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东方

中国人的面子值多少钱？恐怕你说值多少钱，就一定能值多少钱。

因为中国人，即咱们自己，其实是最在乎面子的，正如林语堂所说的，“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脸与法制》），既然面子如此“多面手”，如此经受“十八般武艺”，当然也就很值钱、很有潜力了。

所谓的面子可洗、可刮，乃是外在的、物质的，看得见的，而面子可丢、可赏、可争、可留，则是微妙的，也是不可言说的。这个面子，实际上是某个人在他人眼中的社会地位和名声，因为咱们中国人的一生，处处必须用语言和行动相互维护和提升面子，甚至可以小到谁先上电梯，也可以大到百万美元的合同授予，没有面子也就没有影响力，不讲面子就如同不讲政治。有时候，即使你无意中让别人没面子，也是极其严重的冒犯，可能意味着断绝关系，甚至老死不相来往。

有时候，人们喜欢“保全面子”，就像保全包子一样，包子看起来外表不错，但里面好不好吃呢？不管它，外面好看才是真的好看——里面不好吃只有自己知道。

由于每个人很重视面子，每个人的面子就表现得很复杂，往往很难从一些精明人如胡雪岩之类的脸上看出他真实的喜怒哀乐来，他们往往不动声色，使你难以觉察他内心的真实表情。所以，有人说，中国人活得很累的，其中主要是心太累，处处压制情绪反应，喜怒轻易不“形于色”。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中，君子有党而非君子不党，内外有别、亲疏分明，喜欢把朋友圈里的人分成“自己圈内人”，互相给面子，相互友好，如春天般温暖；对不给自己面子的，则划为“外人”，则冷若冰霜，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这样的人，则容易被心理学家诊断为或轻微或严重的精神分裂疾病。

正因为中国人特别“爱面子”，才有“不要脸”之说，以至于形成两个极端，一端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追求做“君子”，做“贤人”，做“圣人”，甚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使我不得开心颜”。另一个极端，则是索性“不要脸”，处处所见有“见利忘义”的行径，谁奈我何？

不能不提，官员中要面子的更多，处处讲排场，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出入警车开道，甚至碰到下级官员不够给面子，当场发飙，张口就是国骂。而基层则有另外一种现象，某些人只要讨官员高兴，以损己利人为乐趣，陷入另外一个极端，仿佛人人都具有演戏本能的底层“影帝”，上面喜好什么，就送上什么，不讲是非，不顾原则。正如鲁迅所针砭的那样：“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要脸与不要脸，最后成为牌桌上的两手牌，一会要脸，一会不要脸，于是大家脸上都有了异样的“光彩”。

面子值钱之说，又引发中国人特有的“中庸之道”现象：别轻易让人看出你与大家不同，大家乐，你也要乐；大家怒，你也要怒，要同仇敌忾，不然就不符合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指个人保持跟群体的一致与和谐，中国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既中庸又能实现个人目标，工作中也是如此，普通下属要做到既不野心勃勃，又不懒惰懈怠，给上司面子。所以，咱们中国人不喜欢公开批评、当面说真话，即使是开玩笑，点评个人的成绩时，也总是先说优点、再讲不足，或者模棱两可，活活稀泥。有时候，面子上的“无表现”比“有表现”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比如开会时，通常是资格最老的与会者发言，有问题也问他，但有时候他们选择沉默，沉默并不代表者他软弱，通常潜台词比明说的话更重要。

面子之下，国人个个喜大普奔。正如外媒所评论的那样，中国人有这么几个明显的标签：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讲实惠却又重义气、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爆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这就是中国，矛盾复杂，很难归纳成一个模式，在这里遇到的所有挑战和冒险，结果又都成为他们做生意的一部分。

“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剖一片心”，深藏不露，爱面子，不愿在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弱点，情感不露而观点深藏，说到底这都是面子问题，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喜大普奔，还是有点精神分裂？你们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