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之道》属于一本评传类型的书籍，与其他传记略有不同的是，评传不仅是对个人人生经历的梳理与记述，更重要的是作者从某一视角将自己的评价、理解也著入书中。一般传记或自传以“叙”为主，评传则是“夹叙夹议”。在本书中，作者引经据典，用老子、庄子等道家代表人物的经典之作，如《易经》、《道德经》、《文子》、《庄子》等贯穿全书，作为自己论断荣格最终是道家信奉者的依据。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前弗洛伊德与弗洛伊德时期、后弗洛伊德时期。可以看出，作者是以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作为重要节点来梳理荣格的心理发展历程的，说明弗洛伊德在荣格的人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对荣格的影响也十分大。作者还以繁体篆体的“危、机”（“危、机”）两字来概括两大部分内容，全书共计六章，前三章为“危”，后三章为“机”，作者还将繁体篆体字各拆分为三部分，以说文解字的方式，用每一部分概括每一章的寓意，例如“危”字中的“厂”对应第二章内容，作者将其解释为“悬崖”的含义，寓意着荣格的人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危机。
上篇文章讲述了荣格前半生的生平，从第四章起拉起了荣格一生下半场的序幕。
第四章介绍了荣格从1913年至1923年的主要经历。与弗洛伊德决裂后的荣格一度患上深度抑郁，陷入集体无意识深渊，他自已阐述道“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外，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已经踏进了黑暗。”1913年12月18日的一场梦象征着荣格身上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自我谋杀，即荣格虚假自我（第一人格）的死亡，但同时也意味着荣格真实自我（第二人格）的再生与涅槃，这时候自性或曰“道”，成为他真实的主人。在转变的过程中，作者将荣格梦境中的腓力门视为其道家圣贤，象征着荣格的第二人格，荣格自己曾说过“腓力门是个异教徒，他带来了一种伴有诺斯替教 色调的古埃及—希腊风格的气氛”。另外，在再生的历程中，荣格的阿尼玛 也历经了演变，他将心中的阿尼玛投射到了两位女患者身上。1916年，荣格出版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此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对立与统一的表达方法，与《道德经》类似，作者认为该书是“对荣格虚假自我象征性死亡的纪念，同时为他建立在真正自我基础上的新生活提供模板”。荣格通过绘制曼陀罗画来感觉自己的心理状态，也赋予了他修改《心理类型学》 的灵感，提出了“内倾与外倾、直觉与感觉、思维与情感”分类概念，1921年出版此书，也寓意着荣格第二人格、真实自我的趋于完整，走向自性。1922年，荣格在苏黎世河上游河畔的波林根购置了地产，并开始亲自搭建以石头为主要原材料的“塔楼”房子，作者认为这时的他在“准备埋下自己的根，开始长出新芽”。隔年荣格的母亲去世了，荣格将塔楼的想象为“一个母性的子宫或者一个母性的形象……我似乎在石头中新生”，可理解为“母亲情结”的消解。
第五章介绍了荣格从1924年至1946年的主要经历。在母亲也去世后，荣格“通过发展其完整人格、通过‘肯定自己’来寻找意义”，1924年，荣格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村庄里结识了该村的酋长，这位酋长认为白人的“眼睛中充满了可怕的神情；似乎总在攫取着什么”、“我们认为他们全都是疯子”的观点“触及了荣格内心的脆弱之处”，同时“揭示了一种荣格完全无知的事实”。隔年秋天，荣格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旅行中感到如归故里般的感受，内心的精神力量也获得释放，这种对大自然的喜爱与亲近很合乎道家的理念。1925年，荣格在《作为心理关系的婚姻》中陈述了身为一名50岁中年男性对婚姻的态度，他认为婚姻最后会因夫妻之间的精神不和谐演变为“不堪忍受的负担”，作者认为婚姻危机实际上与“内在婚姻” 有关，一个人需要爱他自身，然后继续爱配偶。与理查德·威廉的相识让荣格亲眼目睹了“活生生的中国的智慧”，影响了荣格在1927年画出了两幅极具中国风格的曼陀罗，同年，他还评论了《太乙金华密旨》。1928年，与威廉合著的《金花的秘密》出版了，这是一本研究道家炼金术的典籍，荣格强调它是一本具有治疗功效的有关生命的中国之书；同年，他还出版了《现代人的精神问题》。1933年，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荣格接任了国际心理治疗医学总会主席一职，开始踏上了一条与纳粹有染的背“道”弯路，支持反犹太立场。作者认为一直持续到1939年，荣格“表现出前所未有却又符合人性的对权力与阴影的依赖”。很可能由于对这段经历心怀内疚，在晚年时期，荣格在同他人的书信中坦诚自己就像分裂的浮士德，既有哲学家的一面，也有黑暗、邪恶的一面。1935年，时值60岁的荣格写了《西藏生死书》的心理学评论，作者认为这暗示他重回东方，这本书被荣格视为“不变的伴侣”，关系到他的再生。在1936年至1938年期间，荣格深入探讨了关于阿尼玛的女性主题，相继出版了《炼金术中的宗教思想》和《母亲原型的心理分析》。在1938年的印度之旅中，与佛教有关的体验激发了荣格对邪恶心理的重新审视，他还认为“禅宗是玄思的印度教与践行的中国道教和儒教糅合的产物”。作者认为禅宗的本质是除了存在以外一无所有，建立在强调“个人体验”基础上的佛教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十分接近。1944年，荣格经历了一次真正的、生理上的濒死体验，作者认为这次心脏病也是“灵魂/精神的攻击”，与其对纳粹主义的认识有关。一年之后，在《大难之后》中荣格几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946年，荣格还经受了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他自认为这与未彻底解决“神秘结合”的神秘问题有关系。
第六章介绍了荣格从1947年至1961年的主要经历。1947年，荣格退隐于波林根，过上了避离世俗的生活，恢复了天真、谦逊、单纯的孩童状态，可谓之“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作者视其为道家真人。1948年，荣格在年会上做了“关于自性”的报告，是对自身生活历程的阐述；同年退休。1950年，荣格在为英文版的《易经》作序时启发了他称之为“共时性” 的研究。在序言中，荣格身为一位学习理科出身的、惯于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问题的学者，却坦诚道“在古老的中国思维方式中，包含着超越我们意识的存在”。1952年，出版了《回答约伯》和《共时性》两本书，前一本书中荣格由于表达了上帝兼具善与恶两面性的观点，导致他被天主教团体视为异端和诺斯替分子。非常有意思的是，共时性理论多少受到了爱因斯坦的启发，荣格曾问过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否可以应用到心灵层面，后者给予了肯定回答。1953年，荣格非常倚重的助手兼情人——托尼·沃尔夫因心脏病去世，对荣格打击很大，在纪念托尼的石碑上他用中文刻上：“托尼，莲花，修女，神秘。”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位主要的外在阿尼玛，但也促进了荣格深入到自己内在的阿尼玛，进而促成《神秘结合》 于1954年完成，作者认为正是托尼·沃尔夫的去世才使得他能够完成此书，作者还认为完成此书后的荣格更接近于一位道家，因为荣格将“神秘结合”阐述为“实际上仅仅是回归宇宙的原始状态，以及潜意识世界的神性所在……它是西方的理论，但是与传统中国哲学的最基本原则，也即阴阳在道中的结合与统一，是一致的”。这一观点应当是《荣格之道》这本书中最核心的论点。1955年，荣格的妻子艾玛也去世了，另一位最重要的外在阿尼玛也离他而去，使他痛不欲生，陷入极度抑郁，荣格的儿子找来石头帮助父亲自我疗愈，荣格在一块纪念爱玛的石头上，用中文刻上“你是我房屋的基石”，可见妻子在其心中的重要程度。而后荣格最后一次补建了波林根的塔楼，他感到自己从石头中获得了新生，同时他领悟到在不同时期建筑的塔楼部分最终完美的构筑在一起正象征着一种心理整合。此后，一直到在荣格去世前的五年半时间里，荣格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当属他的自传《回忆、梦与思考》，他将这段时间的创造性归因于妻子艾玛的去世，使他转变与实现了自己，完全整合了自性之“道”。在本章最后一节内容中，作者陈述了一些重要观点。第一，在荣格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不再认同原型的任何一极：不管是积极（意义）或是消极（无意义），而是同时接受两张可能。第二，荣格自传的结束语援引了老子的“众人皆清，为我独懵”，作者认为他是把古老的道家智者作为导师。第三，在荣格去世的前几天，他做的最后一个梦预示着他即将回归于道和自性，梦境中的石头意味着他获得了圆满，母性的容纳已为其呈现，即将进入灵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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