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的北上广，一片空旷。当所有的杂乱和喧闹都消失后，反而感觉缺少了什么，去年做上海印象城大数据项目时，看着嘉定人口导入的各类数据，不禁感慨上海这座城市的扩容速度。如去年城市数据团的文章说，一线城市如同一抽台水机，把各类资源和人才都抓了进来。但筛选的工作就无情地留给了城市的管理者。
2015年底就全球城市发展，曾在伦敦举办了五场全球辩论(Global Debates)，其中涵盖的五个核心议题都非常有趣：
· 直面气候变化：城市会是解决办法吗？(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 can cities be the solution?)
· 引导城市增长：规划与建筑能胜任吗？(Steering Urban Growth: c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manage?)
· 公平的政治学：谁拥有城市？(ThePolitics of Equity: who owns the city?)
· 城市基础设施设计:为今天还是明天而投资？(DesigningUrban Infrastructure: investing for now or tomorrow?)
· 包容的叙述：城市有利于人类共同生活吗？(Narratives of Inclusion: can cities help us live together?)
其中最后一场辩论“包容的叙述：城市有利于人类共同生活吗？”，城市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与苏克图·梅赫塔提出“当代城市身份、扎根和认同”的问题，讨论今天城市建设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何在规模巨大之前所未有，并且高度流动的聚居人群（如伦敦、上海）中形成社区？即便我们不能建造完全包容的城市，但至少不会排斥特定群体？在21世纪城市里，可能有一千万、两千万甚至六千万人比邻而居，如何才能更好地生活在一起？
被拆除前的上海永康路繁华社区一景
纽约的康尼岛是一座欢乐之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色各样且互不相识的人们在狂欢：身着皮衣的时尚达人、戴头巾的孟加拉妇女、穿比基尼的俄国辣妹。在这里你未必能参加沙滩上的每一个派对，但总有一个是你可以参加的。这正是康尼岛的成功之处：不是包容所有人，而是不排斥任何人。
如纽约、里约热内卢、孟买等城市发展欣欣向荣，但在这种发展中得益的到底是谁呢？要构建一座公平的城市，我们就必须审视这个过程中到底哪些人被包容而哪些人被排斥，就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不从法律上排斥任何人、不从对话中排斥任何人、不从庆祝中排斥任何人。
城市排斥的成本很高：可能引起政治巨变、大规模抗议，还可能是街头犯罪，并且这些犯罪的受害者往往是被排斥的人群、新移民或女性等。2012年德里发生的巴士轮奸案以及之后孟买轮奸案的施暴者都来自贫民窟。他们被排斥在印度崛起之光之外，于是转向更弱势的人施加暴行。
城市排斥的最主要的形式是住房，因为它决定了“谁能住在城市里”。如今的下曼哈顿区，那片原本充满出租房、艺术家阁楼和服装厂的地方，已被拆毁，取而代之是昂贵的共管公寓：成为城市贫富差距的最前沿：“12个私人设计住宅，售价3百万美元起”。原本数千人工作的地方，将只有12户人家——甚至这些人也不常住，因为业主往往在世界各地有多处住房，同一时间没有几户人家的灯亮起。
东京俯瞰
有人认为城市房价越来越高是一种进步的标志，是一种“良性问题”。一座犯罪率低、地铁准时、具有世界级文化、充满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城市是成功的吗？是的，但这也意味着，居住于此的成本也是难以负担的。作为新移民而被排斥是一回事，作为老居民因为租金飞涨而被排斥则是另一回事。
不仅穷人被排斥，由于私人教育费用高昂，有几个孩子的家庭也被排斥。在旧金山与柏林，许多家庭都带着孩子离开城市，以寻求更好的居住环境与教育。2000-2010年间，美国城市14岁以下儿童减少了近50万，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尤为严重。
一、不从法律上排斥任何人
伟大的城市因为包容一定的非合法性(illegality)而繁荣。但现在的法律法规经常遭到权贵阶级的操纵或蔑视，例如孟买正在发生大规模圈地运动，穷人总处于一种法律上没有保障的状态中。如今购物中心的市集蔚然成风，这既是商业地产人的突破创新，同时也说明了，我们传统的市集的匮乏。很多小摊贩摆卖虽然有非合法性，但某种程度也丰富了都市的生活。
多伦多的圣劳伦斯市集
另一个例子是纽约的非法地下室公寓，目前纽约大约有10-20万的非法地下室公寓，近50万纽约客居于此。其中有些缺乏采光与通风，有些则条件尚可。
纽约有很多随意甚至荒唐的住房法则：当建筑一半处于地面上时，被认定为“地下室”（basement），可以出租；当建筑一半处于地面下是，则被认定为“地窖”（cellar），不能出租。违反的房东可能会被罚款15000美元或者判刑坐一年牢。而住房支持者认为其中至少一半是适宜居住的，应当合法化。
纽约州规定当住房空置率小于5%时，称为“住房危机”（Housing emergency）。目前曼哈顿的住房空置率仅为1%。一半的纽约客三分之一收入用于租房，三分之一的人则要用去一半收入租房。人们显然需要更多更便宜的居住选择，将非法的地下室合法化显然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没几个政治家胆敢涉及这个问题，而我们小产权房可能面临类似的境遇。
二、不从对话中排斥任何人
当前关于城市主义的对话充斥着术语，加强了专业行会的障碍。规划师之间的辩论就像建筑与建筑的对话，人们无法听懂优秀的规划师所说之言。大学也缺乏城市规划系与新闻系的联合培养课程。没有几个作家或记者真正理解城市的运作，如果他们不懂得如何把规划写成浅显易懂的故事，那么他们只会用八卦来吸引读者。
假如哲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使用难以理解的术语，就算阻碍了大众对于其领域的认知，但并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城市规划者也如此，则美好梦想可能成为梦魇，因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时刻不离城市。因此，应当让大众知道城市规划者所讲的是什么。规划者走出象牙塔，走进公共领域非常关键，让公众知情，激发公众参与规划。
讲故事时，词汇的选择很重要。城市有一个恐怖的词叫“贫民窟（slum）”。这个词承载着过多涵义。在孟买，“贫民窟”有另外一个名字：“伯斯蒂（basti）”——临时落脚的社区。伯斯蒂是“孟买精神”的精髓，在这座城市遭受洪灾、暴动、袭击时，伯斯蒂一次又一次拯救了这座城市。
三、不从庆祝中排斥任何人
正如文化，民族多元性具有无形的价值，难以用经济指标量化测量。缺乏民族多元性的城市，或者依赖单一工业的城市往往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例如底特律、巴尔的摩等。而积极鼓励移民的城市，例如纽约，却比以前变得更好。民族多元有利于振兴老工业城市，使市中心再度繁荣。
郊区的生活很无聊，法律与规则所限定的程序化生活让人凋零。城市生活则充满刺激和不确定性，这让我们成为更有趣的人。
金融杂志为外派的银行家制作的世界“最宜居城市”排名像是一个笑话。堪培拉、日内瓦、卡尔加里都是美丽但乏味的城市。它们在榜单上排名靠前，因为它们对移民、穷人和混乱清理得很好。但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应当有能力“燃起激情（Stir it up）”。
不要把任何人排除在激动骄傲的城市庆祝之外。而要做到这一点，这场庆祝应当像康尼岛一样：开放的、可支付的以及可达的。
纽约的St Partick节日游行
如同我们在上海和北京看到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移民选择在这里过春节。一方面，在大都市，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的差异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在小村镇，原住民与外出移民的差异却不断拉大，回去也会感受更多陌生感和不适应。也许“燃起激情”本身夹杂了各种混乱和矛盾，但从人类历史大趋势来说，这种激情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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