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历史的慰藉》，作者：杜君立，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明朝不设丞相，永乐以后，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秩尊视元辅”，即权力相当于内阁首辅，被称为“内相”，但因为更接近皇帝且受宠信，其实是在首辅之上。“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司礼监常常代表皇帝参加内阁廷议，以及三法司会审，对朝廷的各种决策都构成影响和监控。整个明中后期，司礼监的太监完全掌握了“照阁票批朱”的大权，“居内阁上”，内阁大权旁落，“相权转归之寺人”。黄仁宇指出：“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示，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他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要抽看其中重要的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 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到了武宗正德时，太监刘瑾的权力几乎等同于皇帝，被称为“立地皇帝”，当时人说，大明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明朝初年，太监地位卑贱，根本无法与朝臣同日而语。“太祖旧制，内臣出外非跟随亲王驸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马候道旁，待过去方行。今小火者值部阁大臣，俱扬鞭直冲其中道矣。” 风水轮流转，随着太监地位日高，他们不仅与朝臣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朝臣之上，侮辱殴打朝臣的事件屡屡发生。“朝廷纲纪，朝官进退，均在宦官之手，伴食者汲汲于奉迎其意，偶尔有硬骨贤良之士，亦无可奈何。” 既然太监炙手可热，识时务的大臣自然会极尽逢迎之事。王振问工部侍郎王佑：“你怎么不长胡子？”王佑厚颜无耻地回答：“老爷您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有！”汪直巡边，那些督抚总兵都出境几百里地远迎。从前再大的太监遇见大臣，也要跪拜，如今官吏要向大太监行跪礼。“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旨者俱拜为乾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呼九千九百岁。” 《明史》中记载：

（魏忠贤）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百司章奏，置急足驰白乃下。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

大意是说：魏忠贤一年中多次出行，每次总是坐着文轩大车，羽帘青盖，四马如飞，铙鼓鸣镝之声，随着轰隆而过的车轮，隐没在飞扬的黄土之中。锦衣卫官校腰围玉带，踏靴着裤，提刀相随，夹驰于左右，厨师、优伶、百戏、奴婢这些随从的人，又以万计。百官的奏章，要用快马才能赶上。所过之处，数不清的士大夫趴在道路两边叩头，欢呼九千岁，而魏忠贤连看不看一眼。

明末复社领袖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无限沉痛地感叹：“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按明朝薪俸，最高的正一品文武官禄米不过七十石，而大太监竟有多达数百石的。比如汪直累至三百余石。 实际上，太监贪污勒索受贿，所得远远超过其正常收入。太监经常担任的织造、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特使，均是十足的肥差，且不受任何监督和控制。成化十四年（1478），崇王府仆人杨福冒充大太监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一路行骗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级官吏争相敬奉孝纳，敛财无数。后来事发，成为当时一大丑闻。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太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悬称卖官。权力的本质就是对事物的占有程度和占有范围。在一个专制社会，权力是财富之本，掌握权力，很短的时间便富可敌国。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超过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 。

继东厂之后，成化十二年（1476）又设立西厂；正德三年（1508），再设立内行厂。这些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特务机构组织庞大，且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一下子将太监这个群体的阴暗扭曲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腥风血雨之下，特务的触角伸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大明被打造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恐怖帝国。一些士大夫闻听厂卫传唤，宁愿自杀，也不愿进诏狱遭受诸般酷刑和凌辱。汪直执掌西厂时，特务密布，“烦密苛细，民间斗骂，纵犬争鸡，并痛捶直”，连这些轻微的举动都不放过，或者“封闭其家，或夜搜之”，要不就将其妻室儿女扒光衣服，暴打一顿。这种高压恐怖使得整个社会人人自危，“无论民间重足侧目，而士大夫无一夕敢舒眉欢宴，坐谈间无一语敢稍及时事”。

发生在天启年间的东林党事件，其实是文官内阁与太监势力的一次对决，结果号称“东林党”的士人遭到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顾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以受贿罪名入狱，“遂五日一比，惨酷更甚。比时累累跪阶前，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则受拶，弛拶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创痛未复，不再宿，复加榜掠。后讯时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流涕。”杨涟“自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

明中后期，从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到熹宗朱由校，都是十足的“昏君”。朱厚照喜欢喝酒，太监便投其所好，“利其醉，不时进觞，遂日酣酗，不及亲政”。朱翊钧“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皇帝不见大臣，权力便逐渐落入太监手中。朱由校沉迷于木工，“引绳削墨”，对政事根本不感兴趣，一切都交给魏忠贤，“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狗仗人势，像魏忠贤这样的高级太监往往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绯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定：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不管太监的权力有多大，权力都来自皇帝。作为皇帝的奴才，太监专权的根源是皇权本身。太监的权力再大，也大不过皇权，就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嚬（即皱眉头）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刘瑾风光一时，一旦武宗翻脸，他就落得死无葬身之地。但只要皇权存在，太监就必然兴盛，“一瑾死，百瑾生”，杀了刘瑾，还有魏忠贤。崇祯帝杀了魏忠贤，他最信任的人还是太监，最后陪他一起殉社稷的也是太监。

在明朝一系列宫廷政治事件中，如“土木之变”、“夺门之变”和“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等，太监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说掌控着帝国的政局。在皇帝、文臣和太监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中，皇帝常常与太监联手，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明朝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也严重败坏了吏治。明末黄宗羲总结说：

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

大意为：宦官之害经过汉、唐、宋，基本都差不多。但到了明朝达到极至。虽然汉、唐、宋三朝中也有干预政治的宦官，但没有宦官主导的政治。明朝现今，宰相以及六部，都必须听从宦官的口传和票拟，税收先供内库而后才是国库，司法审判先经东厂，然后才给衙门。其他也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