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鲁昭公娶于吴
《论语·述而》：“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鲁国开国始祖是周公姬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初分封时，他亲自受封于东南淮夷地区，后来因为需要“相王室，以尹天下”，故命长子伯禽先行前往，“因商奄之民”，在“少皞之虚”建立鲁国。
《左传·定公四年》。吴国开国始祖是泰伯。泰伯本姓姬，是周太王古公覃父的长子。古公覃父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少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生有圣瑞，古公覃父贤之，泰伯和仲雍为了氏族联盟发展大计，决定让位于季历，进而成就姬昌一统天下的大业，于是两人托言去吴地采药，告别亲人，远走他乡，披发文身，建立吴国。
武王完成克殷大业后，封其后人为伯，列为诸侯，所以司马迁作《史记》时将《吴太伯世家》列为第一。
从历史渊源来说，鲁国和吴国同宗同族，都是周族姬姓，按照春秋礼制规定，同族同姓之间是不可以通婚的，列国诸侯也不可以娶同姓之女，“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左传·昭公元年》载郑子产语）。所以鲁国自立国之后，国君都是与异族异姓的诸侯公室通婚的，“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左传·哀公二十四年》）。
鲁昭公娶于吴国公室之女为夫人，鲁、吴同为姬姓，显然违反了“男女辨姓”的礼制规定。为了避讳男女同姓，昭公夫人没有按照当时的礼俗称“吴姬”，而是取其字称“吴孟子”。
《左传》等书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记载了时人对此事的态度。《左传·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与吊，适季氏。季氏不，放绖而拜。
《春秋谷梁传·哀公十二年》表述得更加直接：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讳取（娶）同姓也。
《礼记·坊记》则是假借孔子之口对此事作出评述：子云：取妻不同姓，以厚别也，故卖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防）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可见，“鲁昭公娶于吴”之事在当时影响很大，人们议论纷纷，普遍表示反对。吴孟子去世后，鲁国执政国卿季平子主持葬礼，故意不行君夫人之礼，孔子心知肚明，但是他并没有对季平子提出批评，而是默认了他的这种做法。
孔子素以大力倡导“克己复礼”理念而闻名，但是鲁昭公违礼娶于吴，他没有出面表示反对，季平子违礼葬吴孟子，他也没有出面进行干预，为此陈司败对他提出质疑。
“陈司败”不是人名，而是国名加官名，即陈国任司败（司寇）之职的人。此人不知过往与孔子有何过节，他对孔子似乎不太友善，故意提出“昭公知礼乎”问题来刁难孔子，陷孔子于两难境地。孔子明知“鲁昭公娶于吴”是违礼行为，但是臣为君讳、子为父隐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所以他只能违心地说“知礼”。
陈司败见孔子中了圈套，又神秘兮兮地对孔子弟子巫马期说：“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他明摆着是要看孔子出洋相，孔子倒也不与他计较，大度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鲁昭公娶于吴”这件事情，从表面看是知礼不知礼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鲁国深层次的政治斗争问题。鲁昭公初立之时，国内军政事务完全由季氏把持，他基本无法插手，所以只好往来于诸侯国之间朝会礼聘，干的都是虚以应付的事情。
到了执政后期，鲁昭公与“三桓”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加激烈，他已完全被排斥到政权体系之外，因此他想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借助吴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与“三桓”势力相抗衡。关于这一点，孔子心里也许明白，但是他又不能明说，所以总是表现得态度暧昧。面对陈司败的刁难，他虚与委蛇，宽容大度，显示出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君子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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