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叶盛章与富连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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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钧先父叶盛章先生,字耀如,是先祖父叶春善先生第三子。多年以来,梨园界对于先父所广为乐道的,当然是怹卓越的艺术成就,创立“叶派”武丑的历史功绩。而今先父含冤离世已半个世纪,叶盛章之名仿佛也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富连成社创办112年、京剧叶(盛章)派武丑青年演员培训即将开班之际,借此机会,我觉得有必要把我所了解的,有关先父与富连成、与京剧教育事业的一些内容,写出来与梨园同仁们分享,也表达对富连成社、对先父的敬意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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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晚年时的叶盛章右:青年时的叶钧先父幼时先坐科于福清社科班,后因福清社报散,这才不得不回到富连成社坐科。后来因为表现出在丑角艺术,特别是武丑方面的天资,而且勤勉用心,练功之狠、之猛超越同辈,才得以拜在王福山先生名下,而得师祖王长林老先生悉心亲授,成为“科里红”的演员,最终得成一代武丑宗师,这些艺术履历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恕不赘述。单从先父先坐科福清社后转富连成这一过程,实际上可以看出先祖父叶春善先生的良苦用心。记得《富连成三十年史》中曾有记述,富连成首任财东牛子厚嘱托先祖父筹办科班时,先祖父曾再四推辞,怹对牛东家说:“燕京富人组织科班者,多如过江之鲫,但前仆后继,均未获得良好结果。推考其大因,不外班长(即老板)自私心重,及无服人之才。且予材质平庸,设不幸而蹈前人覆辙,既无以对良心,更无以对知己。”先祖父这一席话,可谓正中清末科班随起随灭的根本要害:作为科班领导人,决不能在教育和经营上有半点私心,一旦只顾自己发家致富,或是只顾培养自家子弟,任用私人,将公器变为私用,整个科班必然分崩离析。因此,在自己领导的科班培养自己的儿子,对先祖父来说是很避忌的,将先父送入福清社坐科,正是先祖父要表明为了富连成而一秉至公的态度。当然,在先祖父和萧长华先生等前辈的苦心经营下,富连成越来越发展壮大,乃至在民国时期的北京一枝独秀、长年兴旺,与富连成形成竞争关系的众多科班纷纷解散,先父这才得以回到富连成,而四叔叶盛兰、五叔叶盛长在富社坐科,也是时势使然。民国时期有些剧评文章,将先父及四叔叶盛兰、五叔叶盛长称为“富社少东家”。事实上作为叶春善的儿子,先父和四叔、五叔在富连成从未享受过生活和学戏上的优待——要说也有些“特殊待遇”,那就是练功必须更勤,挨打必须更狠。尤其是先父和四叔,不犯错则已,一旦台上犯错或违反社规,就会成为社内执法的“标杆”,责打板数加倍,先祖父更要亲自责罚,很少假手年长弟子——因为怕弟子碍于师父情面不忍下手。而先父和四叔都生就一身傲骨,受责时绝不呼痛哀告。每当此时,富连成社满院只闻板子声,其他学生见到师父对亲生儿子如此严格,无不心有感触。富连成社能上下人心团结,数十年屹立不倒,与班规的严格整肃有极大的关系,而班规的高度执行力,又建立在先祖父一秉至公的威望之上。为了富连成社的团结,为了这“一秉至公”四个字,先父和叔父其实是受了不少委屈的。富连成社“富”、“盛”部分毕业生合影,中坐者叶春善,前排右三为叶盛章1934年,富连成数十名“盛”字科学生集体出科,南下上海演戏,科班内人才顿时青黄不接,这对于富社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险些因此解散。先父在富社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科班挑起了大梁;本已到扶风社搭班的四叔叶盛兰先生,也回来襄助,兄弟同台支撑富社,成为一段梨园佳话。不久大伯父叶龙章先生毅然回京,放弃中校军官身份,成为平头百姓,继任为富连成社长;尚小云先生也仗义相助,无偿捐赠独家秘本、私房行头,并为富社排演新戏,终于在众人齐心合力下使富社渡过了难关。先父与李世芳主演的《酒丐》,就是这一时期由尚小云先生主持排演的剧目,为富社博取了极大声誉和营业收入,是富社扭转困难局面的关键作品之一。此外,先父还在这段时间频繁上演头二本《安天会》,全宗杨(小楼)派戏路,开武丑应工猴戏之先河。后来李少春、李万春二位先生在北京大演猴戏之时,先父却将这出有实授、极精彩的猴戏收了起来,此后极少演出,不能不说是个相当大的遗憾。大伯父叶龙章先生继任富连成社长之后,先父便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襄助长兄协理社务,事实上成为富连成社后期最主要的业务负责人,对富社从1934年到1944年间的演出面貌、艺术风格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先父为艺术核心创作的众多新剧目,也在这段时间内陆续面世,如头二本《藏珍楼》《智化盗冠》全本《佛手橘》(在传统的《盗银壶》基础上改编而成,虽然参考了前辈武丑张黑的演出本,但实际上是全新创作)《白泰官》《徐良出世》等,他如《盗甲》《盗钩》《盗王坟》《盗杯》《时迁偷鸡》《打瓜园》“老”《三岔口》等更是时常上演,“叶派”武丑艺术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孕育成熟。先父当年的爱好在今天看来颇为“时尚”,常以当时较为少见的摩托车代步,夜晚回到社内,往往把刚准备休息的学生们叫起排大武戏,一连数遍,直到圆熟为止。据“元”、“韵”、“庆”各科当年的学生们回忆,最怕晚上睡觉前听见摩托车响,只要听见车响,一准是“盛章先生要排戏”。先父排戏虽严,却分外让学生们心服:每当学生们表现不尽如人意,怹就算穿着西服皮鞋也要当场示范,从不顾及弄脏,而就算西装限制动作,怹做起身段来也格外边式利落。这十年间先父不仅培养了张春华、范元濂等承继衣钵的弟子,在富连成坐科的“ 世 ”、“ 元 ”、“ 韵 ”、“庆”诸多学生,也无不得到先父的指授和严格训练。1943年农历九月,位于前门鲜鱼口的长春堂药铺起火,殃及隔壁华乐戏院,富社存放在华乐的全部戏箱和砌末被烧毁,损失达数十万元,富社被迫停业。大伯父叶龙章先生向长春堂老板张子馀索赔,而张却百般推脱,拒绝赔偿。在外演出归来的先父得知此种情况,愤怒地上门寻张子馀辩理,要与他“说道说道”,吓得张子馀不敢露面。终于在大伯父和先父的共同努力下,为富社争得了十万元的赔偿款项,富社因此得以延续。然而,由于日本侵华造成的社会动荡、市面萧条,大伯父和先父虽历尽磨难,也未能扭转大势,富社的境况日渐窘迫。终于在被视为富社“明日之星”的李元芳夭折后,先父再不能承受轮番而至的打击,退出富社,结束了怹在科班十年的教师生活。1947年,先父被选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北平解放前夕,怹受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委托,挽留了大批意欲离京的名演员,为国家保留了大量京剧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怹又与李少春、袁世海等人组成了新中国实验剧团,成为了后来中国京剧院的基础力量之一。1951年实验剧团转为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三团,先父任副团长。1955年任中国京剧院三团副团长。先后排演了《东方朔偷桃》《程咬金招亲》《佘赛花》《秋江》等戏,多次参加出国访问演出活动,享有国际声誉。还参加过《洪湖赤卫队》《安源大罢工》等现代戏的排演和演出。在新编历史剧《宋景诗》中,先父扮演的侯锦春(侯二半吊子),虽在全剧中只有两场戏,但经怹设计,以简练爽朗的念白、精彩明快的武打和真实感人的表演,塑造了一个精明强干、风趣幽默的动人形象。为此在1952年荣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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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偷桃》叶盛章饰东方朔 在先父五十一二岁的时候,怹最终选择了退出舞台,重新回归京剧教育,特别是怹在北京戏校的执教生涯中,为京剧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大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弟叶金森,就是先父在北京戏校执教时期的弟子。据金森的回忆,先父对他们的教学,完全是面对一群“生虎子”,从最基本的部分教起。作为武丑大家,先父教学首重念白,强调在念白中彰显人物身份性格,使人物形象特色鲜明,给人印象深刻。而后脚步、身段、武打、联排直至演出把场,一出戏由头至尾,全部亲力亲为地盯到底。诸如《打瓜园》《九龙杯》等传统武戏,《法门寺》等文戏,《秋江》等新编剧目,以及加工排练《挡马》乃至后来的现代戏《节振国》,无不倾囊以授。每出戏排练时,虽有助教在旁协助,但怹从来都是每个动作亲身示范,要求必须到位。对各种起打档子的标准,更是分外严格:比如开打中的踢抢背,脚必须踢在腰部大带位置,还得听见清脆的一响,否则视作不合格。每到这群孩子们演出,怹还到后台为学生勾脸,必临场监督到散戏才走,第二天必有对头天演出的点评。先父教学中从无疾言厉色,但也几乎从不笑,对学生一句“嗯,行,接着来”,便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怹“吝啬”对学生的鼓励,其实是担心学生们骄傲自满,是怹的良苦用心。有过教学经验的人想必都能理解,完全面对一群“生虎子”,手把手一点一滴教授有多困难,而先父以这种方式,最多同时教授四个班。不少已在院团工作的成年演员,特意跑到戏校,专为观摩先父教学。先父的这份认真严肃,使怹在学生当中的威望极高,只要课前听到怹的脚步声和轻微的两声咳嗽,课堂内立时寂静无声。这不禁令我联想到先祖父叶春善先生,怹老人家在富连成,也是轻轻一声咳嗽,全体学生便马上端严整肃,先父作为教师,身上是有祖父的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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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破铜网阵》叶钧饰东方侠智化在先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怹走上了一条与先祖父同样的道路,将眼光投向了下一代,将希望寄予了继承者。假使先父不是过早离去,怹应该也会像先祖父一样,把余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哺育后人上吧。我坚信,这也是先父从富连成、从先祖父身上继承而来的一种精神,一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