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红胡子 一个世纪的匪患(图)

　　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提及红胡子，即指关东响马，乃打家劫舍之匪（也称胡匪， 马贼和盗匪）。史上权威著书立说者，为清代吴樵，其作品是《宽城随笔》。清末民初之时，吴樵曾供职宽城吉长线路局，即吉林至长春铁路。他在东北关外，有暇游历，见多识广，遂在书中描绘红胡子，从长相打扮，武器装备，到马匹辎重，行为特点，面面俱到，给人印象颇深。
　　吴樵说，关外红胡子，盛行于清咸丰年间。那时太平天国起义，闹得如火如荼，关外八旗军奉调入关，前往剿灭。其时，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恰助流寇泛滥，红胡子因此猖獗起来。后来甲午惨败，东北地区有不少清朝的溃兵散勇，他们落草为寇，加盟红胡子，致使盗匪队伍壮大，人数增至数十万之众。
　　从咸丰年间到解放前，红胡子在东北活跃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他们在东北的社会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起源
　　红胡子的两种说法
　　土匪就是土匪，为何要称之为“红胡子”呢？红胡子的基本构成是汉人，从人种学上说，他们本不会长出红色的胡须，然而，红胡子一说从何而来？
　　俄国学者穆罗夫于1901年发表游记《远东的人与风俗》，他在书中说：“地方之好汉，好以红色之绳穗装饰其武器。瞄准时，将绳穗衔于齿间，以免碍事。远望，枪手仿佛长着红色胡须。”不过，美国比林斯利教授却持另外的观点，他在1988年发表著作《民初社会中的土匪形象》。书中指出：“中国东北之盗匪，初期为遮人耳目，使用染红的中国传统京剧之髯口作伪装。”
　　红胡子的起因甚为复杂，应该与中国十七世纪时的政策有关。根据《辽东招民开垦条例》，1644至1667年间，山东百姓移民满洲者甚多，辽东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河北及河南百姓迁至鞍山、辽阳和营口，而山东百姓迁至了大连和丹东。前来关东的移民，大多自主觅地耕作，不受法律保护，朝廷对其生存状况也不闻不问，采取听之任之，自生自灭的态度。时光流逝，不少闯关东者，生活穷困潦倒，难以为继。
　　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1777 - 1853），在其著作《中华帝国之统计录》中写道，满洲移民中，有内地因罪获刑者，被遣送或驱逐满洲。此类人群，毫无疑问，将威胁满洲治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帕诺称黑龙江依兰是罪恶之城，堪称“索多玛第二”。英国作家格拉哈姆于1886年访问齐齐哈尔，称所到之处，匪患肆虐，他说，此城堪比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博特尼湾，好一个非法移民和苦役犯的天堂。
　　当时满洲地区警力匮乏，治安混乱，加上关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大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列强干涉，步步紧逼……这些都催生了民间匪盗红胡子。1878年之后，清朝取消满洲移民禁令，移民激增，红胡子也猖獗起来。尤其是关外的八旗军奉调入关，前往清剿太平军。此时，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红胡子的队伍更是趁机壮大。
　　构成
　　红胡子成为“跨国”土匪
　　红胡子主力，乃十九世纪中叶移民关外者，即民间所说“闯关东”的人。其中，不仅有无依无靠，两手空空的无产者，亦有从有产者沦为无产者之徒，他们对官府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
　　中朝边界是红胡子之天堂。据载，两国边界拓有宽为八九十公里的缓冲地，有红胡子进入缓冲地后，依傍崇山峻岭，在今日丹东附近建立了大本营，并不断发展壮大。至清末，这股红胡子势力竟然创立了一个准行政主体，对外称之为“夹皮沟红胡子共和国”。此后，一些朝鲜人闻之，竟也越境加盟。
　　据1917年1月31日，外阿穆尔地区边境侦察报告中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期，羁押在俄国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的德奥战俘营，屡次发生战俘逃亡事件。他们大多流入满洲境内，其中部分战俘加入红胡子。
　　在二十世纪初的满洲红胡子里，也有俄国哥萨克，他们是典型的带路党，专门指引华人红胡子抢劫满洲境内的俄国势力。那时，松花江右岸的新城是蒙古、北满直达海参崴的货运枢纽，也是松花江航运的重要码头之一，在商业及运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城内建有20余家榨油厂，两家毛皮加工厂，它们成为红胡子垂涎已久的猎物。1902年，中俄红胡子数百人策马持枪杀入新城，孰料情报欠准。当时恰有俄国中东路卫兵百余人在城内驻扎，双方激烈交火后，红胡子被击毙百余人，俘获二十余人，其中有七人是俄国哥萨克。
　　东北的中长铁路是红胡子的主要洗劫对象，俄国往来列车虽有士兵押运，却也经常遇袭遭劫，人员财物均有损失。俄国人曾想对铁路沿线之莽原峻岭实施清剿，但红胡子自始至终未离开铁道两侧十公里。史书有载，红胡子客观上使东北之地免遭俄军之涂炭。故而，俄国人憎恶红胡子亦有其原因。红胡子首领唐殿荣，祖籍山东，起初在关外充当哨官，滋事犯法，后远遁深山峡谷，集结流亡兵勇三万余众，成为红胡子的重要一支。唐殿荣从不洗劫中国商队，专门抢夺俄国军商之财，甚至穿越国界，深入俄境打家劫舍，获取粮草和弹药。其麾下的红胡子，枪法精湛，武艺高强，号令严明，不仅国内官军奈其不得，连俄军也大为头疼。
　　袭扰
　　红胡子对中东铁路的威胁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流落在满洲境内的俄兵甚众，对他们来说，加盟红胡子成为生存的首选。当时政府管理虚弱，中东铁路沿线警力匮乏，这是红胡子抢劫火车的主要原因。
　　俄军联手红胡子打劫自家火车，一时间，中东路沿线成为犯罪天堂。1906年7月，中俄红胡子在哈尔滨绑架一位中国商人，逼迫其家眷交赎金20万卢布。9月，哥萨克红胡子抢劫了哈尔滨一家银行，之后几天，他们又袭击了中东路的列车。红胡子对中东路的侵扰与日俱增，以至于1907年，俄国后阿穆尔边防警卫局局长齐恰戈夫中将，与俄国驻北京大使波格季洛夫（1865至1908年）多次商讨加强防御，对抗红胡子的良策。但是，刚进入5月，中东路的边境车站即遭遇红胡子两次袭击，华人响马50余人联合俄国切尔克斯红胡子20多人呼啸而来，车站俄军守卫全力抵抗，还是不敌红胡子的攻击，红胡子得手后撤离，俄军守卫损失严重。车站守军指挥官、骑兵大尉伊万诺夫身负重伤，险些丧命。
　　此战之后，红胡子侵扰中东路日甚，俄驻哈尔滨领事柳巴致函大使波格季洛夫，强烈要求采取严厉措施，在铁路沿线建隔离带，并把有犯罪前科的哥萨克统统驱逐出去。1907年，俄国警卫部队在哈尔滨围剿红胡子，他们在郊区与一队俄国红胡子遭遇并交火，俄国红胡子的首领竟是一位俄罗斯美女。
　　进入冬季之后，俄军叛变投靠红胡子之风愈烈，11月，后阿穆尔区警卫局下属铁道营第十五连列兵伊帕林等两人，携15支步枪前去投奔红胡子。他们刚走到半路，就被中国军队捕获。红胡子中除了俄国人外，还有日本人。自1905年之后，南满铁路隔离带交由日军把守。时隔不久，这个地区便成了日本人罪犯的乐园。更有甚者，日本人小日向白朗和野中进一朗还亲率红胡子主力东拼西打，干尽土匪勾当。不过，他们与日军正规部队、特别是情报机关合作，在朴茨茅斯条约规定的日控区为日本效力。由此看来，这些日本红胡子其实是日军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