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以严苛著称，二千多年来，少有异议。近读云梦出土秦律，发现其中不无可资借鉴者。有关“渎职罪”的规定，即其一。
秦行中央集权制，“以吏为师”。中央制定一系列法律条令，责成各级地方官吏贯彻执行；同时，给予地方官吏以优厚待遇。但对于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违法乱纪、玩忽职守或执法不力者，则一律绳之以法，以“渎职罪”论处。这未尝不是秦统治者的高见卓识。
在云梦出土的六百多支秦律竹简中，涉及“渎职罪”的有一百多条，内容极为广泛。例如，农作违时、谎报产量、产品低劣、衡石不正、物资保管亏、会计帐目差错等经济管理方面的渎职罪，“同官而各有主也，各坐其主”。主管官吏和执行官吏要根据职位高低、责任大小，分别承担所管方面的罪责，分别处以谇（斥责），赀（罚钱）、偿（赔偿）、笞（鞭打），严重的判刑，或迁（流徙）、或废（永不叙用）。凡纳奸（容使坏人）、任废官（任用坏官）、以奸为事（专干坏事）、为诅伪（弄虚作假）的，以迁、废论处。司法官吏枉法裁判，秦律叫“不直”、“纵囚”，则“如其所纵”之罪罪之（判处该犯人应判的那样的刑罚），或谪戍“筑长城及南越地”。
这些二千多年前规定的渎职罪，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并不陌生。有些干部热衷于“一言堂”，蛮干胡来，在农业生产、工业建设中，由于瞎指挥而造成的损失，何止成千累万。最近报上披露的昔阳县搞的“西水东调”，只不过是当中的一个！有些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特权，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他们走后门，搞特殊化，慷人民之慨，袒护犯罪亲属，甚至以势压人，使纪律不能执行，国法不能实施。虽然在我国《刑法》中列有惩办“渎职罪”的专章，又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颁布，但各种渎职罪行仍不断发生。究其原因，一是干部队伍结构不适应时代要求，长期形成的封建家长式统治，外行领导内行，至今还相当普遍；干部制度的改革，还刚刚开始。二是判处“渎职罪”不力，“官官相护”遗风犹在。揭发“渎职罪”是要冒风险的，特别是涉及职位高些的干部，非有斗胆，谁敢撄其锋！再说揭发了，真相大白了，也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批评教育”，检查几句，或退赔一小部分，或换个新岗位，没有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
干部制度的改革尚须时日，处理“渎职罪”则不容稍缓。关键在于修明法令，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秦律对待渎职罪严惩不贷、决不姑息的方针，以及“如其所纵”、决不让渎职罪犯占便宜的原则，是否可为今日治渎职罪者鉴？谨为社会进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