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第二部待播，看完第一部就知道这部剧在讲五个女孩在上海的工作、生活。

剧中的樊胜美、关雎尔和邱莹莹三个女生像大多数在上海打拼的人一样，家境平凡、或学历一般、能力也一般。住着拥挤出租屋，穿着打折衣服，为省钱在家做饭。她们也只有在大城市中努力拼搏才能站住脚跟。

樊胜美姿色姣好，游走于各个高档聚会，只想嫁个有钱人。

关雎尔大学毕业，凭借父母关系进了外企，加班、熬夜只为度过实习期成为正式员工。

邱莹莹性格直爽，单纯在上海这座大染缸里难免受伤，但最终也因为她单纯直爽而收获到新的工作；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住在另一室的安迪是华裔，高智商，能力高，做了大公司的高管，跻身于上海上层。但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开始时在人际交往方面稍有缺陷；

还有曲筱筱，她是富二代，但十分有经商头脑，也肯努力。然而骨子里依旧有恃宠而骄、不知无畏的性格，使身边的人吃了不少苦。

她们几个代表了上海几个阶层形形色色的姑娘们。

都是为了游刃有余地生活，从而活得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围城》写尽了那些年轻人的“小九九”，生活不是歌剧电影，不能永远凛然正气也不能永远偷工减料，只是为了过得舒服。

比如方鸿渐在他欧洲，四年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广但没有精熟的地方，生活懒散，博士文凭的获得也没有希望。可因为要回国受到父亲和周家的“两面夹击”，便盘算从爱尔兰人处买了一张假文凭。他心中虽有犹豫但也有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酸腐气: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虽然方鸿渐的毕业证有假，但凭当时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国人根本无法辨识真假，这是外话。

和现代上海一样，讲求“高校毕业”，文凭高或许会有机会立足上海，高校毕业证永远都是“跳板”，后来为避战火方鸿渐举家逃到上海，住进上海租界，再加上与周经理的“关系”，他便被安排方鸿渐在上海点金银行工作。再说《欢乐颂》里的关雎尔，以她不是重点大学毕业的情况不可能进上海的外企工作，但也最终凭借了“父母关系”进去。

《围城》中有两句话很有意思:“大学毕业的女人不知多少，有几个真能够自立谋生的”，“房子比职业更难找。满街是屋，可是轮不到他们住。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带壳的蜗牛，随身带着宿舍。”感叹钱钟书70多年前的未卜先知。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校毕业生人数不多，社会状况决定了他们的就业机会缺少。近几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百万，现代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形势很严峻。上海从十九世纪开始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寸土寸金，房价节节攀升。拿上海虹口区内环内某新楼盘来说，2016年2月份刚推出的352套房源销售一空，一天完成了36亿元的销售额，每套房屋的销售均价接近1000万元。

《欢乐颂》里那三个住着出租房的三个女孩，百平的出租房里挤着三个在上海打拼的女孩。邱莹莹资质平平，大学毕业几年了，在上海工作还需要家里接济。在《欢乐颂》里，女孩们选择对象的标准也要看他们是否有房有车。生活不如电视剧光鲜亮丽，上海有多少大学生像蜗牛一样，蜗居在那里讨生活。

《欢乐颂》里的樊胜美是十足的美女，穿衣打扮也十分有品味，追求时尚和品牌。由于经济实力受限，也买写“假品牌”衣服或包。钱钟书在《围城》中也有对年轻人追求服装的时尚潮流的看法。比如

“……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土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服，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

19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因为民营企业的发展，上海的经济发展迅速。战争开始后，又建立租界，西方先进文化涌向上海。钱钟书像书中的方鸿渐一样在国外留过学，也在上海生活过，对年轻人的穿着有见地，当然看不上那些小城镇姑娘小伙的打扮。也有一处关于苏文纨服饰的描写:

“苏文纨比去年更时髦了，脸也丰腴得多。旗袍掺合西式，紧俏伶俐，袍上的花纹是淡红浅绿横条子间着白条子，花得像欧洲大陆上小国的国旗。手边茶几上搁一顶阔边草帽，当然是她的，衬得柔嘉手里的小阳伞落伍了一个时代。”

30年代和4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女装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这时的旗袍造型纤长，与此时欧洲流行的女装廓形相吻合。此时旗袍已经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完全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新服式了。而阔边大草帽源自于欧洲的贵族，那么这样“潮”的苏文纨肯定甩孙柔嘉几个世纪了。书中也有钱钟书对男装的见地:

“马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獭绒西装外套，新年廉价，只卖四百元。鸿渐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留学时不敢买。譬如在伦敦，男人穿衣外套而没有私人汽车，假使不像放印子钱的犹太人或打拳黑人，人家就疑心是马戏班的演员，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只有在维也纳，穿皮衣是常事，并且有现成的皮子里卖给旅客衬在外套里。他回国后，看穿的人很多，现在更给那店窗里的陈列撩得心动。”

西装、皮衣已经占领男装的潮流，长袍、中山装在上海也很落伍吧。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等留洋学生在饮食上也倾向西方口味和习惯，再者几位都是南方人，粤、苏、闽、浙菜系本是平常，上海本是汇聚之地，菜系齐全，加上几人尝试过西方菜，也聚餐餐厅歌葡萄汁、酒、牛奶。从赵辛楣的话:

“外国人的吃胆太小，不敢冒险，不像我们中国人什么肉都敢吃。并且他们的烧菜原则是“调”，我们是“烹”，所以他们的汤菜尤其不够味道。他们的白煮鸡，烧了一滚，把汤丢了，只吃鸡肉，真是笑话”

可以看出，钱钟书对中国菜和外国菜的了解颇深，读过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竟读出了与钱先生一样的意思。但也有西餐的特点，讲究吃几分熟，吃西餐，在上海也很普遍，西餐厅也成了商界大腕们展示优雅与高品味的用餐之地。

《围城》的介绍中有一句话:《围城》如一幅栩栩如生的市井百态图，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上海市不大，可人太多，人们千姿百态，生活千般滋味。