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奸莫辨:任职"伪北大"的"周作人"们皆是汉奸吗?

作者|叶亮，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全国青少年历史记录大赛执行主管。个人研究兴趣为口述史、民国社会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者按：北平沦陷后，日伪政权倡言“北大复校”，由伪临时政府教育部直接负责，设置了“文、理、法、工、农、医”6个学院，基本上是将原来的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拼凑而成。

“伪北大”的教职员工约有数百人，除去职员，教员也至少在百人以上。其中大部分为中国教员。那这些教员加入伪北大的动机何在呢？难道真如傅斯年后来所说，都是甘心忤逆，愿为汉奸么？

这些教员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属于当时北京各大高校一起组织的“校产保管委员会”。这些教员一般被我们成为“留平教授”。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北京没有南迁的教授。广义上他们也可以属于“留平教授”的范畴。根据杨涛的研究成果 ，当时在北平的留平教授主要有如下诸人：

抗战时期主要留平教授一览表（北大+清华）

在这些“留平教授”中，标记有“维持费”的，是清华、北大校方承认，记录在案的“留平教授”。这些人也肩负着尽力保护学校财产不受损失的职责。这类教授中，北大四人，清华七人。他们能从校方拿到一笔“维持费”。除了这些教授外，还有包括缪金源、容庚在内的三十余名教授“南方无处可归，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 此外，在其他公立学校，除此之外，还有包括钱玄同、俞平伯、陈垣在内的许多不同院校的教授们因为身体状况、家庭处境等多种原因无奈滞留北平。

这些滞留在北平的教授，尽管部分人拥有校方所发的“维持费”，但是大部分教授还是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即使是拥有“维持费”的教授，这点钱对于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仍然捉襟见肘，再加上战争时期物价飞涨，很多教授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周作人都曾自称考虑“卖文为生”，而容庚在战后对傅斯年的公开信中更是提到了这种情况：“教授最高之月棒，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变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 沈启无在文革时期的自述中曾经回忆道：“1937年，北京沦陷，最初女子文理学院还每月发两三成薪水，后来文史系主任李季谷私下携款溜走，把大批教师抛下不管。我只能在贝满女中教书维持生计。” 因此，大部分中方教授进入“伪北大”着实是为生存所迫。在当时的北平，除了仅剩的几所教会学校，就只有到伪政府控制的“国立大学”任教。因此，“伪北大”也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除了生活所迫，也有一部分教授是为了保护北大的校产而加入北大的。周作人加入“伪北大”其实客观上有这方面的原因。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嘱咐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 而在抗战后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作人的审问中，就有证词对周的这方面贡献予以肯定：“为具呈证明周作人在伪政府任职期内，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 而在另一份证词中，则非常具体的阐述了周作人对保护北大校产所做的贡献：

（一）周氏在伪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内。保存旧北大图书馆中西书籍四十六万余册，并保存其他院校图书(例如由敌兵营中救出清华大学图书十五万余册，与代北平研究院保存图书五千余册等) 及添购大量善本书籍，综计共三十三万余册，有案可稽，可向复原后之北大图书馆调查。

（二）周氏长伪北大文学院任内......并整理北大文史、研究所档案，增减院舍一所，添购图书五万六千三百余册。

（三）周氏在伪华北教育总署任内......周氏又恢复北平图书馆，得免与其左邻之静生生物调查所沦为敌兵占据，该馆图书始得安然至今。并由地兵营中抢救清华大学藏书十五万余册，运送伪北大图书馆保存，亦为其重要工作之一。周氏在综合调查所任内时，维护私立燕京大学校产、图书不遗余力。

而在解放后，周作人给周恩来的信中也说道：“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义收回，保存人与物的原状，后来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如此办法。”

另一位后来进入“伪北大”的重要任务钱稻孙，从客观上来说也对保护北大和清华的校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钱稻孙在伪北大主要主持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后来还成为了第一任“伪北大”的校长。在这期间，钱稻孙“他主持整理原北大出版组旧存书籍，接收李氏木犀轩藏书，整理理学院原学生旧存图书，接收整理清华图书馆藏书等。” 对于清华大学运至北大的藏书，钱稻孙专门进行了整理：“其整理手续，系先按门类依次排架，然后再行各按所需，从中挑选，只以年来书库内无人清理，且他处书籍之移入书库者，率皆随意业置地上，因之书库内，颇形凌乱，而窗破之处，亦所在多有，以致尘土积封，蛛丝牵挂，故整理上，亦煞费手续。” 而后来在日伪失败之后，这些图书也得以保存。前北大图书馆的研究馆员吴晞先生有着这样的评价：“沦陷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后，在整顿图书馆工作、维持馆藏图书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尽管它是日伪政权下的一个机构，后人也常常冠之以‘伪’字，但如果没有它的存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和设备在沦陷后必将会被劫夺殆尽，蒙受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此外，一些客观原因也导致一些教授无法及时南撤，从而最后进入伪北大任职。例如家庭原因、财产原因等。并不能指责这些教授没有骨气，而是实在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容庚在给胡适的信中曾经说明过自己为何没有南迁而选择了进入伪北大：“庚亦自念吾国百年积弱，庶几奋发为雄乎! 燕大复校于成都，同人多西去，八妹媛亦从之而西。而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 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绌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强，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

由此可见，“伪北大”的中国教员中，有甘心附逆者，但大多数教员为生活所迫，到伪校教书属于无奈之举。而他们也基本都对抗战胜利有着强烈的信心。容庚在1945年11月7日《北平日报》上发表的《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上说：“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之胜利属于我者，余之责也。” 而他最后却被傅斯年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 从而被逐出北大被迫在岭南大学终老一生。

在查询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还找到了另一位和容庚等留平教授经历相似的教授，最后命运却大相径庭，的确有些引人思考。香港沦陷后，学人陈君葆留守香港，曾为日本所占冯平山图书馆的雇员，在日本军官肥田木等监督之下，负责史籍整理与搜集工作。 他的目的其实是保护冯平山图书馆所藏的珍本古籍。他在日记中说道：“冯平山图书馆的事本来我可以置之不理的，但为着中央图书馆的一批书，为着顾全别人，我竟动于一义字而不顾一切了。” 他在香港期间，也曾亦保护陈寅恪等著名学人安全离港，投奔大后方。“战后，先生因追讨书籍、保护校产之功，获英国皇室颁发O.B.E.勋衔。” 他的友人李幼成称赞他：“不有留者，谁守社稷，若斯使命，卒底完成，责任之重,磨折之深，应付之苦，境况之危，可从想见。” 他也因此被称为民族英雄和爱国人士。

仔细比较陈君葆和容庚、周作人等，不难发现，如果说在“伪校”出任“伪职”，双方皆有之；且都为保存中国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双方的命运月大相径庭，一个被誉为“爱国人士”，另一方则被斥为“无耻汉奸”，被赶出大学甚至送上法庭。在同是沦陷区的北平和香港，却存在着判若两端的评价标准。对于这些“伪教授”，能否一概的以“汉奸”论之，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