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禅茶远播 商号云集

位于红星路三段的大慈寺，是唐代规模宏大、闻名全国的禅院，世界闻名的玄奘法师曾在大慈寺受戒学律，修学七年。新罗人无相禅师在大慈寺创立了禅茶，远播海外，促成了韩国茶艺和日本茶道的产生。大慈寺的庙会灯山人海，热闹非凡。红星路三段也是繁华的商业中心,商号云集,各类银行、钱庄、票号多扎根于此，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商战风云。

玄奘大慈寺受戒习律

李豫川“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而历史上的唐僧原型——玄奘法师，则是初唐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大学者。他曾经在成都生活了七年。

玄奘俗姓陈，本名祎，生于隋开皇二十年（600年），为东汉公正廉明的名臣陈寔之后，世居河南省偃师县府店镇滑城村。其父陈慧，博通经术，潜心儒学，身长八尺，眉清目秀，隋初曾为湖北江陵县令，为官清廉，大业末年挂冠而去，隐居以终。其兄陈素，相貌堂堂，风姿逸秀，早年出家，住在洛阳净土寺，即长捷法师也，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

陈祎的外貌和性格，都酷似其父；而眉目疏朗，相貌庄严，还要超过他的父亲。他幼年家境贫寒，少罹穷困，然聪明绝顶，悟力特强，深得其父钟爱。他八九岁时，就开始攻读古代的经典。平时在家里埋头用功，不大出来与其他儿童玩耍。即使外面鼓乐喧天，歌舞动地，他也难得出来看一次热闹，可见其潜心向学之性格。

陈祎11岁时即能背诵佛经。隋大业十年（614年），朝廷敕东都洛阳度僧27名，举行公开考试。当时陈祎才14岁，加之读经时间太短，没有被录取。他惆怅地徘徊在公门旁边，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看见，问他为什么要出家？他回答道：“我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本来就欣赏他的端丽相貌，又听到他要继承释迦的事业，弘扬世尊的遗教，十分敬佩他的远大志向，乃破格将其录取。

唐武德元年（618年），兵乱饥荒。玄奘与其兄长捷法师前往西安，驻锡庄严寺。当时名僧多聚集于巴蜀一隅之地，他俩便同赴成都。在那里听诸法师讲经说法，数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道基法师时常感叹：“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于是众皆呼其为“神人”。

622年，22岁的玄奘在成都大慈寺东律院受具足戒，学习佛教礼仪。受具为受具足戒的简称，是僧侣全面接受戒律的一种仪式。受具后，就取得了正式僧人的资格，由礼部发给戒牒，并获得免除国家徭役的特权。坐夏，也叫结夏安居，佛教规定夏季三个月不得外出，在寺内坐禅修学；而对于刚受具的僧人，则在寺内学习佛教戒律。玄奘对所有的戒律学了一遍之后就能融会贯通，实属难得。

玄奘与长捷法师在成都期间，各具抱负。长捷法师想寻找一处利于弘法的环境，而玄奘则想寻找一处利于求学的环境。因此，在居住寺院的问题上，两兄弟各有所选择。长捷法师选择了香火鼎盛、居士众多的城西空慧寺，而玄奘却选择了城东环境清幽，林木蓊翠，利于修学的大慈寺东律院。当时的大慈寺已成为全国高僧大德会聚之处，是成都最著名的讲寺。

624年秋，玄奘对蜀中所传经论已作了全面的研究探讨，便想到京城寻求更高深的学问，因受朝廷条令的约束，又为其兄长捷法师所劝阻，未能如愿，于是私下和商人结伴，乘船穿三峡，离开生活了约七年的成都，沿长江东下参学，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玄奘法师游学印度18年，归国后，除了翻译佛经，还由他口述，弟子辩机撰文，著述了10万字的《大唐西域记》，书中综述了玄奘西行之见闻。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该书对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晚近以来，印度那烂陀寺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得以展露和再现其光辉，《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这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有法文、英文、日文等译本。

在印度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一致把玄奘颂扬为：“对印度史学贡献最大的外国古代学者。”甚至连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也能从教科书中找到玄奘法师孤征十八载，独行五万里，以大无畏的精神，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动人篇章。

浪漫的桐叶传诗

小程

袁庭栋先生指出，大慈寺还是成都很有名的一段浪漫故事的发源地。这就是“桐叶传诗”。五代时期，成都有一个书生叫侯继图，一天他在大慈寺楼上打望风景，突然一片叶子飘然而至，上面写了一首爱情诗，很明显是一个女孩儿写的。这是风吹来的叶子，他把它收藏了，觉得很珍贵。过了几年他结婚了，新婚后某天，他把这个事情说了，他夫人就说，这诗就是当年我写的！那时她也是少女怀春，在梧桐树叶上写了这首诗，风一吹就吹到了观风景的侯继图那里。这就是“桐叶传诗”的来历，见于宋代的《玉溪论事》。大慈寺片区，还有这么一段浪漫故事的流传。

无相禅师开创禅茶之道

大恩

唐开元十六年（728年），一位新罗国僧人“浮海西渡”，来到中国的京都长安，此人原系新罗国国王金兴光的第三子，因支持妹妹崇佛而在该国郡南寺出家，人称“金和尚”。他到长安之后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将他编籍于禅定寺。其后周游入蜀，来到资州德纯寺，礼拜禅宗五祖弘忍的再传弟子处寂为师。处寂称病不出，金和尚燃指供养，处寂感动，遂收为弟子，取法名为“无相”，后授其武则天所赐之木棉袈裟。他在处寂身边习禅两年，又到寺外的金谷山中苦修头陀行，除创立了引声念佛和“无忆、无念、莫妄”的“三句法门”之外，还创立了“无相禅茶”。

他在金谷山石崖静坐、参禅悟道的过程中，为了提神醒脑，解困除乏，逐渐养成了饮茶习惯，开创了禅茶之法。蜀地茶树的种植、制作、饮用，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并具有鲜明的佛教文化特色。四川蒙山茶，自汉代以来就享有盛名，天宝元年（742年），蒙山茶开始入贡朝廷，制作者均为蒙山佛寺僧人。资州、蒙山相距仅几百里，两地僧人常有来往，禅茶活动交流频繁。

无相禅师饮用禅茶的来源有两种：一是当地采摘焙制之茶，一是他人奉送的蒙山等地之茶。据《历代法宝记》载：无相离开资州后，其弟子无住禅师，曾派董璇居士专程到成都净众寺，为无相禅师奉献茶芽半斤，无相得到茶芽后非常欢喜。茶芽乃采摘茶树嫩芽焙制，当属茶之上品。

无相禅茶在参禅品茶的长期实践中，经过师徒历代传承，形成了世俗人饮茶之外的自身禅茶特色，为世界茶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宝十八年（755年）“安史之乱”中，玄宗皇帝惊魂失魄，仓皇入蜀，驻跸成都。时有“沙门英干施粥救贫馁”，帝心恻隐，敕建一寺，赐名“大慈”，并御笔手书“大圣慈寺”四字为额，赐地千余亩，请无相禅师重建大圣慈寺，共96院，8500间房。无相在大慈寺提倡禅茶之法，故大慈禅茶沿袭无相禅茶发展而来。

无相在资州时，处寂禅师的弟子马祖道一又师从无相，尽得其禅法。后来马祖道一和其弟子百丈怀海为佛教建丛林，制清规，分别成为禅宗的第八祖和第九祖。大慈寺作为蜀中著名的禅宗丛林，其禅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魅力，茶在寺院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据《百丈清规》记载，寺院建有专供僧俗品茶的茶堂，设有茶鼓，配有茶头，如何接待客人，如何上茶，都有讲究，形成了严格的礼仪和固定的程式。

宝应元年（762年）五月，无相禅师在大慈寺坐化，享年79岁。其后，无相禅茶的传播分为三条路线：一是经过1200多年，从唐代的成都大慈寺直接传承到现代的“大慈禅茶”；二是通过无相禅师在古新罗国的崇高地位和影响，由其信徒和茶人传播到韩国的“无相禅茶茶艺”；三是由其再传弟子直接或间接传播到日本的“无相茶道”。

郎静山办影展支持抗日

蒋兮湄

抗战前夕，全国反日情绪已日渐高涨。到了抗战时期，春熙路、科甲巷更是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苗勃然、张漾兮、谢趣生、乐以钧、冯桢、车辐、龚敬威（龚与同）等一批爱国青年，两次在春熙路北段的基督教青年会内举行“抗日救亡漫画展”；漫画家谢趣生的“新鬼趣图”漫画展轰动了四川；同时，画家们还创作几幅大型宣传画悬挂在春熙路口，揭露日寇的“三光政策”，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悬挂描写“平型关大捷”的实况画像……这对激发成都市民的抗日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抗战期间重庆中央大学教授、国画大师黄君璧与摄影大师郎静山联袂来蓉，恰逢当时成都正掀起为抗战将士募集衣服25万套，艺术家们立即投入到这火热的爱国行动当中。凡买郎静山所拍摄的照片一张只收5元，黄君璧一幅画只收20元，所有义卖款项均由《新新新闻》经手。

1939年两位大师再度来蓉，并联合在锦华馆里的青年会开艺术作品展。郎静山展出照片100幅。风景、静物、人体均有。黄君璧展出了山水画60幅，水墨、浅绛、青绿诸色，真是色彩纷呈，让蓉城市民大呼过瘾。

老报人邓穆卿先生指出，在这次联展上，郎静山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展厅中间悬挂在砖柱上的一幅一尺多高的《飞仙》。《飞仙》与敦煌飞天壁画无关，展示的是一位女飞行员的肖像，雄姿英发，既美且健，许多人对之流连。不料，第二天《飞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是被什么“飞仙大盗”，施展妙手空空绝技盗走了。

邓穆卿先生文中提到的女飞行员，我估计是当年轰动全国的女飞行家李霞卿，或者是郎静山名为《陈素任女飞行员》的摄影作品。这次联展得到广泛赞誉，名流向仙峤先生还特意赋诗：

造物无心镜有神，如潭泻影各成春。

看来六法都抛却，毕竟天然胜过人。

如在山阴道上游，勤君满壁画沧州。

蜀人雅爱黄筌笔，南海名珠一网收。

看起来，展出的是“飞仙”，盗画的是“飞仙大盗”，名流向仙峤先生的名字里，还带有一个仙字，真是仙踪难寻啊。

1993年，在作别成都50余年后，郎静山先生自台湾重返成都，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成都了。为的是寻觅踪迹摄制巨片，他徜徉在春熙路夜市，依然是长衫便鞋，风神潇洒。

范光明经营宝成银楼

青青

金融业，一直是春熙路一道璀璨的风景线。先后有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明银行、市民银行、大川股东银行、成都市银行在此开设，俞凤岗的宝成银楼、凤祥银楼、西凤银楼等都在这里既相互考量，又比邻而居，各自做着一本万利的美梦。这些银行、银楼随着权力的斗转星移，或被权势集团吞并，或被其他官僚军阀取而代之。而北段商家中，宝成银楼在春熙路的经营很有代表性。

宝成银楼是成都最早的金银首饰品店之一，于1927年在劝业场开店。开业当天，曾铸三尺高九层的银楼一座，作为广告，引起巨大轰动，引得上万人簇拥而来。其老板范光明先生在《我所经营的宝成银楼》一文中介绍：

“浙江宝成银楼创办于何时难于稽考，我只知道发轫于浙江宁波，享有盛名，随即发展到各大城市。各地使用这块金字招牌，都加冠某记，以便区分。民国八年(1919年)，浙江宁波人某某(忘其名)在成都上中东大街开设时，宝成银楼招牌上冠的是‘福记’。由于经营者初到成都人地生疏，加之当时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同时成都已有陕西人开的金店和成都人(包括各县)开的大小银楼约百余家，他们历史久、人地熟，以致新开的宝成银楼无法开展业务，与其竞争，连年亏折，经营者想脱身回宁波原籍。这时我父亲在商务印书馆任经理，俞凤岗任副经理，与成都军政界、绅商界上层人士多有交往，为解决同乡困难，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我父与俞凤岗合资银元10000元将整个银楼承顶下来，将‘福记’改为‘德记’，由俞凤岗负责经营，仍在原地营业。不久，俞凤岗又一人承顶了总府街的浙江凤祥银楼，也改冠‘德记’”。

民国十五年(1926年)成都春熙路基本建成。俞凤岗与我父亲商量决定，于民国十六年将宝成银楼迁移至春熙路北段三层洋楼的新址营业（孙中山铜像对面）。后因我父亲体弱多病辞去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寓居成都。这时俞凤岗无法兼顾宝成银楼，乃将宝成交我父亲独自经营……”

虽然名叫银楼，却只卖黄金饰品，江浙帮银楼统一规定黄金纯度不得低于99.6%，被称为“上上足赤”，由于讲求信誉，很受上流人士欢迎。加工工艺方面的镶嵌技术，受西方首饰行业的熏陶，也率先被宝成银楼引进入川。后来受本地风俗影响，才开始出售白银制品。1935年，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委派主任副官胡尚武来银楼交涉，指定宝成银楼按照店内陈列的“银楼”样品定制一座，准备赠送给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教育长李明灏将军，并刊刻“凌烟阁”楼名和督办、将军的名字。根据有关记载，银楼陈列的“银楼”样品，为一座高三尺、耗银百两铸造的九层银楼，精雕细刻，美轮美奂，一直是精湛工艺的象征。此件刘湘的定品，由宝成银楼的川籍著名技师李国清花费心血制作而成，成为宝成银楼的一桩佳话。

在范继成之后，范光明出任宝成银楼经理，尽管困难重重，业务终于柳暗花明，重现曙光，使得这块金字招牌没有褪去光彩，直到1949年。

但凤祥银楼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由于春熙大舞台的债务越陷越深，新债老账一起发作，凤祥、宝成银楼的“执照票”遭到群众挤兑。俞凤岗走投无路，只好将春熙路的部分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应付挤兑。但俞凤岗的“救火”举措，立即又遭到春熙路35家商铺的联合抗议，反要俞凤岗赔偿历年修建费6万元以及口岸费8万多元。俞凤岗无可奈何，只好忍痛花费几万元安抚商家。几经周折，俞凤岗的弟弟经管的凤祥银楼亏损巨大，被迫把房产出售给刁文俊和田颂尧等。

尽管如此，俞凤岗还是拥有成都当时最大的私人府第——由商业街一号的衙门旧址迁入到华兴东街益德里的巨厦，二进花园再加一个大果园。鼎盛时期，俞府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每到开饭时间，少则十几桌几十桌，多则上百桌。成都的军政要员富商巨绅都是俞府常年的座上客。俞府的著名菜肴多是故乡的杭州菜，在成都十分出名，也促进了杭州菜系在成都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