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1857－1931

　　成都“五老七贤”之一，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人。他是我国近代较早向西方学习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检讨。1894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提倡民主共和。回国后，参加维新组织“强学会”，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回川后兴办实业、开办报纸、昌盛新学，声誉卓著。
　　10月26日，被列入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计划”，历经两年抢救整理的大型省志丛书《重修四川通志稿》，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部共62册的通志，尘封80多年，这是该志手稿首次出版，填补了清嘉庆后至民国前期百年间四川无省志的空白。鲜为人知的是，《重修四川通志稿》的主纂者宋育仁先生，静静躺在成都三圣花乡幸福梅林已经84年。重修四川通志，不过是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作品。
　　1.
　　少年成名
　　倡维新挥斥方遒
　　宋育仁咸丰八年戊午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元1858年12月27日），生于四川省富顺县倒石桥（后为仙市镇大岩村所辖）。
　　宋育仁5岁丧母，11岁丧父，随伯父读书于广汉，15岁为童生，18岁中秀才。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督学四川，在现在的成都文庙街西侧石犀寺旧址正式开办了尊经书院。尊经书院学生从全省选送的3万多名生员中择优选拔，宋育仁被第一批选入。尊经书院讲学主张“微言大义”、“通经致用”，宋育仁深受影响。1880年至1885年之际，当廖平写出《今古学考》，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时，宋育仁亦写出《周礼十种》，其中的《周官图谱》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的托古改制思想就渊源于廖、宋。
　　尊经书院造就了一批“蜀秀”，其中，富顺宋育仁、绵竹杨锐、井研廖平、名山吴之英同称“尊经四杰”，宋、杨二人尤为突出。
　　1886年春天，29岁的宋育仁成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的三甲第46名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充作庶吉士。宋育仁既鄙视守旧派，也不轻信洋务派，1887年，三十而立的宋育仁完成了《时务论》初稿，开创了“复古即维新论”，朝野注目，其维新著作风行一时，被人们称为“新学巨子”，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脚印。《中国史稿》里，对宋育仁改良主义的观点从三方面作了专门介绍：第一，不满于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第二，要求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第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寻常的见识，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
　　2.
　　书生奇计
　　险重写甲午风云
　　1891年.宋育仁写出了专论外交的《时务论外篇》，“颇得要领”，经礼部尚书孙毓汶举荐，1894年初，37岁的他以参赞名义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宋育仁来往于巴黎、伦敦，出入于英国议院、学校和社会工商界，着意考察西欧诸国的社会风俗、文教制度、政治生活等，写成《采风记》四卷。他对于西欧国家两院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英国君主立宪制度颇为赞扬。对社会风俗、宗教、法律等，也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
　　《采风记》出版后影响极大，蔡元培曾经在日记里称宋育仁此书“宗旨是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代行其职。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北洋水师黄海覆没后，宋育仁大胆设想出奇兵反败为胜。一件难以想象、近乎传奇的惊人行动，在这位书生的策划下，竟然发生了：宋育仁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计划购英国原卖与智利和阿根廷的兵舰5艘、鱼雷快艇10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突袭日本，以此扭转乾坤。宋育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借船款200万英镑、战款100万英镑，买舰募兵。很快兵将都招募齐备了，真把这乍看不可能的奇谋，搞到“炮械齐备，整装待发”了。然而此时清廷已决定与日本议和，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计划胎死腹中，宋育仁只能“望洋而叹，无可奈何”。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到外国人士。所以，朝廷处理这事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组成中国第一个维新改良政治团体“强学会”，宋育仁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强学会遭顽固派弹劾被迫解散后，宋育仁又单独上书恭亲王奕忻，率先提出改革财政、废科举、改学校等变法措施，又遭到阻挠不被采用。
　　3.
　　经世致用
　　回四川一展抱负
　　在京中无以施展的宋育仁终于在1896年初，由翰林院编修张伯熙保奏回四川办理商务、矿务。宋育仁回川后，在重庆设商务局，兴办各类实业公司，先后开办洋车、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砂等公司。宋育仁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权利”；所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这些主张和政策，大大推动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时在重庆、成都、泸州、嘉定、江北、遂宁等地，民族资本实业纷纷开办。
　　宋育仁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又着手创办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1897年10月，他在重庆白象街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旬刊），由此成为巴蜀报业第一人。1898年，宋育仁到成都兼任尊经书院院长，又同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人，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报刊《蜀学报》，并附刊《蜀学丛书》，介绍英国议会章程、西方工商业法规、西方教育制度，翻印《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宋育仁还亲自为《法意》作注，写出《法意钞案》。
　　宋育仁还联合潘祖荫、邓镕、吴之英等，于1898年5月在成都发起成立“蜀学会”，与杨锐、刘光第等在北京建立的“蜀学会”相呼应。时值戊戌变法进入高潮，一时间，四川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成了宣传维新思想、鼓吹维新变法、培育维新人才的大本营。宋育仁不仅在尊经书院大讲新学，增设新课，而且推动各地兴办了多种新式学堂。1897年成都办起“中西学堂”，1898年，重庆也设立“中西学堂”。在此影响下，四川各地纷纷创办新学校，如江津创办“西文学堂”、“算学堂”，遂宁创办“经济学堂”，蓬溪设“崇实学堂”等。
　　4.
　　戊戌之殇
　　泪冷官场归东山
　　1898年，宋育仁虽远在成都，却密切关注着北京的戊戌变法运动，与杨锐、陈炽等人函电往来频繁。变法失败后，宋育仁虽未直接受到株连，但也被罢商务大臣职，回京赋闲。辛亥革命后，1914年，宋育仁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拘于京师步兵营数月。
　　血洒京城的“戊戌六君子”中，四川人杨锐、刘光第是宋育仁的同道和好友，后者还是他的富顺同乡；而辛亥革命的血与火，也不是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的宋育仁所赞同的。宋育仁的悲痛难与人道，便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他返回成都，寓居少城锦江街，成为成都颇有名望的“五老七贤”之一，在息战、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上倾力而为，尤其为四川的文脉延续，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1916年，宋育仁被廖平邀为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主讲，后任校长并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创办“专为发皇内圣外王之道，以见国学之博大精深”文章的《国学月刊》，共出版23期。十余年间，饱经沧桑的宋育仁，在成都东郊东山由故旧赠与的丘陵坡地（如今的三圣花乡幸福梅林）上，建起“东山草堂”与果园、莲池，成为这片土地90年前最早的综合开发者。宋育仁借诗自嘲“凭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山种树书”，其实，他仍坚持进行着文化薪火的执著传递。宋育仁以最后的心血和精力，主修完成了清嘉庆以后的唯一一部《四川通志》手稿以及出版了家乡的《富顺县志》。在此期间，他写成《诗经毛传义今释》、《尔雅今释》、《孝经正义》、《礼运确解》、《论史学方志》等著作。宋育仁于1931年12月5日病逝，葬于东山。
　　宋育仁的文学亦颇知名。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时，他与朱疆村、王半塘、刘伯崇避寇西山，相互唱和，得词300余首，编成《庚子秋词》，对清末词风之变，有一定影响。此后他“慨学唐诗者之迷于气运”，作《三唐诗品》，时人比之为钟嵘《诗品》。他于语言文字之学功夫亦深，其《说文部首笺正》、《夏小正文法今释》诸书均为世所盛赞。宋育仁晚年，门生汇集其著述所编的《问琴阁丛书五种》石印传世，约占其生平著作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