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妇女与男性一样，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走向战场，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公众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战争改变了妇女，妇女的参与也改变了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四川，特别是成都的妇女，身处抗战大后方，却活跃在抗战的各个战线上。
　　走向前线的
　　成都女性
　　八年抗战中，有不少四川女青年，勇敢地奔赴华北、华东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同男儿们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不惜血洒疆场。全国闻名的赵一曼就是其中之一。
　　赵一曼1905年出生在宜宾市白花镇白花场村，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受伤被捕。赵一曼忍受了日军的残酷刑罚，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
　　像赵一曼这样走向战场的四川妇女有许多。一支女青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由11人组成，从成都出发，沿途张贴抗日标语、壁报和漫画，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演唱抗日歌曲、慰劳伤病员，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战地服务团在安徽途经许村新四军驻地时，受到了陈毅同志的亲切接见，并按照陈毅的指示在第三战区深入进行抗日宣传。她们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白天向群众宣传，同友军联欢，慰劳病员；晚上去识字班、歌咏队当教员和印识字课本等。战地服务团在安徽前线工作了3个月后，一部分人参加了新四军，一部分人去了延安。
　　走上街头的
　　成都女性
　　据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抗日战争卷上·救亡图存》等资料，七七事变爆发后，成都市即成立了成都市妇女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妇抗”，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到近600人。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妇抗”发动中小学教师学生多次集会，向城镇居民、农民、妇女儿童作街头讲演，演抗日剧、唱抗日歌曲，座谈抗日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进行家庭访问，了解妇女的生活、思想、疾苦，办妇女训练班，进行抗战、妇女解放、文化等宣传活动，深受欢迎。女学生们和青年女知识分子组织各种读书会、研究会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研究抗日理论，演街头剧、散发抗日传单，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办各种妇女夜校、识字班，给前线抗敌将士写慰问信。
　　妇女们发挥心灵手巧的特点，缝制棉衣、袜子、内衣等直接运往前线，《新新新闻》刊出的“各界热烈爱国，女青年会制就内衣数百”、“妇女劝募团，成公女生赶制棉衣”、“省妇女会函各县速成立一会，尅日组织妇女劝募团——金银硬货一律募集，济国家金融之急”等等关于四川妇女踊跃募捐、赶制棉衣、支援前线的大量新闻见证了这个爱国浪潮。
　　据统计，1937年10月13日，捐内衣400件，成都市商会捐棉衣两万套。10月17日，“省女中”同学亲手制就背心1000件。11月19日，成都将一批皮棉背心2.5万余件，运往前方……1938年9月23日，全国征募寒衣委员会成都分会成立，10月底成都募集寒衣25万件。
　　募捐义卖的
　　成都女性
　　随着战争的持续，前方物资开始出现匮乏，成都妇女界开始发动募捐：“有钱捐钱，有物捐物”，很快形成了募捐义卖的高潮。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记载，1943年12月，冯玉祥将军来成都呼吁募捐和进行义卖。“有一天在川大进行募捐，冯将军的演讲激动人心，川大师生深受感动，一名流亡的女学生当场就把自己身上穿的毛衣给捐了出来。这一举动，激励了许多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她们纷纷捐钱捐物，并且规劝其他的学生也捐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944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节约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体育场举行。川东某县一个小学生身上脱下来的毛衣，被唱川剧的静环女士以5000元的价钱买走；一件2万元的貂皮大衣被电影院的一个女演员买走；老太婆杜玉珍以1万元买了个扑满，陈雪君小姐以4万元买了一方端砚……”
　　仅1938年到1940年间，全川共捐制寒衣160余万件。1943年重庆发起捐献“妇女号”飞机募捐运动，各地妇女纷纷响应，至9月就捐260余万元，计飞机13架。1944年6月，内江各界妇女还将献出的近400个金戒指镶成一枝梅花（国花），表示爱国抗战的决心。自贡妇女将金项链、金戒指组成一幅有飞机、坦克、战舰及一个很大的“爱”字的图案，表示姐妹们献金购买武器，保卫祖国。
　　文/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