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东晓，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文史工作者。曾任原《看历史》主笔。现为“我的历史图书馆”总监。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郑碧贤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时，还不到10岁，1950年，曾经任过重庆大学代校长、三台县长、自贡市长、四川省水利局长的郑献徵，在看守所含冤自杀未遂。他被人从成都抬回老家荣昌，奔波一生的父亲终于陪女儿过了三个月，这是父女俩人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

再一次见到父亲，是56年之后。这一次，她看到的是父亲的照片。大哥和大嫂在1950年父亲被抄过的家中，把一切能烧的都烧了，实在不忍再烧的十张照片，以及一个蓝色猪皮封面带锁的日记本偷偷地窖在了地下，到了1980年代，带往美国保存。

56年过去，这个日记本每一页上洒金的边缘，还在闪光。但一把紧锁日记的铁锁已经锈蚀，被封锁的文字读起来难如天书。

大哥在去世前留下话来，把父亲的日记带回国内交三哥保存。郑碧贤特意从巴黎飞回北京，见到了年近80、专程回来送日记的大嫂。

大嫂是家里对父亲了解比较多的人，她在1940年代于重庆大学求学时，认识了郑碧贤的大哥。而她自己的亲哥哥，是郑献徵早年的学生，毕业以后又跟随郑献徵工作。所以，郑家与大嫂家可说是师生加亲戚。想了解亲生父亲，首先要和已分别30多年的大嫂长谈。

在这夜的长谈中，郑碧贤第一次听说，父亲郑献徵在四川省三台县当县长时，为当地修了一条堰，当地感念他，为这一水利工程取名郑泽堰。

她当即决定：到三台去。

如此果断，是因为她太想了解自己的父亲。对父亲的丁点模糊记忆还停留在10岁之前，她能在深厚的历史中挖掘出那么多人，却无法还原自己的父亲？

郑碧贤在法国的剧作和文学、历史写作中，采访过各种人，刚刚完成的《<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中，她的主人公汉学家铎尔孟和学生李治华，用27年时间，完成了包括诗词歌赋在内的全本《红楼梦》。她用了3年多时间，到修道院、乡间古堡找到隐居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见证人，对多位古稀老人、世纪老人进行了衔接百年文化史的采访。他们在郑碧贤的说服下，打破了几十年的沉默，将自己身处的时代和那个遥远世界，告诉后世。

铎尔孟生于1881年，追寻远久的历史人物，在郑碧贤身上好像形成了惯性，她决定去了解父亲。

发现父亲日记

见大嫂三天郑碧贤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北京，赶到湖南三哥家中。她要看父亲的日记，这本日记在主人离世47多年后，一直无人启封。先是窖藏在地下，文革过后见了天日，又因大哥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研究，到美国后，健康状况又一直不好，也没有精力看它了。

日记意味着什么？父亲远去，他曾有过怎样的生活、工作和内心世界？他是怎样一个人？

郑碧贤将日记带回法国仔细研究，在巴黎安静的家中，宽大的办公台上，摆着已被放大6倍复印下来的全部日记，那些蝇头小楷般的钢笔字又是繁体，太难认了，而且行文是半文半白。郑碧贤戴上眼镜拿了放大镜还无法分解那些复杂的笔划，虽然140多页A4纸以放大6倍的字体解决了看清的问题，但能否看懂，还得靠自己想办法。

郑碧贤就用了她认为最笨的办法，用汉王笔一字一字地抄下来，13万字抄了两个月。再先后行文相互对照，一个一个地认出、猜出、前后语境对比父亲写的是什么，父亲那些令女儿感到神秘的经历。

在日记中，郑碧贤找到了父亲是哪年出生的，一些大事记类的内容，以及对亡妻的痛悼，日记中记了他回到家乡看到妻子的坟，那些不能承受的爱情之重——不幸的年月，使一家人如此隔膜，女儿在父亲离世后40多年，才得以看到父亲的内心世界。他并不想当官，他也并不喜欢国民党最后的政权，他想做的是，一个多党制下的议员或记者。一个写提案的或者做舆论监督的人。

但他最后收下的，却是卢作孚在分手前交给他的一瓶安眠药——这是左大夫交给卢作孚以备不时之需的。郑献徵收下药后，在军管会无端关押下，于看守所内尽呑。这才有了他被救后父女长达三个月的相伴。

到三台寻找父亲

在日记中，郑碧贤看到了大嫂提到的三台县郑泽堰，以及父亲在两年半后离任时的百里相送。1940年5月5日早上8点，郑献徵本想带着家眷悄悄地离开三台县，“三台父老昆弟以亘古罕有之大典送余启程”、在出县界时，百姓代表送来一把千缀百纳的万民伞，郑碧贤说“余诚何功何德而能当此旷代罕见之盛典”，他一直以自己只修了堰没能把防洪闸也修起来为心病。“欢送人员结队长达数里，最后复摄一影”，这就是大嫂说的他们在1950年从被抄的家中发现的那张遍山遍野站满了送行群众的照片。大嫂说，千般不忍，还是点了火，看着那张照片卷成灰才放心。

父亲做了什么老百姓这么爱他？郑碧贤很好奇，她说自己在此时，还没有更高的境界和使命感。以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三台所见促使她所为。

2006年秋天，在给中国驻法使馆打了电话表示要回四川、到父亲工作过的重庆大学、三台县看看后，参赞问她，有没有什么要帮助的？郑碧贤说，我就是想看看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寻找一下父亲的历史。

2006年11月初，成都外事办告诉郑碧贤，三台县要派车来接她。在去三台的路上，大家都在谈堰，从1953年起，郑泽堰已改叫永和堰，老辈人还是称它为郑泽堰。郑碧贤本来到三台来就打算做一件事，去看堰。

先去永和堰的进水口，看到涪江水波澜壮阔地流过，郑碧贤大声喊出：多么漂亮的河水。对于什么叫堰，她还一无所知。水管所退休老所长李永双一大早从绵阳赶来等在堰口，车上下来一群与堰毫无关系的人，他们吃这个堰浇灌的米长大，却几乎从未来过这里。

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在涪江水通过小闸门的地方，合影留念。然后就要拉回县城摆宴，快快乐乐地结束对郑碧贤一天的安排。导演出身的郑碧贤敏锐地从李永双急切的表情中感觉他想说什么。就对县领导说，李所长和我一起走吧。

郑碧贤认识李永双，就像郑献徵在70年前的那个早晨认识了霍新吾。李永双告诉郑碧贤，郑献徵为修堰卖了老家的地产，拿出4万银元补上了政府拨款的不足。修堰之事，郑碧贤在日记上看到了，但是卖地捐银元的事，日记上并未提及，李永双父子却还记得。

这天晚上，宴席散去，郑碧贤打开了一沓三台县档案馆送来的《郑献徵先生在三台期间档案史料摘要（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五日）》，这是档案局用了三天时间加班整出来的，他们没有查出这个国民党县长的恶行——这决定了对郑碧贤的接待规格。

郑碧贤看到了日记中提到、但没有详记的部分，仿佛看到1938年元旦凌晨的灯光，照在父亲清癯的面颊上，他一夜没睡，写了十一篇《新三台建设大纲》。苍劲的墨迹像是他那一刻下定的决心：胜利以后重建新三台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兴修水利、生产、办学、治安保卫、防止贪腐。既有发展生产长期抗战的充分准备，更对重建新城充满信念。郑碧贤感动自己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识父亲，最震撼她的是，“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你还能算数字？”大轰炸时，父亲正在办公桌前写他的新年规划，在规划中，他算出渠成水到后，每亩苞米增产多少、收入多少，养蚕收入多少，有了经济收入，办完小、办女中(1938年还接纳了流亡中的东北大学)，此时，国军正在节节败退。父亲离任三台时，留给三台的一句话是：加修防洪闸。

从修堰开始重整经济

重整经济的基础就是把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县民陈所沦开始，一修再修都没修成的烂尾工程，重新修起来，并且一定要建成。他没有重来的机会，每年春灌日期就像倒计时。

陈所沦之子陈文韬继父志，从嘉庆十五年（1810年）起又修了十年，却只灌溉了三年，又毁。再修起，已是82年过去，光绪二十九年（1905年）大旱，这次修了三年，终因地质复杂，地形险要而放弃，连皇款也没还上。

聊以解大地之渴的，是上游修于乾隆年间的永成堰。下游，涪江东岸里程、争胜、新德三乡仍然常年无水。上下游之间为抢水而发生的地域性的血战持续了176年。

历史竟是这样的巧合，父亲二人初到三台时，遇到的都是对水的企盼。1937年10月，郑献徵上任前，三台县已派了乡民代表到成都去见郑献徵，他们说不出太多的话来，只会说我们没有水，人都饿死了怎么打日本人？话没说完泣不成声。

郑献徵带着四名随他一同调到三台的工作人员赴任的路上，祈雨的灾民、逃荒的难民、对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大地上的官家车辆的诅咒，还有连诅咒声也发不出的饥殍。前任县长没有交接已逃离这个苦海，办公桌上散落的公文中满纸都是对水的呼声。

郑献徵在日记中写到：“赋税太重、衣食不足、征役繁苛、盗匪抢劫、贪官污吏之剥削、诉讼上之困难。天灾则逃荒或靠邻县进高价黄谷以罐熬米汤维持”。

第二天一早，郑献徵叫人拉来5、6匹马，要去看旱情，一个中年人过来拦住了去路。郑献徵以为他是来告状的。说，我得先去看旱情，你的事回头再说。

岂料来人抖出一卷《三台县全图》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拦路者是原二十九军测量局局长霍新吾。二十九军撤出后，文职人员留在了家乡，用军队抛弃的仪器，为故乡画了第一张地图。每一任县长都上他抱过治水幻想，郑献徵来三台之前，他到成都打听过，郑献徵曾任过建设厅主任秘书长，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在北京法政大学的同窗，代过重庆大学校长，郑献徵、何北衡、刘湘五四时，还在北京组织了“诚学会”。省里的这些关系，也许能在三台县派上用场。

霍新吾带着郑献徵看了灾情、地势、几次前功尽弃的工程，又向他讲了自己多年的研究和计划。郑献徵一把拉住霍新吾“咱们今晚就写报告”。

建设厅厅长何北衡没想到，同窗赴三台不满一周，就传来了急件。他以为出了大事，不料打开的，是水灾报告和霍新吾详尽的测绘报告。

中国的不幸中，竟然蕴藏了三台的大幸，抗战期间，都随黄委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的水利专家都迁到了四川。这些在抗战曝发后回来报效祖国的水利专家中包括当时26岁的黄万里。

10月30日，郑献徵上任三台才14天，四川省水利局就派出局长邵从燊带队沿涪江察，勘察渠线。这一行人是自乾隆二十六年以来第一批正真的水利专家，留学博士曹瑞芝、万树芬工程师和王洪遇总监，三台人在到处在传，这些人不仅是郑县长的朋友，早年还有些上下级关系。慢慢地，修堰的事就传开了。

而何北衡组织成立“四川省农田水利货款委员会”，三台修堰的工程成为第一个贷款项目。

当郑碧贤在三台县见到父亲的“老战友”霍新吾的儿子霍连科时，他已是93岁的老人，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工地上的情景，只是，他在走近郑碧贤时，扭头环视了一下周遭，才小声地开始交谈。这个“出身”不好的老人，只要被问起1949年以前的事，就回到数十年前的阶级斗争留下的恐惧之中。

“三台县桃李太三坝灌溉工程处”(桃、李、太指代下游地区)成立了，郑献徵兼渠堰管理处处长，霍新吾副处长。郑献徵将自己的做事原则写出来，要求下属一律做到：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事上，不要有剩余精力；要做为广大人群谋福利之事；要精诚无间；要做得有方法，更要做得有兴趣；时时将精神提起来，一涉委靡便成堕落。这样的县长，三台政府人员从来未见过，由这样的县长来修水利更是闻所未闻。

还有一项新鲜事，是郑献徵每天结算工钱，谷子或现金，从不拖到明天。每天收工前，谷子或钱被人用滑竿抬到工地上，谁的工钱，用石头一压，谁收工时来拿就是。14个月、近两2万名民工，没发生过一次差错。

黄万里加入郑献徵的“团队”

郑献徵1937年10月16日赴任，1938年元旦，他主持考察申请的修堰工程开工了。

黄万里主动请缨来到三台，他和郑献徵是几个月前认识的。危难中回国的黄万里到四川省水利局当工程师，上任第一天接待他的就是建设厅秘书长郑献徵。

争胜坝霍家大院成了堰渠中转站，每天十几到几十人在这里吃饭，开会，路过。黄万里曾把夫人丁玉隽安置在霍家。

两手相握处郑献徵问黄万里，知道你这么做，对三台意味着什么吗？黄万里不知道。“是信心”，郑献徵对这位一回国就被任命为“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的年青人说。郑献徵说的信心，不是客套，虽然只共事了几个月，他已看到黄万里的作为，步行三千多公里，六次勘测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他的头脑就是一部水文地貌数据库。

尽管霍新吾的测量和计划已非常周详，黄万里还是亲自考察了一遍地质地貌，几天走完三上下游150多公里，不仅心中凿山、劈崖、飞架渡槽绘出蓝图，还把夫人从舒适的霍家大院接到工地的草棚里。

2007年4月，走到高50多米(约20层楼高)的高家桥下时，郑碧贤震惊了。这是一道宽3米、长150多米的石拱渡糟，横跨在两山之间。渡糟中间是一米宽的水渠，水渠两边是各一米宽的人行道。深涧两边的山民来回走动，可以免于上山下山的绕道，又有直接引到家门的渠水。渠水还通过渡糟可以用最短的距离在山谷间平行输送。这座桥今天仍在使用，1998年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建在沼泽地里的这座飞渡糟都岿然不动。

身为工程总顾问的黄万里在解决沼泽地上建渡糟的难题时，也非常头痛，农民告诉他，当地的青冈木见水就硬百年后变成乌木，是非常结实的木材。黄万里用3万多棵青冈木做底桩，用砂子、石灰、碎麻和糯米组成四合土终于把桥架起来，巍峨地挺立到今天。三台县为这座桥取名万里桥，黄炎培不同意，认为儿子太年轻，不配享有百姓如此敬意，还把刚刚出生在工地的孙女取名“黄无满”。

黄万里是第一个报名“桃李太三坝灌溉工程”的外地人。随之而来的，既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又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们有的是慕名而来，有的是旧友加盟。留法学者刁泰乾为重庆大学设计的工学院楼，就是郑献徵任代校长时建成的。

在三台任职，郑献徵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工地上正修着水利，日本飞机就来轰炸了。轰炸结束，继续修。 十一架迎战的飞机连个藏身之处都没有。

刁泰乾的神工鬼斧在今天看来，还令人惊叹。

他在刘营镇的山脚下设计了十一个“藏机洞”，用大青石砌内墙，每个山洞外都有一条飞机跑道。为了隐秘，无起降时，山前是闪光的绕山渠水；起降时，上游的闸门一关，水落石出，跑道便可使用。

访问各段老百姓时，当年参加过修堰的，已是耄耋老人，他们听说来人是郑县长的女儿，就向她讲起当年郑县长和他们一样脚穿草鞋在工地上的情景。修堰也要经历拆迁这一环节，郑县长拆左大人祖坟老林的事，还传下了各种版本的智斗故事。

霍新吾的压力同样巨大，指挥挖一个双向对挖工程时，民工根本不相信，两边动工中间能对齐开通？霍新吾立下军令状，对挖挖不通，就枪毙他，你们不杀我，我自杀给你们看。这种保证下，农民开始两边同时开挖。穿山甲工程挖通后，霍新吾还在想，虽然相信工程师精确的计算，但他心里确实没底。

这样一支团队，带领近2万人以工代赈，在没有现代化机械的情况下，全靠人力14个月修建成46.5公里的堰，没影响1939年3月26日的春灌时间。

从1938年元旦到1939年3月26日完工，三台人战火中兴修水利，由灾区变成后方粮仓、抗日模范县，轰了政坛。

46.5公里长如网状履盖整个灌区

作者：杨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