次借款的年利率都是7%。

在中法铁路贷款合同中，国民政府被要求以盐金、铁路财产及其收益等作为担保，还在工程技术等方面做出让步。在抗战时期中国外债合同中，这属于要求比较严苛的一份。

然而，苏联和法国对中国借款合同都没有履行完，就被迫中止了。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加剧了苏联的危机感。于是，苏联转而与此前曾发生军事冲突的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条约中甚至列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款。从这时起，苏联开始疏于履行对中国的借款合同。

签订于1939年6月的第三次中苏借款合同，数额从5000美元增至1.5亿美元，但苏联对工业品的运送发货迟迟不能到位。到1941年，德国侵犯苏联，苏联索性中止了合同。那时，第三次合同中信贷的实际动用量还未到预订数额一半。

同样，随着欧洲战局逐渐恶化，法国在1940年6月因军事失败而向德国投降，维希傀儡政权奉行亲日疏华的远东政策。自顾不暇的法国，无力继续向中国借款。1940年签订的叙昆铁路借款合同，也很快中止。

美国从观望到行动，为牵制日本而积极援华

随着战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美国国内反对孤立主义、中立政策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主张援助中国的舆论，终于形成一股势力。同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银行家陈光甫等人，也都在尽力游说，希望能为中国争取到美国的财政支援。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积极主张给予中国财政支持。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函中，力陈己见，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支持，长远来看，实际上是保卫美国自己的和平。况且，美国只需“承担略高于一艘战舰的价值”，因此没必要在这样一笔钱上吝啬。

1938年10月31日，武汉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发表了《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这实际也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此举终于让美国方面意识到，“掠夺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只能由中国或其他国家来阻止。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日本直接对抗。

11月30日，罗斯福终于批准向中国提供贷款。第一笔贷款签订于1939年2月，一般被称作“桐油借款”。它的性质与中苏易货贷款一样：中国将以运销美国的桐油价款抵偿借款。这笔借款用于中国在美国购买农工产品，但不能购买飞机和军火。

“桐油借款”合同虽然只有2500万美元，但却在中国承受最严峻军事压力的时候到来。时任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评价道：“此款成立于我国最倒霉之时，其富于政治意义至显。”日本方面显然也读出了美国支持中国抗日的意味，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对此表示“深感遗憾”。

之后，从1940年到1941年间，美国对中国的三次借款，俗称锡借款、钨砂借款和金属借款，交易范围也已扩大到可以购买美国军品。

1941年，美国通过了旨在援助盟国的“租借法案”。此法案是战时特殊产物，与其说租借，不如说是无偿拨用，是二战中同盟国之间一种特有的军事经济关系。租借法案本施用于欧洲，在蒋介石请求下，罗斯福明确表示，中国也将在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内得到美国援助。

美国对华力度最大的财政援助，在1942年3月签订。这份信贷合同规定，美国将贷款5亿美元给中国，用以稳定社会经济形势、抑制通货膨胀，资助一切必需品的生产，最终目的是增强中国对敌作战的力量。

但国民政府对这笔信贷的利用大打折扣，不仅无法根治吏治腐败、经济凋敝问题，也让美国人对中国政府颇有议论。到1943年11月，蒋介石继续向罗斯福提出10亿美元援助请求时，罗斯福便以国会难以批准为由拒绝了他。此后，美方也没再应允蒋介石这一请求。

英国对华借款态度消极，只为自保

相较于美国，英国在国际事务中更保守，也更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1938年，当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驻英大使郭泰祺等人，与政府试探性商讨贷款问题时，总是只能得到英方口头“同情”，或是类似“援助办法正在研究”这样的搪塞。实际上，英国惦念着自己在远东领地（特别是香港）的安全，因此并不想“惹恼”日本。

与此同时，英国又很注意维持法币在中国对英镑的汇率。因此，英国曾在1939年3月和1941年4月，分两次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每次各500万镑。

英国对中国的信用贷款，始于滇缅公路。1939年3月，中方向英方洽购通行在滇缅公路上的车辆。英国也恰好乐于通过这样的“善意合作”向日本表态，以示不会因为日本威胁香港而影响自己的独立行动。

这笔购车借款，最终数额为18.8万英镑。但这些车辆远不足用，于是，同年8月，国民政府和中国银行，又与英国贸易部签订了一份额定量为289.5万镑的借款合同。这笔借款与前述购车借款，一般被合并视为抗战时期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信用借款。最终，都以中国国民政府发行库券或债票的方式偿还。

在中国和英、美等国正式结盟后，在是否贷款给中国的问题上，英国仍然犹豫不决。顾维钧与英国政府几度磋商，英国才应允提供不超过5000万镑的贷款，并试图以战后中国关税收入作为担保。国民政府无法接受英国这一企图干涉战后中国财政的附加条件，双方最终磋商无果。

在中美5亿信贷合同落实后，英国政府态度有所放松，但仍强硬要求贷款款项的用途由英国控制。这一要求再度遭到国民政府代表拒绝。

此后，又经过两年协商，1944年5月，顾维钧和英国外相艾登，才终于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1944年5000万镑信贷”合同。这一合同是中国让步的结果，中方实质上接受了英方将贷款主要用于稳定法币汇率的要求，只不过在说法上有所折衷。

然而，“5000万镑信贷”合同签订过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宣告结束。彼时，英国政府还未向中国拨付分文。这笔信贷实际上只动用了800万镑，而且是用于支付中国掩护英军撤往印度后派远征军入缅甸的补给费用。

贷款实际动用量不一，借款也有负面影响

借款合同签了那么多，真正借到中国国民政府手里的钱有多少呢？据吴景平、宓汝成等学者研究以及笔者计算，三大国中，苏联贷款的实际动用量约为70%；美国约为97.8%；英国最低，仅有26.7%。其中，苏联贷款，全部落实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两国，则在太平洋战后爆发后才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

在收到来自外国的援助后，中国为按时还钱，一直在全力统购农矿产品和各类战略物资抵偿贷款，并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运输工具，将货物运输出境。截至1947年底，国民政府已陆续偿还了抗战期间全部易货借款的70%左右。

来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财政支援，有力支持了中国抗战，也让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进程联系得更加紧密。但是，一些贷款附加条件，也使得中国经济不得不受制于人。

例如，为偿还易货贷款，中国特矿生产和贸易的主权实际上被削弱了。按协定如期交付偿债产品，导致国民政府无法按照国际市场实际需求来调整出口量。这使得中国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和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

此外，外汇平准基金依赖英美贷款而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均有英美代表参加，这也使英美牢牢掌控了法币的外汇汇率。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制于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