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作者：[英]马克·马佐尔，译者：赵博文，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什么是国际联盟？一个保证和平的联盟体系？一个仲裁的工具？还是一个最大的联邦？斯姆茨将军在1918年的回答简短而激进：“欧洲即将被清算，而国际联盟必须继承欧洲这笔财富。”根据这个观点（反映了重视领土分配的旧观念），国际联盟是一个联合体，它既是国际财产的管理者和守护者，还承担着在国家框架下，在欧洲内外照顾不成熟的社会的任务。这意味着，文明的大国具有指导国际事务的义务。

这个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观点，逐渐从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的一端，变为了白厅a一种秘密的想法，他们希望国际联盟是一种新式的大国之间的协定。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这种范式保持了欧洲近一百年的稳定。而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国际联盟符合威尔逊总统的梦想：在国际法的框架之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早在日本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提出国际联盟应该签订规约，重视民族平等的时候，威尔逊总统的崇高观念就已经被实践了。这种平等对白人意义重大。威尔逊的顾问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很担忧地记录道：“这将引发全球性的种族问题。”当然这个民族平等的提议被粗鲁地拒绝了。

对理想主义者而言，国际联盟确实为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提供了机会，一方面是由于法国人精明的设计，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联盟的主要价值，不是为了维护国际上的道义，具体而言，它是为了确保维系凡尔赛体系的原貌，抵御修正主义的挑战。法国的利益，使其要求国际联盟成为一个有执行力的机构。法国曾数次尝试建立一个超国家层面的军队来处理国际事务，但是都因为英国的反对而作罢。由于威尔逊没能为美国在国际联盟委员会中谋得席位，国际联盟大部分的威慑力量已经流失。

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将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联盟视为“合作的工具”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尽管它令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感到失望，但是这并不重要：它为国际对话提供了平台，也是一种潮流，帮助解决难民危机以及经济、社会、法律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之间的协调。尽管国际联盟没能很好地介入各成员国的国内事务，但是它能够宣传各国对少数民族的恶行，并且向当局施加国际舆论的压力。

然而，国际联盟的影响力基于成员合作的意愿。他们并不是被强制绑定在一起，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外交对话。因此，国际联盟所强调的重视国际法的准则，最终还需要立足于成员国的政治意愿。英国和法国民众中迅速增长的和平主义观念，使得英法在国际事务中显得被动；而威尔逊总统和其他国家都视英国为国际联盟最强有力的基础。随着欧洲均势的失衡，国际联盟逐渐被边缘化，外交事务都避开日内瓦机制；关于欧洲的秩序和国际联盟竞争的政治理念在德国出现了。

1919年，关于欧洲大陆均势精确化的特点，同时挤压了俄国和德国的空间。这对当时的观察者们而言，非常明显，尽管他们从这种现象中看到了不同的内容。对于英国而言，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非常重要，即便只为了阻止柏林和莫斯科之间达成政治上的谅解，因为这样就不会危害欧洲原有的政治安排。少数民族条约能够保证德国境外的德意志民族得到公正的对待，同时也为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提供一个宽容政府的典型。

而另一方面，法国认为德国必须维持现状。中欧和东欧的新兴国家不仅将成为抵御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缓冲地带，也将成为防范德国的缓冲地带。当民族自决原则违背法国利益的时候，这个原则就失去了效应。这就能够很好地解释法国为何对少数民族条约兴趣索然——这将削弱法国在东欧的盟友们，而在1918~1919年，法国违背了大多数奥地利人的意愿，阻止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

尽管建立了国际联盟，但是1918年之后大国政治从未停止。传统的外交形式依旧非常有影响力：例如，在解决1923年希腊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之间关于科孚地区的领土纠纷以及波兰和立陶宛之间关于维尔纳的领土纠纷这两次危机中，都使用了传统的、代表大国之间政治对话的大使会议形式。随着法国对集体安全失去信心，他们采用了更为传统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1921年，法国提议由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组成小协约国，这个集团直接针对匈牙利，间接针对德国。在接下来的几年，法国分别同这些国家缔盟；而法国抑制德国的意图，在其占领莱茵地区的事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法国和比利时联军在1923年入侵鲁尔区，强迫德国缴纳战争赔款的行为，看起来像法国未来的规划：确保德国彻底失败。然而，战争赔款问题不仅仅是阻碍法国意图的临时性问题。入侵鲁尔区的行为，使得法国在伦敦失去了信誉，并且突显出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欧洲无法解决内部问题。

20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的政策出现了缓和，德国重新以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1925年，洛迦诺（Locarno）会议重申了西欧的和平；但是德国东部边境问题依旧是开放性的：“洛迦诺精神”比《凡尔赛和约》更加强调大国外交。1928~193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法国企图通过国际联盟实现欧洲稳定而做出的最后努力。首先是毫无意义的公告，即我们熟知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Briand-KelloggPact），宣布“战争是不合法的”，尽管很多国家参与签署文件，但是美国并没有像法国所希望的那样，提供坚实的保障。接下来是白里安命运多舛的欧洲联合计划书。最后是1932年召开的裁军会议，这是191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会议是在不利的环境下召开的：满洲危机（“九一八”事变）暴露了国际联盟在应对重大国际危机时的弱点；法国否决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的提案，使得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处于低谷；经济危机使得世界的经济陷入萧条。法国又一次提出了组建多国部队，这个提案也再次被否决。希特勒的当选，宣告着这次会议的失败；德国代表走出了会场，德国也于1933年10月退出了国际联盟。

1934~1936年，英法两国已经无法再次控制欧洲的平衡。1934年1月，波兰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法国的盟友体系遭到了破坏。法国进而将目光投向了苏联，但是西欧和东欧的反共产主义浪潮，使得苏联无法完全承担起法国曾经希望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所承担的责任。更糟糕的是，1935~1936年的阿比尼西亚a危机，又将意大利推向了国际联盟的对立面。尤其是法国，无法再和其他地中海地区的盟友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国际联盟的制裁打破了这种希望，并将墨索里尼推向了希特勒一方。1934年，墨索里尼曾经站在希特勒的对立面，组织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但是4年之后，意大利没有表示反对，德奥合并的情形最终发生。

英国以旁观者的角度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由于猜忌法国，英国在远东过度扩张，以至于其海军无法在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平主义、自由主义者对于德意志民族在中欧生活状况同情的舆情，过分地夸大了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地位，而低估了东欧价值的糟糕战略定位，都影响着英国政策的制定。而法国的防御策略充分地体现在修建马其诺防线上：法国的将军们不知道德国将会从何处进攻。国防开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准，国家在政治上严重分化。自1937年以来，这些因素导致了法国同德国和解的意向不断增强。1938年冬天，《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德法签订了友好宣言，法国的政治家们暗示法国和东欧的关系将“彻底地转变”。

毫无疑问，这些变化宣告了国际联盟的崩溃。1936年，裁军会议可耻地收尾，少数民族体系垂死挣扎，几乎没人相信国际联盟还能处理欧洲的事务。随着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它同伪满洲国、阿比西尼亚和莱茵危机一道宣告了国际联盟的失败。甚至连西班牙内战中意义不大的国际非干预委员会，也不是国际联盟组织的。西班牙外务大臣在1938年强烈谴责了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强调，服务国际联盟最好的方法就是移除各国在安全事务上的权限，由条约加以解决。但是这种理论是非常荒谬的”。法国的国际联盟支持者加斯顿·里乌（GastonRiou）在1936年目睹了国际联盟的终结：这个体系最终被打败了。卡尔在1936年11月警告说：“如果民主把其充满活力的躯体，同1919年凡尔赛体系腐烂的尸体捆绑在一起，那么这将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自杀方式。”

国际联盟并没有强调成立之初它所设想的国际新秩序，相反，它把这种设想压缩到一个温和的限度内，仅仅要求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没有垄断格局的联盟。1937年，一位纳粹的政治科学家尖锐地指出，“日内瓦体系存在有效的垄断”。他提出，实际上不仅国际联盟，其他一些存在的或者潜在的集体行动的体系，都存在垄断。他是正确的。

20世纪20年代有很多尝试性的国际合作方案。例如匈牙利支持的反共产主义的白色国际康德霍夫·卡利吉（Coudenhove-Kalergi）伯爵的泛欧联盟计划。但是它们的规模有限。然而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第三帝国衍生出一种完全不同于日内瓦体系的欧洲秩序。这种新秩序在政治观念上控制了欧洲的政治氛围，并打破了欧洲的平衡，从政治和精神两个层面挑战国际联盟体系。自由主义普世性的观点遭到了全面的攻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