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人的较量 （6）
这年，神宗二十一岁，年龄段接近于苏轼，趋同的可能要大些，也许这是王安石担心的因素。果然，赵顼很开明，很开放，“上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据此，“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苏东坡逮到这样一个进言的机会，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直奔主题。虽然，没点出王安石的名姓，神宗不是糊涂蛋，明白他“三不”、“三太”的锋芒所指，不得不“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
说到官场斗争，只要是这种你背后整我，我背后整你的小动作，就不能以正义或非正义，善良或不善良这些通常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因为其中所夹杂着的个人意气，嫌隙是非，私衷隐情，偏颇怨尤之类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的货色，很难以好、坏、对、错来判断。苏东坡是否还给神宗说了一些未便在这篇文章里和盘托出的东西，后人自然无法了解，但王安石显然获悉一些情况，才赶紧跑到神宗那里去消毒。现在回顾这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也有其可爱可笑之处，只要一碰上苏轼，就捺不住地神经质，就捺不住地肝火旺，就捺不住表现出文人的气质来。
看来王安石虽是伟人，更是常人，他还真是急了，据《长编拾补》卷四，此人进宫，直捅捅地就问神宗：“ 陛下何以召见轼？ 上曰： 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 对曰： 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事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 ”王安石也不在意这种教练训斥球员的口吻，神宗听了能否受用，幸好这位陛下指着他变法图强，来挽救这个帝国，也不好太在意这个说话不拐弯的参知政事。不过，还是建议王安石：“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没想到，本来面孔赭黄的王安石，越发黑沉下来，一脸墨色地说：“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神宗此时需要王安石大于需要苏轼，也就不再坚持起用先帝重用过的才子。
过了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命举谏官，张方平举李大临与苏轼，神宗估计王安石会亮红灯，干脆压下。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阻难，如果苏轼聪明，适可而止，这位同行也许会高抬贵手，给他一条出路。可苏东坡属于那种比较在意人格，在意自尊的文人，点头可以，鞠躬办不到，问好可以，请安绝不会。你可以说苏很傲岸，你也可以说苏有骨气，中国文人患软骨症者固多，但也不全部都是鼻涕虫。王屡次三番用行政手段压苏服，想让苏服，苏还就偏不服。八月十四日，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考试官，虽然这是一次临时差使，他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现了他对王的反抗。这种文字游戏式的反抗，根本不顶屁用，但是，一个人连这点不顶屁用的声音，也发不出来，岂不是太窝囊，太孬种？这是一道极具反讽意味的策论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试题一发到考生手里，无不会心而笑，连贡院的兵卒都看出名堂来了，王安石哪里能忍受这样公开的挑战，大冒其火。
所以，接下来的十月初七，司马光上书，举荐苏轼为谏官，这本是极有可能的安排，火大的王安石，对与他平级的同僚提出来的方案，照样也给毙了。十一月初六，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神宗想起用苏轼，无论如何，苏轼是他爷爷宁仁宗选拔的才俊，是他老爹宋英宗赏识的才子，但王安石跳出来反对，把他对苏东坡的不满，大大地宣泄了一通。据《长编拾补》云：“王安石曰： 轼岂是可奖之人。 上曰： 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 安石曰： 邪检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由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并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 上乃罢轼不用。”他的这番怨言，既有不实之词，也有道听途说，但更多地让我们窥见其内心深处，撇开政治之外的那种文学家的较量。 （33）
(原标题：文人的较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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