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宋朝的夜市 (7)

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里,专门谈到了马行街。“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之。马行街,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数十里,夹道药肆多国医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多道马行街灯火。”马行街之富,只是汴京一角,由此可见宋朝的都城汴京,尽管面积小于唐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不但其发达富足的程度远胜前朝,而在社会公平方面,如进学之不计贫富,如科举之不问家世,如土地之不抑兼并,如用人之不限士庶,如经商之不受限制,如贸易之不禁海运,如消费之不约奢华,如文化之不计雅俗,因此,在相对和平时期里,宋朝居民的自由程度、幸福指数,绝非前朝所能企及。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既是难以磨灭的记忆,也是割舍不去的隐痛。在他笔下,无不美轮美奂,无不弥足珍贵,这也是曹雪芹在黄叶村写《石头记》的心情,凡失去的,都是最美好的,凡再也得不着,见不到的一切,唯有悔恨而已。所以,他说当年的汴京,倾注着怀旧之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竟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辇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意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虽然,“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但是,“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渐孜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其实,据宋朝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宋朝周密的《武林旧事》,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其街市之繁,其店铺之密,其物品之丰,其人烟之盛,其商贾之富,其仕女之靓,其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过开封。汴京最鼎盛时,拥有一百万人口,而杭州的常住人口为一百五十万,加上流动人口,加上不断从北方逃奔故国的遗民,当超过此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了醉生梦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长于斯的二百万甚至更多的百姓,却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身后的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一个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绝对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蒙古人的道理。可这个“黄金时代”,无论北宋,无论南宋,都是坚决不实施禁夜令的朝代,也许这是最值得记住的一点。

因此,这个朝代商业之发达,贸易之兴隆,资本市场之出现,商品经济之形成,上层建筑之松动,政治体制之变化,文化生活之多样,消费模式之趋奢……这一切,都来自宋朝人一天得以掌握自己的二十四个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不求人保护的自由之果。

这也就是陈寅恪的名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经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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