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者也是历史创造者

原标题：无名者也是历史创造者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不知有多少年轻人加入时代的洪流，告别家乡，踏上征途，自此飘散到远方的角落。

走进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迎面矗立着20根石柱和两座雕像，代表着突击队的22位勇士，然而只有5根石柱上可以找到勇士的姓名：李友林、刘梓华、廖大珠、王海云、刘金山。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的副馆长夏芸说，其余17位，包括杨成武《忆长征》中提及的苗族小战士，虽然事迹永恒，但是他们的姓名已经永远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血与火的长征路上，没能留下名字的又何止这17位勇士？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刘岳说，在漫漫革命历程中，在艰苦的长征中，那些未能留下姓名就牺牲的，以及没能走到最后、失散于民间的红军战士，后人同样要铭记住他们的功勋。

“牺牲的当然就不用说了，那些沿途失散的红军，为了革命的理想远离家乡，战斗中负伤，被迫留在当地，无法随同红军继续前进的，数量也相当庞大，对他们的功劳，国家一直是认可的。”刘岳说，长征是一次没有后方的战略行动，没有后方，意味着伤员不可能像常规战争中那样，得到妥善的治疗、安置。长征途中，有留在藏区的失散红军，被政府找到后，已经连汉语都说不好了，但国家并没有遗忘他们。

刘岳说，伤员被安置在老乡家里，而他们并没有被交出去，由此可见，红军的确是一支深得民心的队伍。“从这个意义上看，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是非常准确的。”

讲述

爷爷走了 一去不返

65岁的张本富老人在记者面前展开了一张颁发于1983年、颜色发黄的烈士证。

红军从他的家乡雅安市上里村经过时，他的爷爷张保山与同“保”（当时“保甲制”的基层组织结构）的42名小伙子一起加入了红军，一去不返。

“爷爷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7岁半，此后就再没见过他。”张本富说，据长辈们讲，当年在沉重的捐税、多如牛毛的土匪压榨下，乡民们能吃饱饭已属奢望，没人了解山外面的世界。直到红军到来，乡民们才在红军的宣传中，知道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正面临内忧外患。红军将宣传的标语刻在村中的许多石墙上，也刻进了许多生活困窘又没有家室拖累的年轻人的心上。红军离开时，他们跟着队伍走了，放下了熟悉的生活，去争一个未来的希望。

“直到解放之后，才知道这42个人当中还活着的只有两位，一位曾经到达了陕北，后来被阎锡山俘虏，释放后回到了村里，另一位曾经在1954年给家里来过一封信，但后来也断了联系。”张本富说，附近村里一位姓郑的乡亲与红军队伍失散后也返回了家乡，他曾和爷爷张保山在同一支队伍里。“他说，红军在甘肃过黄河的时候，爷爷已经是营长了，还曾经在过黄河的动员大会上给手下几百人讲话。”这个消息证实了张保山在离开家乡之后的三四年中还活着，但之后，哪怕是这样只言片语的消息，也彻底断绝了。

“我9岁那年，政府统计失去联络的红军的信息，确认爷爷属于 失踪 ，给家里发了120块钱。”张本富说，那一刻，自年轻时就失去了丈夫，独自拉扯着孩子们长大的奶奶，接过政府人员递上的慰问金，满脸的泪水。“她当时说的话我只记住了一句，她说， 你们爷爷当红军，现在就只有这点念想了 。”

讲述

36名守桥战士 只剩14个

袁清贵老人也是红军后人，他的父亲在贵州参加红军，被编入军团长罗炳辉指挥的红九军团，一直作为红军的后卫。“我父亲临终前曾经告诉我，红军主力向夹金山方向进军的时候，九军团曾经留下了36个人守卫泸定桥，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给他们的任务是，万一前方天全、芦山、宝兴几个县过不去，红军还有可能从这里折返。所以必须要保证这条退路。”袁老先生说，父亲和战友们一直坚守了6天，完成任务后撤退，但是在不远处一个叫“九茬树”的地方被敌军截住，一场激烈战斗后，36个人只剩下了14个。

袁先生说，父亲死里逃生之后，找到了大部队，越过了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九军团被编入了四方面军，张国焘执行南下战略，他又随同四方面军主力，从懋功南下，再翻夹金山，准备“打进成都”。但在甘孜州的一次战斗中，他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是讨着饭到了邛崃，又辗转来到了泸定，靠着给别人做长工生活。”袁先生说，直到1950年底，突然门外传来外乡人的口音：“我们是红军，解放军，我们是帮助穷人的。”父亲颤抖着打开门，迎面是前来问路、准备由这里进藏的解放军战士。在离开红军15年后，他终于又见到了熟悉的旗帜。

补白

古镇上的红军标语

吴绍琼老人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虽然对红军的印象，仅仅来自于她童年的记忆片段，但她每次提起红军，都会说在那个年代，红军与其他“军”相比，是一支无法想象的军队。

如今吴绍琼老人家住在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老人虽然耳朵有些背，脑子却还灵光。记者与老人交谈时，她可能只听清了红军这两个字。不过这也足够让老人打开话匣子了。

1935年时，吴绍琼老人尚年幼，随母亲吴高氏住在上里镇。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军”与匪在村人眼里，是含混不清的，土匪来了，能吃、能用的都不放过，走到哪儿都会搞得鸡犬不宁。所以那一年村人们听说红军要来的时候，都有点儿害怕。她也遵从母亲吴高氏的嘱咐，翻过几座大山，躲到了20公里以外的车岭镇。

吴高氏没跟闺女一起到车岭镇，她在上里镇又耽搁了一段时间，由此与红四方面军有了短短几天的接触。别看时间不长，这支军队令吴高氏十分惊讶。“他们非常和善，也不抢东西，真有这样的军队吗？”看着住在自家的红军战士们，吴高氏总带着这样的疑问。4天以后，吴高氏也到车岭镇去了。

直到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离开了上里镇，吴绍琼与母亲吴高氏也回到了镇上。

当娘俩迈进自家院门时，眼前的一切对她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完好无损，红军走时没带走一针一线，那些红军住过的房间，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红军离开上里镇后，留下了大量的标语，正是墙面上刻着的这些文字，让村民们彻底知道了什么叫红军。“红军是替穷人打仗的军队，我就记住了这一句话，忘不了。”

本报记者 安然 景一鸣摄 J060 J168

(原标题：无名者也是历史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