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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在《鲁拜集》里表达了急迫:生时饮吧,一旦死去,你将永无归程。

印度人在《飞鸟集》里描绘了努力和从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美国人在《丧钟为谁而鸣》里写到:此世是个好地方,值得为它战斗。

中国人则吐露了对于生灭的悲欣交集式的感喟:落花辞枝,夕阳渐沉。裂帛一声,凄入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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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国人忌讳谈论死亡。无论如何,我们认为生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似乎活的时间越长,奔向死亡的惯性越大,惯性越大,越有望在轮回里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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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繁华的夏天,关于逝者的冷冰冰的消息,都引发了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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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雷洋,他的迷团还没打开。亲戚还在悲伤,朋友聚会上《鸿雁》已经反复唱响;然后是杨绛,她一言不发地离开,身后的物议沸腾再也与她无关;然后是奥兰多,一位女歌手被枪杀;又是奥兰多,酒吧的狂欢转瞬变成了无妄之灾的现场,50人殒命;还有美国女孩朱丽安娜,她的“腓骨肌萎缩症”无药可治,五岁的她拒绝了继续治疗,选择了死亡。她告诉妈妈,她会在天堂等妈妈来,她会站在房子的最前排,然后跑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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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雷洋、女歌手和酒吧饮者,死亡是突如其来的事。人们习惯用“非命”来称呼这类“被死亡”。在“非命”中,个人的选择可以忽略不计,每个人都被另一种力量拨弄,被“偶然”和“意外”裹挟。他们留给世间的却是哀叹和反思。愿他们的代价成为更多花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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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勇和朱丽安娜,提前的死亡是不可回避的,他们选择了坦然,选择了优雅的跌落。疾病和死亡没有击倒他们,他们只是和生命达成了和解。黄勇的遗言,没有对疾病的诅咒,有的是一个47岁中年男人的开朗和通达。其中有不舍,是对友情、亲情的感恩和留恋。他不想悲伤,同时也在用最后的力气说服别人乐观。5岁的朱丽安娜,不可能理解“万有的缘法都是偶然的凑泊”,她却达成了最高境界的“澄明”。她的坚强和果敢解脱了自己和家人,感动了无病呻吟的看客和写手。和朱丽安娜相比,那些天天困扰你我的,正是所谓“健康的悲观”。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的“腓骨肌无力”在天堂都不算事儿,因为在那儿,她会长出小翅膀。等到她和妈妈团聚时,她应该已经晋升为天使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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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彼岸也是个地球村,黄勇、雷洋、朱丽安娜、杨绛以及酒吧里的遇难者会团聚一堂。那里没有肺癌,没有意外,没有肌肉萎缩,更没有流言蜚语、AR-15突击步枪和怨念。在末日审判前,他们会讨论谁站在第一排,和久违的亲友见面。最后大人们恶作剧地决定按身高排队,可怜的小朱丽安娜撅着嘴站在了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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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人们成群走过来。朱丽安娜踮着脚瞭望,前排的人故意挡着她。妈妈,她大喊一声,前面的人笑得前仰后合,给她让出一条路。杨奶奶喊:CORRER DESPACIO! 黄勇说:她那么小,懂啥子西班牙语噻,您用英文告诉她慢点跑!

他们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疼痛在这儿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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