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要去远方，我知道你的道路漫长|163

爱情，是不是就是一个人，上辈子欠他的，所以要用这辈子来回报，给他幸福和呵护？

我和包宏坐在山脚下聊天。他在北京郊外这座山下，自己盖了一个小院子，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远处的山峦起伏，院子池塘里，包宏养的小鱼儿在轻快的游弋。他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讲着，脸上有着修行者的平静。

一晃近四十年了。

他记得，和崔洋的相遇还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那年北京的秋天，天空纯净，没有今天的雾霾。那天，他坐着一路公交车，行驶过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歌如海，花如潮。他记得崔洋是在西单站上的，站在他旁边。

崔洋一看就是个工人，结实有力的手臂，黝黑的皮肤。西单站上来一个老人，有售票员喊道：“谁给这个老人让个座？”

包宏赶紧站起来，给老人让了座。站起来时，有点匆忙，不小心踩到了崔洋的脚。他赶紧给崔洋道歉，崔洋大大冽冽：没事，哥们。

就这么聊上了。

他果然知道，崔洋是首钢的工人，家里的独子，父母也都是首钢的工人，典型的工农出身。而崔洋也知道包宏是个教师，北京八十中的。

那年的秋天格外灿烂。包宏说，有时候，人和人的缘份就是这样奇妙。那个秋天的下午，工人阶级出身的崔洋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包宏彼此之间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他们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恋恋不舍。多少年后，包宏依然记得那个神奇的午后，1964年秋天的长安街上空，鸽子带着鸽哨盘旋而去。

下车时，包宏提议：我明天去北海，在北海北门等你。

那整个十八小时里，包宏说自己就像被什么燃烧一样，他失魂落魄，晚上还失眠了。他不确定崔洋会不会来？那个年代，同性恋处于完全隐秘而暗晦的地带，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男人约另一个陌生男人逛北海，反倒显得坦坦荡荡。

但只有包宏知道，他心里的小秘密。

第二天下午，他在北海等崔洋，像个怀春的少女。依约的时间一点点过去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后来天都快要黑了，就在他绝望的认为崔洋肯定不会来时，那个黝黑的男孩，匆匆的从路那边跑过来。

崔洋告诉他，他病了，他经常头晕，所以去医院看病，所以耽搁了。他连声说抱歉，但是包宏却失而复得般的狂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多少年之后，这个细节的疏忽，让他对崔洋后来的身体健康的忽视，而让自己酿成了终生悔恨。

一九六四年的秋天，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的来了。我们要认为，这是一场神奇的爱情。就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不早不晚，在千万人之中，偏偏遇到你了。包宏说，没有现在的软件，没有基地，没有酒吧，他和崔洋，是通过某种直觉和同类的敏感，嗅出了对方。

那年秋天，人民教师崔洋已经结婚三年。他厌倦和妻子的性爱，妻子正好将满腔的压抑，化身于阶级斗争的怒火，每天风风火火投身群众生产和运动中。

他带崔洋来家里做客，妻子上夜班，经常不在家，偶尔在家时，碰到崔洋，她既客气又严肃地说：“小崔同志来啦。”

秋天的夜凉如水，他和崔洋温存缠绵时，院子里的水管漏水的声音滴滴嗒嗒。有时，崔洋很紧张，担心包宏的妻子突然回来。但是，他们不敢去开旅馆，那样太明显了。好在那些年里，包宏的妻子居然没有察觉。

那些年的时间里，北京城记载了他们灿烂的爱情，北海，景山公园，护城河畔，到处留下过他们的身影。

一九六六年的那个被全中国人留下特殊记忆的秋天来临了。大时代下的爱情，自然也要遭受大时代的风雨的洗礼。革命的风雨来临，包宏首当其冲遭到冲击。他的知识分子出身，很快被人揭发，有人捡举出他在上高中时，还写过反革命言论的作文。

包宏还记得那个冬天，他被一帮人拉到台上批斗。曾经温情的同事和家人都离他远远的，他低着头，听见革命妻子在发表激昂言论。她说她早就意识到包宏不是个好人，她要坚决和他离婚，和他划清界限。

包宏被暴风骤雨般批斗，还有人挥拳向他砸来，雨点般落在他身上。

就在那时，他突然听见有人大喝，制止那些革命小将对他的施暴。一个熟悉的身影挡在他面前。他看见了崔洋，他看着他，百感交集，他的眼神里是满满的疼惜：你，这时候为什么要来？可是，崔洋装作没有看见，他向革命群众们解释：包宏不是坏人，他可以证明。

有人劝崔洋，你是工人阶级，要懂得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

崔洋说：那你们也不能伤害他。

那是那个冬天最温暖的时刻，包宏热泪盈眶，他已经为自己麻木了，甚至想还要不要活下去，但是那一刻间，他感受到一种最温情的力量。

他被判刑，流放大西北。判刑结果下来的时候，妻子也和他办理了离婚手续，这让他反倒有一种解脱之感。

他没有想到在北京火车站，火车快要开动的时候，他满心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崔洋的时候，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他带着行李，语气平静，好像若无其事一样：“没事，我和你一起去。家里我已经安顿好了。”

包宏泪雨倾盆，那个胡茬沧桑的汉子，一个人躲在黑暗的火车角落里，嚎啕大哭。

这是一九七零年代最温情的时候。包宏说，俄国有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妻子陪着他们的爱人流浪西伯利亚，他有崔洋陪他一起去大西北。所以，那近八年的流放时间里，生活艰辛，有时饿得只能去田间刨地鼠时，但是那八年的时光里，因为有崔洋的存在，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艰难，一定要活下去。

他记得他经常吃不饱，是崔洋将自己省下的馒头让给他；冬天的晚上，他的脚冻出了大大的裂口，是崔洋替他捂着熬过那些漫漫长夜。

即使那些流放到大西北的日子也躲不过的批斗时，崔洋没有办法保护他，就陪着他，直到他被批得奄奄一息时，再将他背回家。

包宏说，有一天他真的想死了。饿得要死，绝望得想死，身与心都觉得扛不下去的时候，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和崔洋路过一大片田野。那是盛夏，路边的野花在蓬勃疯长，炙热的阳光照射在草地上，大地之间有一种瓜果混合着花香的潮湿气息，那是生命之歌。他和崔洋就坐在那里，默默地看了很久很久，后来崔洋对他说：“你一定可以扛过去。”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他扛过来了。包宏发誓要用后半生所有的爱，去回报崔洋。但是1999年的春天，崔洋却因为脑梗猝死，提前离开了他。他从青春期就开始的头晕，终于以另一种方式终结了他的生命。崔洋去世的时候，不到五十岁。包宏说他抱着崔洋，见了他最后一眼。包宏对崔洋说：“亲爱的海洋（包宏唤崔洋的小名），我一直在爱着你，只是，你跟着我，太苦了。”

崔洋在他的注视下，似乎眷恋但又心满意足的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