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政治、学术随想

“治国平天下”是古代读书人梦想，要实现其目标，唯有参与政治。那些影响中国文学进程的大师们，无其不对做官投以巨大的热情。

屈原、沈约、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范仲淹、苏轼、朱熹、王阳明、于谦、纪晓岚等一流文人，他们都至少做到了中央委员级别。尤其是宋朝文人，如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文天祥，已跻身为政治局常委级别。他们不是怀才不遇，而是才气太大，大到整个社会还没来得及形成气候包容他们。我们应该发自肺腑的感谢那些身居一线的古代文官们，因为是他们用文字书写并保留了中华名族的精神文化遗产。

另一类为想做官，却做不到的文人们，如刘勰、鲍照、柳永、王实甫、关汉卿、蒲松林、曹雪芹等，这些“诗穷而后工”文人们，乃在政治失意后在另一个虚幻的世界用文字铸就自己的精神防御线，唯有这样，从心理学讲，人才不至于崩溃。是他们在忧愤之后，大力提倡并创作文学新思想和新形式，才推动了文学的进步，也因此，其作品在当时都被斥为低俗、黄色、恶搞，受主流文艺排斥。现在学院派研究者要感谢这些想做官却为实现的人，因为是他们，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给你们。

回望古之文人做官发迹之路，要么独思治国安邦之学术，著书立说，开坛讲学，传其思想，以求获得君王采纳；要么十年磨一剑，跨上行囊、跋山涉水、参加科举考试，以一篇策论应对社会时弊而一纸封侯。

再次回看那些研究学术之人，或为士、为博士官、为秘书郎、为翰林学士、为东宫行走，其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策和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老子、孔丘、孟子、屈原、韩非、李斯、贾谊、晁错、司马迁、董仲舒等都是以此发迹。研究员绝非卑贱官职，一旦其安邦定国之策切实可行，其人审时度势，能干实事，便会被授予最高权力，施展毕生抱负。唯有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现实的学术才会有长久生命力而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诸子百家学术之所以常读常新，乃其关注焦点在于人性是什么；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能让人性更健康地发展。学术之论证过程可以高深莫测，但其精髓应该朴实无华，简单易懂，一种不被人民大众接受的学术，也会被人民所遗忘。

隋朝以后，科举实行，读书人白首皓经、穷其一生，乃为一纸应试策论。飞扬文字、评点江山、针砭时弊方显英雄本色。国家之人才乃在能为国家提出切实可行政策之人周围选拨。为其“经国之伟业”之文章，方能解决社会人生现实困惑。绝非流连于舞文弄墨、风花雪月、孤芳自赏等狂狷之士之间。对于好高骛远、一生酸腐之辈，国家往往采取圈养之策，如东方朔、司马相如、李太白等御用文人，其地位与歌舞妓、乐工，画师一般。他们要么在图书馆整理校订书籍，故弄玄虚，搞高深莫测之术；要么写几篇粉饰太平盛世和歌颂美人君王的文章。中古文人绝大部分在做这两些事，根本原因在于那个社会还没形成他们施展才华报复的气候。唯有李白，他带着三分剑气、一身酒胆地离开了那个金碧辉煌的大明宫，去找寻曾经屈原居住的有香草美人的童话王国，于是他们成了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化身而被世人贴上了太多文学之外的标签，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叫民族的脊梁。

纵观古之文学大师，其人生路线可分为两种，一为从政为官，惟其体察官场险恶，人生百态，方能感知世间冷暖、人生境遇，其文字才能厚重深刻、横流沧海。一为扎根民间、穿梭底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为其这样，方能文气十足、自然可爱，为大众理解接受。没有这样的人生历练，天天学院式的抱首穷经，做出来的也只能在几个舞文弄墨之客之间曲高和寡。这种对社会现实人生豪无帮助之学问，怎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怨天尤人、愤世嫉俗而做出不与世俗为伍的清高之举。

天天啃吊书袋、口诵之乎者也之人，不关注人生、现实和社会，其书呆子之辈在古时唯有作私塾老师方能安生立命。而今回想那些古时一流的文人们，似乎都有一个调戏私塾老师的故事，可见对书本反感，对学术呕吐并不是一件坏事。学习前人经验并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历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乃古代有识之士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