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段从学教授解读现代白话文的兴起

今天，如果某人开口不离之乎者也，读书只看经史百家，作诗必讲韵脚，写文只用文言，大家怕是只会觉得这人奇怪、标新立异，决计跟正统无关。

然而在一百年前，白话却是典型的“非主流”，作文写信，哪怕非全文言，也是半文半白，以文言为主。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段从学介绍，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也是白话文逐渐成为“国语”，成为大家承认并使用的交流工具的过程。

《新青年》凸显大众力

段从学介绍，其实从晚清开始，白话文就已经在推广了。但在那个时候，白话文依旧被打上“市井”的标签，是属于普通大众的通俗语言，而与上层社会或者说是文化人使用的官话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就像明清时候用白话写的章回体小说，总是在读书人眼里是不入流的。

“这个推广是注定要失败的。语言被打上了阶层的符号，一开口，一写文就发现我和你是不同的，我没你有地位，这是从语言上体现出的不平等。”

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新式学堂逐渐兴起，招收的学生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文言教学和写作，到1915年，十年时间，这批新成长起来的学子有了对新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渠道的需求，而使用文言表达的老一辈人，正好到了逐渐退出的时候，一个明显的空白地带出现了。

此外，当时经济的发展也逐渐导致了“大众”的崛起，城市的发展，人口的集中，都导致了“众人”的力量不容被忽视。段从学说：“这在当时的西方也是如此，比如波德莱尔就在《告资产者》中毫不客气地说到：‘资产阶级，这本书是献给你们的，因为你们就是力量，你们就是绝大多数。”中国的大众成长起来以后，也有了自己的要求，虽然还不明确。所以类似《新青年》（创刊时为《青年杂志》）这样的刊物一旦出现，就很受欢迎，滚雪球般越发壮大，影响力随之与日俱增。

段从学说，“《新青年》的诞生是在这个气候中孕育产生的。”

提倡白话的那些报纸

《新青年》集中刊发白话诗文，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新青年》等这一批刊物刊发的，还不仅仅是文章用白话写，更主要的是表达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都是当下的、现代的。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读者从中读到的，就是反压迫，渴求平等，这就是一种现代人的观念表达，和以前传统的白话章回体通俗小说不一样，也和文言文写就的“XX，XX也”有本质区别。

段从学曾关注过那个时候的报纸刊物情况，其实那个时候的报纸刊物有新潮的，也有市民小报，登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有新旧杂糅的报纸，例如成都的《华西日报》。

胡适在上海期间，就有看报纸的习惯，并且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报纸文章，不写古文。“胡适的文体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下来的，用简单的话讲明白道理。”那个时期，报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让普通读者有更多渠道了解，也为一大批学者文人提供了谋生的渠道。“在当时北京、上海等地，报纸给稿费的。像老舍那个时候的稿费是千字5块钱，当时的普通巡警每月只有7-8元，中学教师一般是每月30-50元，高一点的挣70块钱。如果多写写，见报的文字再出书挣个版税，那养家是没问题的。”

然而，在抗战以前，四川的报纸多，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刊物没有。抗战时期，一大批文人内迁到四川，办了一批刊物，例如萧军等人办了“新文艺副刊”，才改变了这一面貌。

胡适“创造”新国语

关于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普及，段从学的观点是，白话文的推广更依赖于将之作为“国语”推广开来。“胡适有个观点很有道理，不能把白话和官话分开。将白话文作为统一且被所有人认可的‘国语’推广，才是关键。报纸刊物更多的是一个补充。”

胡适有个观点，语言是由文学家创造的。所以推广国语，编写国语教材的时候，都是胡适、刘半农、沈从文他们在亲自操刀。“他们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将他们对这个语言的标准、见解都灌注在里面了，然后借助教育部门权威之手推广开来。”比如他们提倡“言文合一”，国语教材也是按这个标准来的。1922年左右，国语教材开始大规模推广，甚至湖北和安徽交界地方的乡村小学里，都用的是新的国语教材，人手一册《冰心文学》、《鲁迅文学》。

这个推广大致是按从东到西的方向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的，在其他地方都使用新教材的时候，四川依然有浓厚的复古风气，不普及白话教材，甚至连外语教学也不普及。

段从学举了个例子，何其芳到成都后，一度受到教经史百家的教师排挤，很是生气。而这一现象，也是在抗战中才得到改变。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