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细雨丝斜斜地从中午一直飘落到傍晚。我在鲁西南一个农家小院里静静地重读《沈从文传》，感受着遥远的湘西神秘而又充满淳朴人性的边城，在寂静中体味这位“歌手”的孤独。
1922年夏天，经历了漂泊、战争、生死的沈从文，从闭塞的湘西来到北京，被人骗上拉猪的排子车，住到一个简陋的小客店里。从此，这个极具个性的“乡下人”开始了人生的孤独之旅。
沈先生早期的作品大部分是对故乡自然景物、民情风俗的描写。也有少部分描写都市中上层的空虚自私庸俗，这些作品反映了他来到城市后内心感慨。他把这份不满和谴责归责于“文明城市”，从而引发了他对于古老的朴素人性美的向往，他的笔端出现了令人哀叹和忧虑的一个个纯朴的乡间生灵。
他极力抨击20世纪初期的城市文明对农村朴素人性的破坏的同时，笔端转向他梦牵魂绕的凤凰边城，描写那些在社会底层的人闪烁着的人性之光。因此，沈先生说：“我只想造座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就决定了沈先生的创作基调：一种是对人性的赞美和讴歌；另一种是对摧残破坏人的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鞭挞。沈先生最初创作乡土题材的作品《市集》《直至》《边城》《长河》，文中的湘西人情风物，吊角楼上的妓女等，凡他所熟悉的社会底层人物，无不赋予其纯真至美的人性色彩。从愈加宁静的《菜园》到终于扔掉嫖客留下的肮脏钱、领着妻子回乡的《丈夫》；从在缥缈不定的清凉梦境中的《三三》《萧萧》《边城》中的少女形象，到沅水流域的水手船工，都是先生梦系故园的产物。沈先生通过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极其强烈的抒情色彩，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正是这种执著的追求，使沈先生显得有些“不入流”。1929年1月，上海文坛正开展革命作家与新月派的争论，而沈先生对此的看法则是：“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特别是1931年，发生了左联五烈士为革命文学捐躯的悲惨革命事件时，在一片刀枪声、呐喊声中，沈先生仍写下了《三三》等这样清丽的美文，大写特写湘西美景。
从小说《柏子》《菜园》《月下小景》《萧萧》《边城》到散文《湘行散记》《湘西》，先生将人的生存本质与湘西独有的原始文化、田园风光糅合在一起，来表达对“桃花源”式生存方式的向往，从而使对人生的浪漫主义追求、对乡村文化及生存方式的理想主义得以集中地反映。
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你们能欣赏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方式决定了先生的孤独之路，而走在孤独之路上的他，却留下一路独特的风景。
这份孤独一直陪先生到生命的终结。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工作，并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在“文革”期间，先生受到冲击，但他即便身处逆境，那颗向善向美的心灵纯真依旧。在秋天的寒风中，看到一朵红朵从植物中心勃起，花瓣叶片上挂着晶莹透明的露珠，楚楚可怜。先生说：“美,总不免有时让人伤心。”
合上这本《沈从文传》，我想起来了那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如一位孤独的歌手，一生吟唱着那悲伤而美好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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